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写作课”：如何在人生低谷时，留下千古佳作

书法

嘉祐六年（1061），苏轼和弟弟通过北宋朝廷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策试，即所谓“制科”（“大科”）试，被评为三等。北宋制科极难，惯例一、二等均为虚设，三等即满分。换言之，苏轼在全国最难的考试中拿个头等，以此资历于当年十二月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赴陕西上任。国人对学霸的崇拜可谓是与生俱来，即便是在千年之前也是如此，整个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对这位崭露头角的政坛新秀钦佩有加，乃至于尊称其为“苏贤良”而不名。苏轼自是意气风发，或自主或应邀频频提笔撰写一些小品文：嘉祐七年（1062）三月，凤翔遭遇旱灾，在知州宋选的带领下，衙门里大小官员和百姓一起祭祀求雨，不久果然天遂人愿下起大雨，苏轼便将自己官舍北面新落成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为之撰写了一篇喜气洋洋的《喜雨亭记》。隔年，新任长官陈希亮修筑人文景观凌虚台，按惯例需要作一篇纪念文章，此事又公推到苏轼头上。苏轼也实在不谦虚，挥毫写下《凌虚台记》，言辞中对前不久才对他小惩大诫的长辈上司隐隐有不服。陈希亮看后，佩服于苏轼的文笔，下令一字不改将其铭刻在石上，还颇有感慨地告诉旁人：我是苏轼父亲的长辈，苏轼对我来说相当于孙辈后生，平时对他严厉只是怕他少年得志太骄傲，我难道还真喜欢故意跟他过不去么？爱护之意，溢于言表。新科“贤良”，同事崇拜，上司青睐，苏轼良好心境也反映在他的笔下，此时的几篇散文都做得轻快爽朗，用古人的话说，是为“无一点尘俗气”（明人姜宝语）。如《喜雨亭记》，全文仅有四段，先用两段交代喜雨亭命名的缘由，然后敷衍了一段自己给亭子取名喜雨的意义：“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其又可忘耶？” 喜雨亭，位于今陕西宝鸡凤翔区东湖公园内。苏轼在凤翔任职时主持修建此亭，完工时恰逢大雨缓解当地干旱，因而将其命名为喜雨亭，并撰《喜雨亭记》叙述来龙去脉。苏轼撰写此文时正值仕途处于上升期，全篇也作得轻快爽朗，充满喜悦气息以常人手笔，文章到此意已竟，大可止住，但苏轼却偏偏还有的说：“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几个“归功于”将读者的思绪从近在身边太守递进到远在京城的天子、又从实有其人的天子递进到虚冥渺渺的造物乃至太空，近与远、虚与实的对比已让人敬服于作者的想象力，然而他还能用亭名作切入点收拢，将读者拉回主题，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讲，乃是切换自如的远近景描写，苏轼早在千年前就已无师自通，应用得收放自如，怎能让人不佩服？不仅是《喜雨亭记》，在同时期的另一篇《凌虚台记》，苏轼也展现出了一种超然的视角感，从现今悠然想到“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追思昔日“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想到今日凌虚台，感叹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最后将自己的观点作为总结：“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即便是提到繁华终“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的《凌虚台记》，苏轼表达出的依然是世间“有足恃者”。在几篇楼台亭阁记中，人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位青年官员洋溢的乐观自信。这也难怪，按北宋惯例，通过制科试者都被视为文官中的佼佼者，乃朝廷未来的希望。考取三等的苏轼自然也是官场万众瞩目的新星，十年之内拜为宰执，得志于天下，似乎也非不可能。有着如此心态的苏轼，笔下自然是隐隐透出一股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的豪气。文章挥斥方遒，处处都带着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喜雨亭记》中“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暗示追慕先贤之意；《凌虚台记》中“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暗含“在德不在险”的传统理念。显然，此时的苏轼仕途顺利，头脑无暇其他，满是立功立言的儒家先贤教诲，傲然的心态不自觉地流诸笔端。与他在密州时写的另一篇亭台杂记《超然台记》形成鲜明对比。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外放，先是任杭州通判，3年任满后，于熙宁七年（1074）改任密州知州。北宋重内轻外，苏轼从京官调任地方就已是暗降，出京后，朝中最器重他的重臣之一欧阳修去世（熙宁五年九月），京中执政全是同他政见不和新党，一时间仕途大受挫折。因而在他的《超然台记》中，就再难见到昔日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锐气了，虽然全篇都在强调“吾安往而不乐？”“乐哉游乎”，然而考究全文，却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同样是追思先贤，在密州却变成“秦人卢敖之所从遁”“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感叹“庶几有隐君子乎！”这哪里是乐？明显是在苦中作乐，强颜欢乐，而他将台令名为超然，更具深意：超然出自《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明明白白要看淡荣辱，超然物外了。对比苏轼此三篇亭台小记，虽都是文辞宏丽、韵调铿锵，结构有张有弛，紧扣主题，让人读之不厌，但个中意境却是从积极昂扬到强自排解，同苏轼官场境遇起伏大有呼应之处，颇值得人们玩味。

