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心飞翔

时光荏苒，母亲仙逝已经六年多了。2016年的阴历二月初二母亲驾鹤西去，植树节那天与父亲合葬在了北京福田公墓，享年89岁。

母亲李家禐出身天津的名门望族，属于昆山“延古堂”李氏家族支脉、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善人”家族的第四代。外公李典臣（名宝训 1898～1984）是其祖父李春城（1826～1872）二子李士鉁（嗣香 1851-1926）的独子，大排行行十，有二子五女，男女一起排行，我母亲最小行七。

这是外公在自家的私家花园“荣园”所摄。这座园林几经战乱摧残，最终保留了下来，现在已是凤凰涅槃后的“天津人民公园”了。

1927年的阴历十一月十五日，我母亲就出生在这座楼中。这座老宅在建设路音乐厅对面，当时的门牌是杜鲁门路131号。直到1948年底结婚离开，母亲在这里住了二十一年。老宅连带附近的养和里都为外公在大家族分灶析产后所建，现在看到的建筑是近年大修过的，外表虽有变化，但建筑基本的格局还是原先模样。

老宅进门是一个门厅，然后是一个敞亮的楼梯间，左面是大客厅，右面是小客厅。中间是四层上下贯通的楼梯间，大理石装饰的楼梯旋转而下，上面是光滑的铜管扶手。母亲说小时候淘气，常常从楼上骑着铜扶手滑下来。一次没滑稳，前额碰在铜扶手终点的和平鸽雕塑上，将前额划出一个大口子，血流满面。那件事使母亲印象深刻，并在母亲的前额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我家文革中几十本相册付之一炬，所以得以劫后余生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少之又少。因我家并没被“扫地出门”，故抄家后在犄角旮旯又“拣回”一些老照片。这是能见到的母亲年龄最小的照片了。两三岁时的母亲是个甜美漂亮的女孩。

这是大舅（母亲大哥）李滋年轻时代在老宅所摄。大舅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天津英国文法学校，本应被全额奖学金保送英国留学，他自己却选择了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回国后大舅曾任天津市长杜建时的英文秘书，并娶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上将王树常的女儿王堃为妻。解放后大舅担任过中学校长、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翻译，文革中遭迫害九死一生，晚年任北师大教授。

母亲的四位姐姐中三姨李家禔一生未嫁，其余三位都是大家闺秀的淑女做派。

这是大姨李家祺与五姨李家禃。其中大姨还以天津名媛身份登上了《民国画报》的封面。后来大姨嫁给了北洋军阀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孙倪晋埙；二姨李家祯则嫁给了德商礼和及捷成洋行军火买办、大慈善家雍剑秋的独子雍鼎臣。

这是在颐和园度夏的二姨。

而只有母亲总是一身学生打扮，素面朝天，活泼好动。

几位姨看在眼里，愁得直对母亲讲“你忘了小姐的身份啦？能不能矜持一点？”，可母亲只是笑笑，没当回事。学习之外，母亲仍然热衷于音乐与体育，没有一点收敛。这是调皮的母亲1946年夏在天津宁园湖畔树上的留影。她身上一点大小姐的影子都没有啦，可能这也是同学们都喜欢她的原因吧。

母亲也有静的一面，她喜欢画画和弹吉他，吉他是母亲年轻时跟住在小白楼的一位德国老太太学习的，学的是夏威夷式吉他。文革前我们兄妹经常听母亲弹琴，母亲的木吉他有一个深蓝色的厚厚琴套，她打开琴套后先调音，再将自己的姿势坐舒服了。然后左手持一个小小的金属板，右手手指套上指套，然后轻轻拨动几下和旋。略一停顿，一首好听的吉他曲就从母亲的指尖滑出。母亲最喜欢弹奏的曲子是"鸽子"与"夏威夷告别之歌"。母亲弹奏的轻缓而深沉，那和弦与滑音至今回荡在我心中。

母亲还是耀华中学排球校队的成员（后排左四）。那一年耀华的一群小妹妹打败了从北京赶来比赛的北师大的姐姐们。

这是母亲与同学在划船。身后坐着的同学就是黎雪玲，母亲一生的挚友，也是我的干妈。

1944年，外公全家又要到北京避暑了。北京的颐和园内隐藏着不少大宅院，每到夏天就会出租给有钱人家避暑。那一年伤寒大流行，京津都属于疫区。日本人有规定，天津人若去北京必须先打预防针，拿着打过针的证明才能通过卡口。外公家其他人都是花钱买一个假证明了事。母亲那年17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她没跟大人打招呼，自己就去医院打了“预防针”。不想全家刚刚住进颐和园，母亲就高烧不止，病得非常厉害。急的外公找了很多大夫看病，都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最后只有将母亲送到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要给母亲输血，但输进去的血又都出来了，所以必须不断的输血。而那时是战时，很难弄到血。再加上使用的针剂是当时刚从德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非常稀缺珍贵，可说在是用金条来挽救母亲的生命。

 母亲刚进医院时一直昏迷不醒，住在特护病房，有两名护士专门护理。其中一名是天主教徒，她不但担任护理工作，每天还跪在地上为母亲做祷告。

一天早上，这名护士还在祈祷时，母亲终于苏醒过来。护士非常高兴，不断用手画着十字。但母亲醒来后吃不下东西。六舅来探视，看到母亲不吃不喝的样子，急得直用手抓自己的头发。他说：“七妹，你要是再不吃东西，我就把自己的头发揪下来”！母亲看到他真的揪下了一撮头发，感动的满眼流泪，强忍着喝下了米汤。就这样，在最好的医疗条件下，在亲情的鼓励下，母亲的病一天天好起来。回到天津，母亲在荣园养病，并因病休学一年，第二年重上的初中三年级。

