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与你有约”读书分享会（时务学堂篇）

无迪

时务学堂是清末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最早一批建立的新式学校。于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在长沙创办。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先后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清末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所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它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
1922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重访时务学堂故址，应旅馆言老板之请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抗日战争"文夕大火"中，时务学堂旧址全部被毁。1945年陈云章(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买下此地，并兴建了三栋红砖洋楼。今天时务学堂旧址位于今天的长沙市三贵街。 时务学堂的开办当年是震动湖湘的大事。1897年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发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并将这一考示贴满了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此时恰逢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参考的学生将这个消息带到了湖南各地。7天之后的录取考试，全省各州府共有4000多名学生齐聚长沙，来争夺宝贵的40名入学名额。
　　仅从录取人数来看，当年考取时务学堂的难度不亚于如今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如果如今上名校的学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话，当年时务学堂的录取考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更“可怕”的是，被时务学堂录取并不代表能高枕无忧。到了第二年4月，还要进行“末位淘汰”。教习们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淘汰了13人，最后仅剩下27人。 梁启超选择时务学堂最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其植根的湖湘文化土壤，尤其是他对经世致用与求新求变等湖湘文化内核的高度认同。

　　首先，湖湘之学结合了理学与实学的精神，既注重心性修养，又重视对实学的讲求，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非常有利于维新变法的推进。

其次，湖湘文化中存在的求新求变的主动变易精神可以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务实、求变的传统文化积淀，才促成了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出现，促成了梁启超的长沙之行。

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梁启超，与诞生在讲求务实、求新求变文化背景下的时务学堂的相遇，可谓是珠联璧合，从而让时务学堂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时务学堂的教学具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梁启超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首一条即是“立志”。其中写道：“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

　　无论是教师授课还是学生学习，都紧紧围绕变法救亡这个宗旨，全学堂爱国、政治气氛甚浓。

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由于规章明确，而又管理严格，学堂内读书风气浓厚，师生感情融洽，学生亲密团结，一意追求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校风、学风都臻于优良。

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学生于课堂听讲和做笔记外，还需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课堂设“待问匦”，学生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既保证了老师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又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传统书院教学方法包括人格修炼的方法和知识教育的方法，时务学堂首先继承了书院的人格修炼教学方法。《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养心”，就来自于理学家在书院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教学方法。

　　同时，又采用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所谓“学堂之法”，即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规定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没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

时务学堂起于维新变法之时，也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办，总共不过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时间之内，时务学堂留下了自己光辉的痕迹。有学者称赞时务学堂师生“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开办于1897年的长沙时务学堂，甚至比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都早，也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如果回到从前，你会如何？

书友-无迪

翻开中国近代史，清朝灭亡至民国期间，让我中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各种危机日益爆发。那是，一段屈辱历史，不堪回首。同时，也是一段探索出路，自强不息。
今天我们在时务学堂，静静的依靠院子里的某个角落，我们仿佛依稀看到当年那些为中国崛起，为民族自强，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个在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仿佛看到他们埋头苦读的样子，我们仿佛看到他们心忧天下，指点江山，谈笑风生，把酒言欢的模样。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奇妙的感觉。 1840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1842年，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此后，我国陆续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王朝走上了亡国之路。直到辛亥革命，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最终结束。
　　回望那时的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人民的思想被束缚，在人民的意识中，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都是人家里爱新觉罗家里的事。思想上已经麻木与空虚。 当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确实当时的中国不缺这些。今天我们也不缺。
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此时，英国人想到了用鸦片这种附属品毒品，千方百计的撬开中国市场。（此处不再描述鸦片的危害及带来的社会影响）
　　回望历史长河，今天的我们是否依稀悟到，从古到今，那些打着民主、自由、平等旗号的国家，在对待我们的世界的时候，那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野蛮的干预我们的世界。今天的崛起的我们，在现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是否好好思考一下，是否更加要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更加要用自己的行动保护好自己的世界、捍卫自己的尊严。 启蒙思想（时务学堂）
长期思想读本的束缚，控制着群众的思维。长久畸形的生活态度，控制着群众的面貌及追求。当腐败、奢靡、享受、安乐等生活氛围，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这样的政府，还能长久多久。
幸亏有一帮有志青年，也正是有这些青年，发现了这些社会毒瘤带来的民族危害，本着一颗拯救报国的心，勇敢的坚决的挺身而出，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身家性命，毅然走在危险丛丛的前沿。
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是需要多大的格局，这是需要多大的眼光。回想他们，我只有深深的感叹，也从心里深深的佩服与崇敬。
　　是他们启蒙那些沉睡多年的民众，是他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俊才，没有他们的启蒙，没有他们的突破，很难想象到今天的盛世。
如果回到从前，我会勇敢的尝试那些新式思想，我会去探索那些人间真谛，我会抱着一颗求索、务实、诚恳的心，在思想上去追寻及突破，同时抱着一颗经世致用、识别辨别是非的心。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踏实奋进，去追寻自己心中的大道。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自撰读后感