仕途低潮文章盛：千古名作前后《赤壁赋》

从熙宁四年被贬出京开始，苏轼的仕途就一直不顺。任职密州期满又转徐州，再转湖州，朝廷始终没有流露出分毫要将公认大才子召回重用的意思，反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他的不满。熙宁十年（1077），苏轼密州任期满，按例回京述职，结果“有旨不许入国门”，即不允许他进汴京，折辱之意十足。然而还没有完，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地方近8年的苏轼更是遭遇无妄之灾：他在例行表章《湖州谢上表》发了一些牢骚，结果被人抓住辫子往死了整，深陷囹圄四个月又十天，直到当年十二月方才出狱，处以“责授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惩罚，这就是中国史和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在历史中有名，是因其为严格意义上的首场文字狱；而在文学史上同样有名，则是因为它间接地促使苏轼在文学上发生转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国士无双的文豪。

黄州即今天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在北宋隶属淮南西路，“当江路，过往不绝”，经济发达且离京城不太特别远。依北宋官场潜规则，贬谪臣子向来以贬地离京城远近、信息畅通与否以示惩罚的轻重，朝廷将苏轼安置在黄州，明显表露出一种并未“弃绝”、留观后效的态度。虽说如此，“乌台诗案”还是给予苏轼不小的精神冲击。王安石之弟、曾在该案中为苏轼向皇帝求情的王安礼曾一语道破了苏轼痛苦的根源：“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他是仁宗老皇帝钦定的未来宰相，论才华和能力在同辈中无人能及，本自诩十年之间可以得志，但如今不仅未能达成夙愿，反而被打成犯官，差点在文字狱中丢掉性命，美好期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怎会不让聪明的他感到痛苦呢？