天津的那针“防疫针”是否被邪恶的日本人动了手脚成为母亲深深的质疑。这场病也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终生的内伤。

四十年代末，两个李家的子女中，学业之外，大多都跟天津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家禄）先生学习国文与书法。

两个李家是世交。我们李家祖籍直隶永年，同样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爷爷李士熙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辅佐曾任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的大哥李士伟，是北洋金融实业家。我外公与大爷爷李士伟的独子李增藩是拜把兄弟。而增藩大儿子李赓鑑又与大舅李滋同龄，往来密切，经常在一起玩。所以说之前父亲见了外公是叫十哥的。但七姑非常喜欢母亲这个小妹妹。她跟五姨一商量，就不顾辈分的障碍，当起了红娘，将父亲与母亲约在吴先生处见面。这之前母亲对父亲家人最熟悉的是十四伯父李垣藩及李赓鑑的两位弟弟赓铮、赓钧，因为他们都在耀华中学学习，大家又都喜欢滑冰游泳，所以经常在一起玩。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太像了，一是门当户对，同为大家庭出身，家族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涉足的金融与实业领域中有很多交集；二是他们在家都行小，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像；三是他们都不愿意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崇尚自由恋爱。所以相识后一下子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

父母在1948年11月结婚了。男方的证婚人是周学辉（周学熙九弟），女方证婚人是袁克定（袁世凯长子）。

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后，由于有了我，医科大学没有读完就退学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这是父母的婚房。他们举行完西式婚礼后又按照中国传统礼教举行了中式婚礼。

 这两座相连小楼左边的一座就是父母结婚时的老宅——马场道92号，这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爷爷原有的老宅在河西区旧德租界（收回后改称特别一区）的福建路2号。那是一座带花园的三层德式洋房。敌伪时期老宅被日军强行征占后，全家被迫迁进英租界，就租下了这栋小楼。光复后福建路的老宅虽然归还，但已被日本占领军糟蹋得破旧不堪，难以修复，所以全家人仍是住在马场道的这座楼里。

那时六伯父一家已在美国定居，所以父母的婚房就用了空置的六伯父夫妇房间。本来外公要送家具，但六伯父家里是整套的崭新好家具，根本就没怎么用。（六伯父夫妇结婚一年就去了美国）所以父母就选择沿用六伯父留下来的家具。大外公李颂臣则送来了定做的全套紫铜胎景泰蓝器皿，包括花瓶果盒脸盆痰盂粉盒八宝盒如意等等，应有尽有，每件器皿上都是“五子登科”的图案。此外母亲的同学们也送了不少的贺礼。

七十多年后，在经历了抄家与多次搬迁的变故后，这架玻璃灯居然留了下来。这是父母结婚时的摆设，本来里面有灯泡，点亮后五彩缤纷，很是漂亮，不过岁月的侵蚀已使它残缺不全了。

破四旧时母亲将这座玻璃灯扔到院子的煤堆里，抄家的风头过后，母亲又把它拣了回来，算是劫后重生吧！现在它就摆在我的书房里。

 我的家里还留有这唯一一套茶色的刻料茶具。这是母亲耀华中学的同学送的，其它的都已不在，仅仅保留下这唯一的一套，见证着她们一生的友谊。

 在我出生前后有两件事情使外公对年轻的母亲刮目相看，并增加了对母亲的信任。

第一件事是母亲婚后在我出生前曾经小产，那天她正感到非常难受的时候，外公托六舅送到我家一个包袱，说是暂存我家一段时间。母亲由于身体不适，对此事没有在意，过后就忘了。一段时间后，外公来我家问母亲：“是否六儿曾送来一件包袱存在你这儿？”，母亲说没有呀！当时外公没露声色，仅是轻叹一口气走了。六舅那时已去了香港，母亲说没有那真是没有人可以对证。又过了不少天，一次母亲翻腾衣柜时发现了一个包袱，越看越熟悉，仔细一看那包袱皮是外婆用过的枕套。打开一看傻了眼：原来是满满的金银珠宝，还有珍贵的集邮册。这才想起这是六舅曾送过来的物件。母亲赶紧捧着这个包袱赶到外公家奉还，说明是自己忘记了。外公看到后非常高兴与欣慰。

第二件事发生时我已经出生了，那是天津解放不久的事。外公因生活所迫，要卖掉养和里的房子。养和里是小白楼一带三楼三底的联排别墅，一面靠曲阜道，一面靠建设路。那时的外公是一所一所的卖。卖到仅剩四五所时，有一所楼房中有一家房客就是不搬。而外公与买主签的合同写明逾期若腾不出房要交不菲的违约金。当时的情况是，违约金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房价本身，而且买主已经告上法庭，即将对簿公堂！这期间正巧两位舅舅都不在天津，外公很急。就在一筹莫展之时，母亲跟外公说：“爹！这件事情由我来办吧！”外公明知此事棘手，人家拿着合同去告，你就是多委屈也难赢呀！既然母亲愿意出头，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不想睿智的母亲提前做足了功课，不但仔细的写了诉状，出庭时还据理力争，居然说服了法官。那法官训斥原告：“你还以为是解放前呀？拿着一个不合理的合同就来榨钱！明显叫房客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却弄了这么个合同，居然违约金比房价还要高。这不是欺诈吗？”，法官当堂宣布合同作废。回到家里，全家人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我出生在1950年的阴历二月。母亲告诉我，是天津著名妇产科大夫丁懋英接生的我。丁大夫告诉母亲，为我接生后她就要出国了。果然不久就去了香港。在产房，母亲的两位最要好的耀华中学同学黎雪玲与徐谦来看望刚出生的宝宝，母亲要她俩当我的干妈。她俩那时还没有结婚，羞涩地说“就叫干爸吧！”，所以我刚出生就有了两位“干爸”。而且，徐谦干爸说孩子若还没有取小名，就叫我名字中的“谦”吧！母亲欣然接受，从此我小名就叫“谦谦”了。两位干爸都事业有成，尤其徐谦干爸，清华毕业后成为中国首批石油冶炼专家，并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是我一生的楷模。