书友蟋蟀

董竹君只是一位97岁的老人，她用普实的语言写下了她的一个世纪。我刚好只读了她写的从清末到民国那段历史。
一、童年的贫困
上海六马路上，天刚亮，倒粪人便扯着嗓子喊：“倒马桶喽！”整条街上站一排人，都在哗哗地刷马桶。母亲给我梳头，我爱好看喜欢绒线扎辫子，但母亲却偏偏用红粗头绳给我扎，她说“粗头绳一年只要一两根就够了，绒线要经常买。你还爱漂亮，钱从哪里来？”
有小贩总爱把馄饨担停在我家门口，偶尔得母亲许可，买碗馄饨来拌饭吃。母亲总会说“吃东西没个吃相，今天吃了馄饨，明天菜钱就不够了” 二、读书
学费是母亲做娘姨，父亲拉黄包车挣的。读书到九岁，母亲到堂子里做粗活，父亲拉车过度劳累病倒。去条件好的亲戚家借钱不让进门。我总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穷苦呢？”那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也是清朝政策极度腐败，帝国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大环境下。
三、民国成立
　　男人我剪辫子，女人不裹脚。但生活没有变化，仍然难以度日。我在想“不是民国了吗，日子要好过了吗？为啥有钱人还是有钱人，而我家连过新年穿的旧棉袄都没有，弟弟妹妹生病因为没钱医都死了，父亲患病没钱医身体垮了，母亲说有钱人家是前世修来的命好，我们穷是命苦，我们这一世要做个好人，下一世才可以过得好点，不然我们下世还是穷人”。 四、迫入红尘
上海五马路上有很多堂子，里面有做生意的姑娘。母亲突然提出要我去堂子里学唱戏，我不肯学，父亲和我说“家里没钱了，我身体差也拉不动黄包车了，母亲做娘姨也赚不了多少，咱们家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你去学京戏，学会后把你送到堂子里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钱三年。你晓得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做三年小先生，清倌儿，不做大先生，只卖唱不卖身。阿媛，你难道愿意眼看我这样瘦，家里这么苦，你难道不愿意帮帮你娘和我的忙吗？”
五、法租界的有钱人
许多妇女穿红着绿，身穿绫罗缎面皮袄，脚踏绣花鞋，头上带嵌满珠翠的剪刀口帽条，后面梳个“发饼”，耳朵两边戴上像手掌那么大的珠花，脸被珠宝围得只显出一点点，宝石金戒指满手皆是，金玉手镯一幅一幅的直到戴满小手臂，个个打扮得象“观音菩萨”一样好看。她们乘坐着马车，一群连一群，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驰了过去。
六、我的一点思考
　　推翻了帝制，来到民国，董竹君这般的普通民众生活没有任何改善。那些救国者或革命者却嘴里只有国家而无百姓，百姓依然不得不为了活着把唯一的女儿卖入青楼，而另一边则是富人们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变法革新救不了当时的中国，只有彻底的红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