理解在高处

知秋

王阳明，公认的四大儒家圣人之一。和孔子、孟子、朱子并驾齐驱。在思想上他们都属于儒学范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儒学思想流派。但如果细读，他们的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

孔孟之道，教你如何做官。程朱理学，教你如何成圣。如果我们整天想着孔子、孟子说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你会发现天下不归你去平，你想治国也没有那么多机会，想逐鹿中原，鹿也不够多，中原也不够大。二程、朱熹提出了理学，理学从很大程度上是修身工具，儒教就从治理工具转变为了修身工具。所以严格地划分，孔孟是儒学，程朱是理学。

到了程朱的时候，对于“为何读书”的答案并不是说要做官，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是在想“成圣”。简单地说，程朱理学讲究“道问学”，也就是说你要认认真真检点自己的行为。你要天天、月月、年年“存天理，灭人欲”，消灭自己跟天理相违背的人欲和人性，从而达到对天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程朱理学，将“修齐治平”变成了“成圣”，国家管理术变成了个人修身术。

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你的问题就是想的太多，读书太少。其实这句话早期孔子也说过，叫“思而不学则殆”，光瞎想没有用，整天胡思乱想也会出毛病，前人的智慧本来就搁在这给你用的，你都不拿来当成垫脚石去走，自己走的绝境。

这件事也发生在王阳明身上。王阳明小时候说，我就想格物致知，想一个事我就明白道理了。年岁不大的时候，他就知道程朱理学，特别是“格物致知”之学，为了实践“格物致知”， 门口有个竹子，然后他就一直看，想明白竹子的道理，结果7天7夜人格傻了、病倒了，也没格出物理。于是他悟了，不能整天瞎想，我还是要读书。从此，王守仁对程朱理学的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程朱理学的格物学说带了他们太多那个时代历史环境的限制，带了太多他们那个时代个人的想法。现代人人没有必要跟他较这个真，陷进去你或许能得到一时的快感，再过一阵之后，你都想大嘴巴抽自己，我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

自此之后，王守仁觉得朱熹的“格物致知”有扯淡的成分，我为什么要相信万物之中有所谓摸不着看不见的天理？竹子的天理，我都没“格”出来，其他的天理为何一定有呢？所以在这之后，王守仁就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

意思就是，你把自己的心看清楚了，想明白了，你就能够面对一切。你想要知道的一切都在你心里。从这个角度讲，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形成自己的儒学中的心学：援释入儒。

《传习录》适应了那个时代之后人们心里特别向往的一种东西——人人可以成圣。解放自己，成就自己这件事儿在1500年之后，几乎成为一个长久的永恒的主题。一句话总结就是按照良知，按照你的心指引你的道路去做，你就可以成圣。换句话说，从终极的角度讲，除了你自己的心，没有更好的老师了。

心动不容易，心烦也不容易，心动不见得对，心烦很有可能不对。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美好的事情，很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比如说清风明月、比如梦里想念一个人……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心中的明灯，为何就不能自己这颗心当成明灯！心即是理，我就把看我这颗心琢磨出来的东西当成天理。“守仁格竹”“格”出了一片心学的天空，人世间真是神奇！

王阳明可算得上是个神奇的人物，既可以指挥战争，又可以设帐开讲。阳明心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行合一，内外兼修。先要自己内心强大，然后开拓进取，这就是儒家的修行。修行不在于求神拜佛岁月静好，而在于身心合一锐意奋进。

这就是王阳明的核心思想之一， “知行合一，得到功成”。生活不是躲在自己内心的小世界里，而是以自己强大的内心小宇宙为基础，在大世界中实现自己。

王阳明，他一生坎坷，但在生死之间的逆境里，依然参透了人生，悟出了“每个人的圣人都是自己”这句影响世人的传世名言。他说：决定一个人高度和格局的，不是能力，不是欲望，而是内在的志向。

只是，现实中的我们总是分裂的，稍有不慎，就会把志向推向欲望的深渊，无以复加。在一个油腻的世界里，在无尽的欲望之海里，正确地对待欲望，用中庸的方式把欲望和志向分开，并巧妙融合，构建自己的体系，才是通向幸福之路的正解。

王守仁的理论出名，主要是因为他的事功。如果不是宁王谋反，不是史书要黑刘瑾，黑朱厚照，王守仁在明史上我想也不会占上几页。这点和曾国藩类似，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也到不了什么级别。两者所不同的是，王守仁比曾国藩天分高太多，也聪明太多，他的传习录就像大人哄小孩吃药一样。

个人觉得王守仁成事成功的手段和致良知没啥关系，他的心学是在贵州龙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苦到了极致所形成的安慰剂。从这个方面来说，曾国藩靠谱些，他的学说就好像学长对学弟的经验之谈，告诉我们世事艰难，少走弯路，有点志气，能挺住就是胜利。