 我两岁时，大家族解体了。离开这座老宅后，各房开始另立门户。七姑李庄藩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洛阳道积善里的联排别墅原是四姑家的房产。解放后经过变迁，仍有31号、33号两所楼可住，所以四姑李文藩就安排奶奶与九伯父李垓藩一家住到积善里自己那所楼隔壁的一所。十二姑李琴藩搬到了河北路顺和里言家的小楼，十姑李英藩搬到了马场道照耀里。位于曲阜道的养和里109号属于母亲所有，我们本应搬到那里。但那时的白俄房客尚没腾出，这时恰好马场道安裕里四号的一层空了出来，那是潘四奶奶（民国国务总理潘复的四儿媳、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的女儿张梦湘）的房产，外公与潘四奶奶是好朋友，于是经外公安排我家就搬到了安裕里四号。随后养和里109号腾出三楼一层，母亲就安排十一姑李锦藩住了进去。

我家在安裕里4号一直住到1957年，从这里全家迁往北京。

 我父亲这一房共五女三男。亲奶奶黄氏夫人去世早，留下同父同母的六伯父、十一姑和父亲三人，其余为潘氏奶奶所生，大家关系还算融洽。六伯父早早出国，留下来的十一姑与父亲当然关系就更密切了。我从小管十一姑就直接叫姑姑，姑姑先后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一直待我这个侄子如儿子一样亲。

这是母亲搂着薇薇表姐，姑姑搂着我的合影。

我与薇薇姐姐。

 这张“全家福”照片中尚只有我一个孩子，那时妹妹弟弟都还没有出生。

这是我三岁时在奶奶家的全家福照片。长辈中六伯父已经在美国定居，九伯父在北京，四姑在大连，所以照片中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也算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了。地点在洛阳道积善里奶奶家。

对没能完成大学学业，母亲心存遗憾。每次耀华同学聚会，看到很多老同学已是业界翘楚、学界名人，总会说自己一生一事无成。但同学们不这样看，她们都喜欢我母亲，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与联系。母亲最后几年病卧在榻，还常常接到老同学的电话，她们相互问候鼓励，直到渐渐的依次离世……。

母亲抱着我，笑得多开心。

 1955年，妹妹赓琪出生了。白白胖胖，招人喜爱。我当时却是瘦瘦弱的。

我亲奶奶黄氏太夫人叫黄兰英，为江西庐陵望族二品候补道员黄祖彝之女。奶奶性情敦厚，宽于待人。但不幸生下父亲八个月后就死于乳腺癌。爷爷去世后，偏房潘氏奶奶就开始主持大家庭的生活起居。对于儿时奶奶家的印象，是古板守旧压抑，加上一到奶奶住的客厅卧室，看到的都是黑紫檀家具，令我一个小孩子有些害怕。

奶奶家属于那种“南人北住”的模式。那时五大道内有不少人家是南方人，虽住天津，生活习惯还是南方的。我家就保有很浓的江西习惯，加上潘氏奶奶又是杭州人，所以生活饮居具有南方的特点。家里用的厨子裁缝都是江西带来的，做的饭菜是南方口味，很精致，很细腻，但量很小。家里的餐具同样精致，记得瓷碟瓷碗的下面都有落款，应该是晚清年代的，筷子是乌木两头镶银的，奶奶自己使的是象牙筷。餐具虽精致，吃饭用的碗却很小，所以我在奶奶家吃饭总是吃不饱，因为大家都吃得不多。我一个晚辈能上桌就不错了，哪还敢回碗？

奶奶与九伯父住在一起，我一到奶奶家就直接找堂兄堂弟去玩，有时还会到隔壁31号找四姑家的表哥玩。母亲很宽厚，不计较小节，也从不阻拦父亲给奶奶钱。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大多数资本家家庭生活都很窘迫。生活来源没有了，却还要不断的支出撑面子，只有吃老本，奶奶家也是如此。

而父亲在滦矿公司董事会的工资，在当时却是很大的一笔收入：父亲月薪280元，每年还有三个月的双薪，外加年底享受四十吨免费煤票（用于住宅烧锅炉供暖），不用的话还可以折成现金，真是丰厚的很。所以分家前大家庭的用度很多都由父亲承担了。

大家庭的解体，对母亲来说真是如释重负。亲戚远来香，分开后，减少了很多是非。九伯母因与奶奶住在一起，在旧式婆媳关系下可说受了不少气。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九伯母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很可怜。那时六伯母在美国，奶奶看得见的就两个儿媳妇，一个在身边，一个不在身边。所以母亲常说与九伯母是“同位角”，即感受是一样的。母亲对九伯母给予了很大的同情。我家姑姑多，但母亲从不传话，从不议论，所以嫁进我们李家后，母亲受到了大家庭的悦纳。