痛苦和苦难会让庸人沉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磨砺。被贬到黄州苏轼的生活困苦，精神苦闷，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将自己的块垒以文学方式抒发出来。元丰五年（1082，一说为元丰三年）七月既望，秀才李委前来探望他，一起泛舟夜游赤壁。此时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众人饮酒作乐，诵诗高歌，对着江景感叹人生。三个月后，苏轼和客人再度泛舟于赤壁，此次夜游却颇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引发苏轼“悄然而悲”。两次赤壁之游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他创作出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赋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体，早在周代末就以产生，盛行于汉代。汉代讲解《诗经》的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晋代文学批评家挚虞更指出：“赋者，敷称之称，古诗之流也”，都明确指出了该文体同诗歌的关系，“不歌而诵谓为之赋”。赋在写作方法上铺陈写事、物，字句上韵散间出，多用四言，半诗半文，让人读起来感觉铿锵有力。经过唐宋古文运动之后，赋已演变为趋于散文化的文赋，但依然不排斥骈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使其继承了古文的章法气势，又克服了汉赋喜用生僻字和堆砌辞藻的毛病，叙事抒发的同时又富有诗意。大约正是看中文赋这些特点，苏轼才选择该文体将淤积在心中好几年的苦闷一股脑倾泻在纸上。后世评论家多对《赤壁赋》写景赞叹不已。在《前赤壁赋》中，苏轼眼中的长江夜景乃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长江月夜的美景不由得让人有遗世之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到了《后赤壁赋》，曾经的美景就变成“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俯瞰长江成了凝望深渊：“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同一处长江，山月同天，然而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仅用了几句四言，就营造出偌大的差距。在《前赤壁赋》中，江月夜苏轼眼中第一印象“月出东山之上”，而在《后赤壁赋》中第一印象干脆就不是视觉，而是听见“江流有声”，接下来才慢慢发现是两侧“断岸千尺”，原来是“山高月小”，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从声到形的通感修辞方式，给人带来强烈临场感。 《赤壁图》（ 局部），明，仇英，绢本设色，纵25.1厘米，横90.8 厘米，现藏辽宁博物馆如果仅仅是因写景细腻，那么苏轼的两篇《赤壁赋》还不至于让后人感觉惊艳，让人赞叹不已的是文中他极其自然流出来的思索和感受。《前赤壁赋》还是袭用了传统汉赋一问一答的表现手法，不过手法上比起汉赋上来就没头脑强行“客问曰”自然了许多。客人在月下吹起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的洞箫，从而引发“苏子”和“客人”的对话：客人感叹在赤壁遥想昔日，英雄霸业，尽归尘土，而不如孟德、周郎的小人物，我们又怎能不觉得“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呢？联系苏轼此前的仕途经历，他此种强烈“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慨叹，恐非仅对古人有感而发，多半也联想到了自己，昔日雄心壮志，而今安在？但在黄州待了几年，他已经成功地开导了自己：“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声名官位，不过都是身外之物，只要我们心中有清风明月就已足矣！然而，挫折真的就能用“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排解掉吗？在更为私人、也更能披露内心真实想法的《后赤壁赋》中，人们读到的是一股不可抑制的苦闷宣泄：“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特别值得留意的是，文中提到了“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孤舟惊鸿本是中国文学中传统意境，然而苏轼却用奇特梦境将其翻新：“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是我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我？自庄周以来，这个问题就萦绕在中国文化的深处。它既是隐遁，可以让人们在现实与梦境的切换中忘记烦恼，但同时也是一种逃避不了的追问，涉及此世彼岸究竟谁是梦幻谁是永恒的问题。自幼经过严格道家启蒙，熟背《老》《庄》的苏轼此时此地肯定想起了梦蝶主题，结合前后《赤壁赋》的文本，人们能清晰地看到苏轼的困惑与迷茫：仕途经济那又如何？即便能轰轰烈烈做到横槊赋诗的地步，可今天又安在？只能是希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但却“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又或许，一切皆如赤壁夜游之乐，醒来不过是一场孤鹤秋梦。

尾声：生平功业黄、惠、儋

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被流放烟瘴岭南7年之后，苏轼终于因为新帝登基而获得赦免，越过大庾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旧是步履匆匆，一路沿江西入赣水，越鄱阳湖而入长江，顺流而下东行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金山，抵达了生命的终焉之地，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常州。 东坡居士像，位于今海南儋州东坡学院内。绍圣四年（1097），北宋朝廷再度整肃元祐党人，原贬于内地之人追贬岭南，而早在岭南的苏轼则漂洋过海，责授琼州昌化军（今海南儋州、昌江、东方等县市）安置。苏轼以超脱的精神排解自己，视“海南万里真吾乡”一路北上，已经是66岁老人的苏轼陆续听到了各种消息：纠缠一生的好友、政敌章惇因为一句“端王轻佻”的谶语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但元祐年间的同侪也多半死于贬所，其中就包括“苏门四学士”中同他感情最深厚、思想最契合的秦观。时至今日，无论是亲友抑或仇敌都已不在，只剩风烛残年的他侥幸生还，回首熙丰变法、元祐更化，那些热腾腾的事业、闹哄哄的争论，岂不如一场梦幻泡影？途经镇江金山时，苏轼写下一首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的确，千年以后，变法党争已只是印在历史书上一段前尘往事，而苏轼这位智者在黄州、惠州写下的文章，却超越了时间，如江水与皓月般永被传颂，鲜活地存在于孩子们的诵读声里。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