我认为，曾国藩是成功学的鼻祖和祖师爷。他是我的骨灰级偶像，他起起落落的人生不必再说，但在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在忍辱负重的逆境里，曾国藩磨砺了风骨。

曾国藩的一生，有三次自杀经历，可以想象，但凡不是遭遇绝境，即便他是戏精本精，也不会选择表演自杀。当然撇开极端的情况，类似人间失格的太宰治，就另当别论了。但大难不死后，他顿悟：“大丈夫当死中求生，祸中求福。”这种“祸中求福”，正是指在逆境之中，不仅要能稳住，如果你是一个更猛的人，更要争取逆境绽放，祸中得福。

苏轼，诗词书画无所不通的北宋国民男神、文艺大咖，却在官场屡遭贬谪，即便如此，他依然在被贬地写下了《念奴娇》《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里，他超越了自我。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要在逆境中呼风唤雨，一面自救，一面破敌，最后力挽狂澜。

读过一本日本作家冈田武彦写的《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被日本作家那种由内而外的虔诚所感动，他几次到中国带着学生寻找走访王阳明的活动轨迹，从而也让这本书有些像布道，超越了王阳明心学的单一意义。

记得初读王阳明传记，觉得“心如明镜，物来则照”说得很好，“道理自在我心，不假外求”。外界事物与心中所想能产生共鸣，也很有道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发现，事物对人思想的影响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对具体事情的看法，从而认为唯物唯心都有一定的应用空间，就像事情的多面性，事物组成部分不需要非得分个你对他错。

青少年时期的王阳明，批判程颐、朱熹，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感悟思考，对推动时代思想有一定的发展。但终是没有完全跳出程朱理学的思维框架，从他就去人心像一面镜子，要经常去擦拭，要克制私欲等来看便可见一斑。

有人说孔子和王守仁都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我不敢苟同。王阳明谈不上立功，谈不上不朽，离不朽还差的很远。他平定的那些所谓的叛乱和太平天国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他做的那些官就像孔子做的那些官，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也谈不上立功，孔子的立功反而是能够让非贵族阶层读书。他在官场上的这些影响力，离立功差得还很远。立德、立言方面可以算。他强调了自我解放，在明代有重大的突破意义，特别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程朱理学的桎梏。

立言还算马马虎虎吧！我真没觉得他的文采有多好。但为什么能做到流传至今，因为《传习录》思想上满足了当时广大读书人希望自我解放的需求，行文上老妪能懂，相对简洁明了。我觉得孔子立德、立言两大不朽，立功也不能算，孔子没有打过仗，没有做过什么在管理上了不得的贡献。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早年的定义跟现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早期立功这个事儿非常简单。立功定义非常狭窄，立大的军功，帮助国家维持了巨大的秩序，平定了巨大的暴乱。刘邦说过“非公不侯”，说的是没有军功不封侯。到了后世，立功就产生了一些变化。立功是指通过做大事完成不朽。这种功就不只是军功了，有可能是修一条大运河；有可能是建一座长城；有可能是创造一套天文历法。

我觉得立德是要创立思想，提出新见解，思想上有突破，这才是立德。立言倒是古往今来比较统一，就是写书，写完了存下来。孔子那时候立德，君王立德，其他人都谈不上是立德。立德是要重新建立统治世系。李世民是立德，刘邦是立德，其他算不上立德。你说我是一个道德品性特别高的人之类的，跟孔子说的立德不是一回事。到了后世，立德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到了后期立德就变得相对模糊，比如说你为人师表也是立德。像曾国藩在他那个时候的官场就是官场领袖，大家把他当成楷模，认为他有德行。这点王阳明没有做到，没有人认为他是官场的楷模。

曾国藩，上学孔孟、下学王阳明。曾国藩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论功，晚清中兴之臣；论言，深得儒家精义；论德，没像袁世凯那样把持不住要坐皇帝。

理解在高处。总体来说，王阳明的心学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王阳明有他理解的独到之处，但是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平衡点。有他的革命性、解放性，对当时甚至现在一些被禁锢的人的思想有解放作用，但是没有跳出来，在高处更理性地看待自己和他人。

我深深地看到王阳明心学一个重大的缺陷——他认为只要我自我解放，看到方向，只要我高举我的心，当成明灯，我就能够战胜一切。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点“鸡血”的味道。

多数情况下你靠这 “鸡血”，以你的天赋和你的运气，很有可能做不成事。真正的天才就不需要你这样的“鸡血”、这样的解放也能做成事儿。如果说只是把自己的心当成自己的明灯，自己驱动自己也还好，但多数人在自我驱动的过程中，给周围人特别是父母、亲朋好友添了很多麻烦，也给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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