这是在洛阳道积善里奶奶家前院所摄。左为堂弟赓瑜、中间为表弟言赞远。三个孩子中他俩都很壮实，只有我像个“小可怜儿”。

 这是母亲在北京参加五姨的婚礼。母亲的四哥（七房李益臣之子），三哥、八哥（四房李赞臣之子）都赶来北京参加婚礼。五姨夫何宗智是国民党联勤中将何伟业之子。

1956年，厌倦了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无所事事的父亲，应聘来到北京的外交部工作，并被派往缅甸驻华使馆担任翻译。转年的夏天我已经七岁，母亲带领着我们离开天津马场道安裕里的小洋楼，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在没有选好住宅前，我家就暂时住在外公家。这是刚到北京时在外公家老房中的合影。

照片中母亲抱着妹妹，我则回头望着我的表哥学治。大舅的两个孩子学治学渊分别比我大七岁和四岁，他俩迅速成为我的“偶像”：我仰慕的“大表哥、二表哥”。

就要进入小学了。母亲为我联系了两所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和米市大街小学，结果我都考取了，最终选择上了史家胡同小学，这是北京城内顶尖的小学。记得报考史小那天，看到校园前面院子里有一棵小小的桃树，开着粉色的桃花，衬着嫩嫩的绿叶。而再往里看，就是深宅大院式的校舍了。据说这里原是明朝史可法的家祠。教室里老师们都非常亲切，等待面试的孩子们有的很怯场，但我好像并不害怕。老师的考题有十以内的加减法，讲述家庭成员等。对于加减法及简单的识字我都没有问题，但在问到家庭成员时，我说有父亲、母亲、妹妹，还有陈妈。老师奇怪的问我“陈妈”是谁，母亲笑着说那是我家的老保姆。确实，从我记事时起，她就在我家，并随我家一起从天津搬来北京。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妈去看一部墨西哥电影《被遗弃的人》，电影里有一位黑人妈妈，是个老保姆，她抱着主人的孩子睡着了，有一位坏人要抢去孩子，黑妈妈抢回了孩子，并说：“你不要看我的肤色是黑的，我的心是红的！”，我那时虽小，但也很感动、回来的路上就和陈妈说：“别看你的手是黑的，但你的心是红的”，感动得陈妈直掉眼泪，连说没白疼我。

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个书包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墨绿色的布书包，上面还绣了“学习”两个繁体字。

这是我刚到北京不久在北海五龙亭的留影。

1957年秋天弟弟赓达出生了。

这是我们在北京温馨的家。1959年，父亲在东城的东堂子胡同内寻得一处非常理想的住所。

 房东夏老太太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的遗孀，我们买下的是原有三进四合院的中段。这个部分中西合璧，室内是地板地，墙上齐胸围着草编的护墙，拥有两个卫生间，甚至还有澡盆和马桶。那个年代北京实在还很土，胡同内的大部分人家上厕所还要上外面的“旱厕”去解决，所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凤毛麟角。那个大宅院的后段原是后罩房，供家眷使用，1954年卖给了周家。周家对房子动了大手术，落地重建，院子里栽了竹子，使之变得富丽堂皇；前段临大胡同，院子大，却没有多少好房，被房东夏老太太留下；而最精华的部分就在中段，是四合院原有格局中的客厅和书房，其中北房的三间进深大，地面铺着北京特色的宽木地板，高大的屋顶使用木格天花板结构，房间之间是硬木雕花隔扇，甚是讲究。再加上耳房与东房，共有七间半的住屋（耳房通道算了半间）。而且前后都有院子，私密性强，闹中取静，住起来很惬意。这是母亲将陪嫁的钻戒卖掉后，用其中4500元买下的房产。剩余的钱还买了一枚小钻戒，这只粉色的钻戒一直戴到文革开始那年。

因房子本身还不错，所以买下后我家就没怎么修缮，直接住了下来。

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既有严厉的一面，又有从小培养兴趣爱好的一面。因为她自己喜欢体育、音乐、美术，所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们。两三岁时，母亲就让我在画板上涂鸦，使我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在史家胡同小学我因画画好，一直担任班里的美术课代表，还是学校美术学习小组的成员。我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游泳，三年级练习骑自行车（我母亲那辆日本僧帽坤车可真禁摔，我们三个孩子都是用它练出来的）。四年级母亲送我学习小提琴，并领我去王府井琴行选购小提琴。后又给我买了冰鞋，从此我夏日游泳，冬日滑冰，每周四下午去上小提琴课，还要去学习画素描。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北京什刹海体校的花样滑冰训练班，初一时又参加了什刹海体校的速滑班，并且带着我心爱的小提琴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我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

这一切都因文革嘎然而止。

虽然因种种原因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并没能使我有任何成就，但文革插队时小提琴却成为我最大的精神寄托。而美术又成为我在企业工作之外表达自身能力的渠道。我在通辽标准件厂工作期间，工厂宣传栏的配图让我全包了，我画的画还参加了通辽工人画展，并刊登在《哲里木》报上。回到天津后，在牙膏厂工作期间，更是因为一幅《我爱蓝天》的画使全厂对我这个“小北京”刮目相看，并从此走上了管理岗位。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母亲的基因，母亲的培养。

北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我父母带着我最常去串门的就是“老号”，这是对外公家的“爱称”。外公家经常是高朋满座。逢年过节，舅舅们、五姨和我们全家都会到外公家聚会，那时真是热闹极了。外公喜欢照相，他会拿出禄莱相机照个“全家福”。 外公还喜欢与朋友们共同欣赏他的藏品， 如邮票啦、扇子啦、字画啦。到了年三十，大人们都在打麻将或是玩儿一种叫福尔豪斯的纸牌。舅舅、舅妈和姨们就在其他屋子里唱京戏。十一舅公拉胡琴，父亲的保留节目是京剧《赤桑镇》唱段。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院子里放花、放二踢脚。有一年的年夜饭后，外公乘兴在房间里放下幕布，放起了小电影。那是记录外公全家夏天到北京颐和园度夏的小电影，影像非常清晰，那时的母亲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和姐姐哥哥们在院子内玩耍。记得那个电影是无声的。

与母亲比起来，父亲的兴趣就窄了一些。父亲喜欢泡旧书店，然后吃个西餐。母亲则更喜欢郊游。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经常会去中山公园、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父亲的同事、荷兰代办处的翻译欧阳伯伯是我家常客，他喜欢摄影，我们常常一起出游，有时还会加上六舅一家。六舅的摄影技术更是专家级的。

这是父母与欧阳伯伯在香山玉华山庄的留影。

 这是我家与六舅家、欧阳伯伯家三家人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的留影。

 这是父母在北京展览馆的留影。父亲的工作地点埃及大使馆在日坛公园附近，为让父亲少一点劳顿，母亲就与父亲商量买了一部苏联轻便摩托D-5。这使父亲上下班轻松了许多。

 这是父母在中国美术馆的合影。

 这是在外公家前院平台上的合影。时间1964年。我已经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初中生了，是带着“三道杠”的大队委。

 这是在外公家客厅的合影。那一年是1965年。文革中外公家抄的很干净，没留下什么照片，而硕果仅存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外公外婆的合影，再有就是这张，外公在我插队前郑重的交给我保存。文革高潮过后，我原物奉还。后来由六舅翻拍了几张给大家做个纪念。

1965年的冬日，北京下了场大雪，母亲兴致高，拉父亲一起去北海公园踏雪。

虽然左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但谁也没料到文革的浊浪像没有预警的海啸一样突然而至，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1966年夏天，大奶奶和母亲约定，要来北京小住，那一年她已九十岁高龄，自打大爷爷李士伟去世后，守寡四十年。她喜欢与母亲聊天，想住到我家，与父母聊聊老话。但到了八月初，一切都在乱套，原有的安排渐渐难以实现。

更焦心的是，患有精神病的九伯母也来北京了，就住在我家，她近来精神状态还好，所以每天东逛逛西遛遛，没有走的意思。母亲急在心里，嘴上哪里好意思轰她？但到了八月中旬，有病的九伯母看不出社会渐乱的端倪，只顾自己坐着三轮车到处玩儿。父母预感再不请她回津，就要出大事了，赶紧连哄带骗的将九伯母送上回津的火车。



这时大规模的“破四旧”已经开始，“八一八”后受到鼓舞的北京红卫兵终于动手了。那些日子各家都在自行“破四旧”，希望以此表达“与旧世界的决裂”。我家邻居吴家的线装古籍被放进澡盆揉烂、前院倾倒的白兰地飘着酒香，隔壁乒乒乓乓砸了一地的旧瓷器，我家则在烧书烧字画烧照片烧祖宗影像。

母亲找到压箱底的一枚玉如意，那是用一块整玉雕琢而成的如意，雕刻着莲花与锦带的图案。父亲用斧子剁、用榔头砸，对那块玉都无可奈何，最后父亲看到院子里高高大大的洋炉子，他双手抓紧如意，向炉子铸铁的表面猛地砸去，只听“砰”的一声脆响，炉台被砸下一个角，而可怜的玉如意断成了八截！

半个世纪后，最后的结局是由我们兄妹各保留几块碎玉，以视对父母的怀念。

文革中我家几乎什么值钱的物件都没有留下，父母又是那么谨慎安分的人。但父亲却冒死藏住了这块并不怎么值钱的怀表，为的是留下一点对生母的纪念。这是奶奶留下的一块法国K金打簧怀表。是奶奶从江西娘家带来的陪嫁，当时一共是三块。六伯父三十年代出国时，国内政局不稳，爷爷交给他一些贵重物品带出国，包括一幅墨井道人的水墨山水，一只翡翠扳指，还有就是金怀表。那时奶奶已去世，做为奶奶的遗物，伯父对姑姑说：“Ladies first ”（女士优先），让姑姑挑了一块最大的，余下的伯父带走了一块。我父亲最小，剩下那块最小的就留给了我父亲。直到我结婚后留给了我。

1966年的8月20日日左右，抄家前夕。我陪母亲去房管站缴房地产证，去王府井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缴金银首饰。那个高台阶令我记忆犹新。我陪母亲排着队将家里的金条、银元、象牙雕刻摆件、翡翠手镯等物递上，里面一一清点，然后入库，我们拍拍手走人。

这是其中部分物品的清单（已经少了好些），包括翠手镯一对、象牙手镯一对、珍珠花及项链、金嵌翠戒指三个、白金托一大三小钻戒一个、银嵌翠珠宝别针一枚、象牙摆设四个、嵌螺钿漆盒一个。其他都已经无影无踪了。但就是这些首饰，在文革后期所谓“发还”时仅折合278元。而且我们发现，在上缴后不久（29日）就做了价，恐怕是急于出口赚外汇吧。当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我家写字台一边是抽屉，一边是弧形的玻璃门，破四旧时没破“干净”，拉下一对雕漆刻花瓶。结果1979年找出来卖了八块钱。

我家被抄家后，摩托车、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上缴给了居委会，摩托车由滕代远儿子红卫兵腾耕耕立马骑走了，其余不知去向。我家独门独院仅留下两间住房，其余由房管站分配给了其他住户。父亲被从工作岗位撤下来，参加了无休无止的"学习班"，母亲每天清晨要去"扫街"。邻居吴家爷爷文革抄家之后去世，我母亲就每天与吴奶奶（吴阶平之母）一起去胡同扫街。每天清晨会有街道上的"红卫兵"把门敲得山响，催母亲出来扫街。他们中有的还仅是孩子呀，也学得袖子上面套个红袖章，手里拿着个木棍子，吆五喝六神气得很。但母亲坚强的挺了过来。

母亲忍辱负重之余，还要操持家务，维系全家人的生活。母亲在万分困难下，给了老保姆陈妈一笔钱，请她侄子接回河北省老家。由于家里存款已上缴银行，生活只能靠每个季度由父亲写申请，经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军代表批准，再拿着批条去银行从冻结的账户中提取每人每月10元的生活费。但这肯定不够，因为私产房上缴后，虽说仅剩下了两间，但每月的房租钱却是不少，交了房租、水电费后所余无几，缺口只能从抄家后的剩余物品中变卖补充。如自行车、毛衣、西服等。再有就是街道会给一些叠火柴盒、画纸灯笼、机绣等活计，赚些微薄收入。

母亲学会了在肉铺买人家炸过油后的"油梭子"，这种东西与蔬菜放在一起做既有油水还挺好吃。蔬菜嘛，就买人家快收摊时论堆卖的那种，挑一挑还可以将就吃。

这是文革中母亲与妹妹的合影。

古人曾说“破家值万贯”，但在文革中“好家变粪土”，越是好东西越不值钱，全社会都在“趁火打劫”。我家缩房后，很多家具摆不下了，加上急于用钱，所以只好卖掉。母亲去问东单的三洋委托店收不收？委托店说收。又问可以去看看做个价吗？委托店说不去！只有拉来才能作价！母亲只好雇来一部汽车从家里拉来餐桌椅、梳妆台、整套的沙发，卸了一地。车费二十元，母亲咬咬牙付了，这边委托店过价也是二十元。母亲一听，说这只够付车费的，不能高些吗？委托店答：你这样的家具工农兵不要，资本家都被抄了，谁还会买？能折个二十元就不错了。结果费了半天劲母亲当了一回义务的家具“搬运工”。

 那枚打碎的玉如意，如意头还是挺完整的。雕工好，料也大，为了生活，把它卖了，不过才卖了两块钱！

当年母亲大伯父送的成套景泰蓝器皿中，没磕没碰的全上缴了，仅剩一个磕癟了的破尿盆，被扔在院子里当花盆，一天走街串巷喝破烂的进院看上了，说是紫铜胎子值钱，结果卖了八块钱。这事儿让母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母亲以赢弱的身体，撑起了艰难的家。她用抄家后尚在的一部“胜家”缝纫机为全家人缝缝补补，还为外公外婆三姨修补衣服。隔一段时间她会去“老号”给外公理发。

渐渐的，文革的高潮过去，我们一群无学可上的学生成了“逍遥派”，除去帮助家里、亲友做做家务，就是出去郊游。母亲挺支持我们的。愿意我们多出去玩玩。

此外，因我家的地理位置（离北京站仅两站地）天津的亲友来京，总是会先在我家住下，所以我家渐渐成了迎来送往的“接待站”。

母亲是坚强的、乐观的。她与父亲渐渐从文革的巨大冲击下挺了过来。

 1968年我要去内蒙插队了，而家里的生活费却降到每人8元。家里忍痛卖掉了父亲的英国凤头自行车，给我准备下乡的衣物。母亲打扫箱底，找出一些碎毛皮，拼出顶皮帽，还给我做了一件滩羊皮的大衣，又找出一副美军的军用皮手套。总之，虽是拼拼凑凑，但在东北过冬是没有问题了。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母亲总是能够想出办法渡过难关。

这是在我下乡之前，七姑来看我，并且一起在王府井照相馆拍的合影。时间1968年。

1968年的8月26日，我插队到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1971年底我被选调到通辽标准件厂，当了一名钳工。几乎就在同时，妹妹被分配在北京房山地毯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更好的消息，就是父亲恢复了工作。真是好事连连。

但母亲看到我选调后寄回家的“破衣烂袄”，再看看我送给妹妹的毛毯，还有我辛苦一年用工分换回的两百块钱，欣慰又难过的哭了。

工厂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激情。但1974年夏天，平地一声炸雷，家里母亲的一封来信，使我的神经几乎陷于崩溃——母亲在来信中告诉我，父亲被捕了！

这是文革中对母亲的第二次打击，而且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母亲同样选择了坚强的面对。她坚信父亲是无辜的。

母亲忍受着经济上与精神上的双重磨难，带领着尚小的妹妹与弟弟，艰难的活下去。

1977年的春节期间，我去茶淀看望父亲。并在茶淀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了北京家里。晚上我正在跟母亲汇报父亲的情况，有人叫门。我打开院门一看，是父亲回来了！我亲爱的父亲，昨日还在茶淀服刑的父亲回家了！他自己拎着行李，后面跟着不少的警察，帮他提着脸盆什么的，还有我刚刚送给他的那些罐头食品。我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浪，眼睛潮潮的，我知道父亲的牢狱生活结束了，他获得了自由！原来就在我回京的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就派车去茶淀去接父亲，当日往返。我接过父亲手中的行李，扶着他走进了屋内。

父亲进门后第一眼就见到了母亲。母亲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突然看到父亲的到来，只是愣愣地看着他，父亲说：“我回来了！”，母亲回过神来，却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情绪，几年的忍耐、煎熬、期盼，就是等的这一天，而这一天真正来临时，她却由于感情的崩溃而昏倒了。我马上将母亲抱到里屋的床上，使劲的掐住人中。半天，母亲才苏醒过来。我坚强的母亲呀！您肩负了太多的苦难和重担，文革中您要拿着扫把去扫街，连邻居中的小孩都可以对您气使颐指，您还要抽空去照料外公外婆。父亲先是在外地进学习班，以后又在家赋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您用微薄的一点生活费维持了全家人的生计。靠在纸灯笼上面画画和机器绣花来贴补家用。父亲被带走，是您坚强的活下来，毅然挑起全家的重担，在屈辱与压抑中照顾好弟弟妹妹的生活。尤其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其他亲友们已经陆续的平反和恢复工作，而家里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对您是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您用赢弱的双肩扛起了这一切。

现在，父亲回来了，您应该高兴，却因为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欣喜、悲愤、委屈一齐袭来，您承受不了了！

这是父亲归来后我们全家的合影。是后院好朋友周大融拍摄的。他也在默默的为我家高兴，非常有心的留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这之后，父亲的问题完全平反，回到了工作岗位并担任了教育处处长，恢复译审的正高职称。但身体已经吃不消整日的工作了，只能每天去局里上班两个小时。

快要进入八十年代，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起来，精神状态也变得很好。这是在北戴河外交部疗养院。那时尚未对外开放，在白色细腻的沙滩上，母亲与穿着泳衣的妹妹、表妹在一起，显得年轻了。

 不久，远在美国的六伯父接父亲与妹妹去美国。妹妹就要远赴美国了。这是她出国前与母亲的合影。时间1980年。

 到美国两年后妹妹结婚了。母亲还留在国内，而干爸一家及大元舅舅一家已经到达大洋彼岸，婚礼那天，干爸受母亲委托，站在了妹妹身边。

妹妹在美国的洛杉矶安了家，过起像当年母亲一样的相夫教子的生活。父亲则在妹妹结婚后就回了国。这是1985年妹妹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国探亲时的合影。

又过了几年，妹妹第三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老大是女孩叫Maryann，老二是男孩叫Michael。妹妹写信来希望母亲能来美国帮助带孩子。

母亲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现在相对好多了，有这个机会，应该去美国看看。大家都鼓励母亲去。结果母亲就去了美国。

在妹妹家母亲当起了"婆婆"，外孙女外孙子给母亲带来了很多快乐！

 母亲在美国期间看望了她最要好的同学黎雪玲，游玩了迪斯尼乐园，当然主要时间还是带孩子。这一年是1987年，母亲正好六十岁。

 回国后，母亲就忙上了与老同学的联系与交流。这是以黎雪玲回国探亲为契机，母亲与在京耀华老同学们的合影，地点是家中。耀华老同学们文革之后又重新联系起来，而且很活跃，经常聚在一起。母亲在耀华七年（其中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同学很多。在与老同学们的交往中，母亲也变得更加开心了。

 那段时期母亲老同学们的聚会不断。这些“老太太”们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是母亲与老同学资中筠、黎雪玲的合影，地点在资中筠家书房。中学时代母亲家住小白楼，资中筠家住香港大楼，黎雪玲家住牛津别墅。如今黎雪玲全家已移居美国，资中筠则已是著名的学者了。

 这是在女花脸齐啸云演出后母亲与舅舅登台祝贺。齐啸云是母亲的老同学，齐啸云哥哥齐毅则是父亲的中学与大学的同学。

 这是父母与歌唱家李光羲的合影。李光羲是父亲开滦矿务局董事会的老同事。地点北京家中。

1981年我与妻子、儿子从通辽调回天津。京津之间来往很方便，所以我们也经常来北京与父母团聚。

 这是父母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家中的合影。

 随着文革后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家被占的房屋也腾清发还。母亲张罗着重新修缮了已有些破旧了的房屋。屋里损坏的地板得到了修复与油漆，房子外面也重新油漆，院子里重搭了葡萄架，看起来我们的小院已经焕然一新了。这是父母在修缮后的小院内留影。

 母亲在院子中养了很多花，她的心态也从多年的紧张焦虑中逐渐解脱出来。母亲笑得多开心！

外公的儿女们，到了八十年代，就只有大舅、六舅、五姨和我母亲健在，其余的三位姨已经先后谢世了。这是他们四兄妹的合影。

图中是母亲，六舅，大舅，五姨。

 改革开放之后，当年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著名的“三李”中，大舅李滋在北师大做了英语系教授，六舅在美国使馆担任财务审计。 而父亲则因身体原因在服务局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六舅在文革中非常坚强。父亲被审查关押期间，也牵连到了六舅，被撤下了工作岗位。那期间他每天西服革履的穿戴整齐出门“上班”，到了工地换上工作服蹬排子车拉水泥。竟然都没有被六舅妈及两个女儿识破，幸好这段时间不长，不久就又恢复了工作。

我五姨夫在被关押几十年后平反，成为民革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大家又都变得舒心活跃起来。

 这是母亲带着我的儿子轩轩与娘家人在一起。

 这是父母与七姑七姑夫在一起。七姑是父母的大红媒。从五十年代起他们无论在亲情上还是事业上关系都很密切。

 这是父母与六舅六舅妈的合影。父亲与六舅是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同学。是工作中的同事，是一生风雨与共的至亲。

 1997年底，逢母亲七十大寿，那年我正在天津顶新集团总部担任管理部经理，找了一个机会回到北京给母亲拜寿。母亲的哥哥姐姐老同学们都来了，坐了满满的两桌，我向父母敬酒，那天父母都非常高兴。

 这是生日酒宴后母亲一辈的合影。左起十舅、大舅、母亲、五姨、六舅。

 2002年，已经归于平静的北京小院却无法再继续了，因为金宝街要扩建，纷传一个规划中的香港马会使得我家所在的区域可能面临拆迁，各家都在未雨绸缪。

不久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弟弟买了房。父亲嘱咐我在天津给他们看房，希望能在我家附近。恰好我家楼上有一套新二手房，房主是北京公司派往天津工作的一位经理，房子装修完尚未住就奉命调回。我就联系到北京房主，经商议买了下来。那期间我正好在北京工作，老伴就张罗着做了房子的保洁以及个别地方的重新装修。等父母搬来天津后，对居住的环境非常满意，老俩口儿很高兴，直说叶落归根了。

这是2002年的12月母亲过生日时父母在天津新居的合影。

 这是2003年夏天父母的合影。

 这期间我们夫妇陪父母去看望亲朋好友，去马场道看当年父母结婚时的老宅，去小白楼看母亲出生并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宅，还去福建路看了父亲家的老宅。我们还陪父母去吃起士林，逛古文化街、逛鼓楼。那几年的父母沉浸在怀旧之中，日子过得舒心惬意。只是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重了。

这是亲戚们来家中看望父母。

 这是母亲约几位耀华老同学在起士林吃饭后的合影。左起言穆娴、母亲、蒯世旲、李华祺。

 我经常出差，家里就由老伴打理，她每天楼上楼下的忙乎，伺候着父母的起居生活，直到2005年父亲病故。

临去世前，父亲说天津的日子还没过够呢！父亲又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母亲。我听了心里一阵酸痛，记下了父亲的嘱托。

这是父亲去世后亲友们来家里吊唁时所摄。

 为避免母亲因孤独而伤心，我在楼上陪伴母亲，跟母亲聊天，逗母亲开心。偶尔儿子从上海回来，我们就一起出去吃个饭，这是在景湖里家中的合影。

　　

这是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母亲默默的书写了整卷的金刚经，然后在我们给父亲上坟时在墓前焚烧了。以示母亲深深的怀念。

 父亲在世时，母亲分不开身，父亲不在了，趁母亲还可以出去走走，我们就找机会借题目陪母亲到处散心。这是陪母亲去看小营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并在旧居的二楼留影。母亲说当年她就住在二楼。

 母亲一直身体不好。为更好照顾母亲，我换了一个大些的房子接母亲与我们住在一起，便于照顾。这样又过了十多年。这是2007年春天我与母亲在富力城天越园家中的合影。

 这是2007年我与老伴陪母亲在小区院内所摄。

母亲很喜欢小区里的环境，入住的最初几年，只要天气好，母亲就会下楼由我与老伴搀扶着走一圈。

 这是母亲坐在湖畔小憩。

 2008年，我们把已经97岁的老岳母也接到家中。两位老亲家平时聊聊天，有时还会下一会儿“五子棋”，那股认真劲儿真令人忍俊不禁。

 有时我们一起下楼在小区湖边散步。岳母年纪大了，就坐轮椅。我与佑兰守着两位老人，其乐无穷。

 沐浴在阳光下、花丛中，母亲逐渐从父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

 我们祈盼母亲能够长寿，多享受几年舒心的日子。

 老伴儿尽心尽力的伺候母亲，因为我需要到处讲课，经常不在天津，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老伴的肩上，她总是千方百计的让母亲得到最好的照顾。逢年过节给母亲买新衣服，买礼物，哄母亲开心。

 这是姑姑家的三姐妹来家看望母亲时，在小区院内的合影。时间2007年。

 2008年的8月，儿子回津，我们一起陪母亲徜徉五大道。母亲在这里出生、成长、学习与相夫教子，直到1957年离开这里去北京。五大道是母亲梦魂萦绕的地方。

 这尊菩萨雕像是母亲送我的六十岁生日礼物。母亲笑得多开心。

 2010年母亲第二次摔伤。大病初愈后弟弟庚达及表姐雍载莹、表哥倪祖鑫来家给母亲过生日。

 2011年我的老同学谢大为从美国来华开会，特地抽空来天津看望母亲。正值母亲腿摔伤尚未痊愈，作为美国著名复康专家的谢大为指导母亲做了复康训练。

 这是远在美国的老邻居吴德凯吴德元兄弟来天津家里看望母亲。时间2012年。

 这期间母亲从我们陪着出去串串亲戚，吃吃饭，到仅在小区院子里走一走，再到不再下楼，只在屋子里转一圈，最后需要人来搀扶着坐起来洗漱和用餐。身体在一点一点的虚弱。但母亲很知足，总说自己几十年来身体就不好，长期有病。没想到带病延年，还能够活得这么长久，算是"奇迹"了。这是亲友们给母亲过85岁生日时的合影。

 在母亲晚年，我尽可能的多给母亲拍照，生怕以后留下遗憾，所以我的电脑里，存了很多的关于母亲的照片，都是满满的回忆。

 2015年的春节，弟弟及母亲家族在津的侄男望女们来家看望母亲。

左起表哥倪祖鑫夫妇，五姐雍载莹，母亲，表哥李学泓，弟弟李庚达，侄子李智先，儿子李时先。

到2015年的年底，母亲能在落地窗前晒太阳的时光不多了。这一天是冬日里的好天气，窗外蓝天白云，室内暖意融融。我抓紧时间给母亲拍摄，逆光下母亲显得精神矍铄。

 母亲满足于晚年的生活，满足于我与老伴对她的照顾。母亲在去世前不久，跟我老伴儿的同学说，佑兰就像我女儿一样照顾了我十几年，叫佑兰受累了。

2016年的初春，母亲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对儿孙辈的不舍离开了我们，走得很安详。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年轻时代的良好教养、中年时代的贫困屈辱及晚年的舒心幸福。所有这些都已随着她的那个时代一起离我远逝，但往事并不如烟。在母亲节之际，愿母亲的在天之灵隽永。来世我们还做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