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健在的红军老英雄

旭宁

蹇先佛，女，106岁，湖南慈利人

蹇先佛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蹇先佛，女，1916年7月出生，湖南慈利人。开国上将萧克夫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任第六军团宣传部干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总支书记、冀热察区委组织科长。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委军事训练部办公室副主任，燃料工业部副局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副司长，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共七大代表、中纪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履历1916年7月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城关镇[1]。7岁念私塾，后入慈利县女子学校读书。1932年入长沙衡粹女校艺术师范班学习。1934年7月毕业，同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参加红军后，发挥自己的专长，每到一处，就用红粉浆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1935年11月开始长征时，已怀有身孕的她，以坚强的毅力，怀着、带着孩子胜利走完了长征路。她和姐姐蹇先任被称为“长征中的姊妹花”。1936年11月，调到中央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部工作。西安事变后，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外交情报处工作。1937年春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到西安做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12月，调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工作。1939年春到1942年春，先后任北方分局党校总支书记、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944年春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冬返回华北，先后在北方分局、华北中央局组织部做干部工作。

1949年夏到1972年夏，历任中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训部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燃料工业部电力设计局副局长、电力工业部（后为水利电力部）干部司副司长、司长、水利电力部政治部负责人。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4月任国家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她是中共七大、十三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赵桂英，女，106岁，四川内江人

赵桂英1916年4月出生在四川苍溪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走完了长征全程，参加了渡江和淮海战役战役，解放后，她在省交通厅工作。离休后,又随丈夫来到内江安享晚年，现居内江市红军大院疗养身体。105岁高龄的她荣获了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王少莲，女，103岁，四川巴中人

王少莲，102岁，女，1919年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跟随母亲和哥哥参加红军，后来哥哥在长征的战斗中牺牲，她和母亲因负伤辗转回到家乡，如今，王少莲老人家五世同堂，儿孙中先后有7人从军。

王金英，女，101岁，四川阿坝人

王全英原名王贵香，1921年出生在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岁多时，王全英便失去了父母，五、六岁时，被舅舅送给金川县大户人家做帮佣，从此，五岁稚子做起了苦力，洗衣服、喂牲畜、带小孩，有时候小孩哭了主人就掐她，最甚时把她用绳子拴着，扔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来回冲刷。十来岁，舅舅看她太惨将她带走，但还是无法养活她，只能“转送”给另一户人家去放羊。如是辗转了几次，那段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一直是看不到尽头的绝望。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金川。“刚开始我们都躲红军，但是红军里面的女干部经常叫我们去开会，对我们说红军是好人，是为穷人服务的，专门打坏人，那时候，我天天就在河边上的磨房里推磨，有一天晚上，看到红军举着的火把亮起的光亮，我就跟了过去。”王全英说道。

那火把仿佛是点亮她黑暗人生的星火，照亮前行的道路，那年14岁的王全英，毅然参加了红军，从那时起，红军就成为伴随她一生的称呼，成为她这一世永远闪光的印记。

在红军队伍里，王全英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主要担任烧水做饭、照顾伤员、筹粮运粮的工作。红军在金川转战几个月后，她随红军出发，到达抚边、打箭炉（今康定）、小金、巴地、巴旺一带。1936年3月初，王全英所在部队来到丹巴县，遭遇国民党24军的围攻，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红军部队浴血奋战，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勇往直前。可敌人火力太猛，当时敌人把丹巴索桥砍断了，红军过不了河，开始撤退，转移到大桑地区。“红军伤亡很大，我当时的任务是护理伤员，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没打中我，连长都说我命大。”王全英回忆道。

大桑地区的河上没有桥，战士们搭了一根独木桥，伤病员和小红军过不了独木桥，就各走各的，从那时起，王全英和几个战士与红军大部队走散了。掉队后的王全英却不敢回头。只有折返巴旺、巴地，走到了卡撤沟一带。王全英与几个同伴一起翻越巴朗山。

主峰海拔五千零四十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行走在茫茫雪山，脚下都是冰碴子。漫漫的路途对于王全英而言，几乎可以说是步步艰辛。她脚下全是一道道的血口子。她的一根脚趾在大雪中被冻坏。皑皑白雪上，留下了一个个鲜红的脚印……

新中国成立后，王全英改了现在的名字。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松花江上》这些红色老歌她信手拈来。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一首老歌，她唱得很甜美，很动情。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直到现在仍可以完完整整，一字不落地唱下来。这些歌曲传达的红色精神照耀着她的人生路，也深深刻进了王全英的心中。

如今，战火和硝烟早已远去，她也成了期颐老人。她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很幸运，与党同龄，我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百年来，在时光的冲刷下，她的身躯日渐佝偻，她的记忆成为点点碎片，但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红色信仰而忠贞不渝的的初心恰如高山仰止，依然泛着红色光芒。

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女，98岁，四川达州人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奇迹。

　　陈其，98岁，女，1924年6月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8年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与丈夫李质忠长期从事机要工作，李质忠曾担任中办副主任兼机要局长。

　　万曼琳，96岁，女，1926年出生，四川南江人，1933年7岁时随哥哥参加红军，1933年随兄参加红军，是红军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之一。

1936年10月，红军到陕北后，万曼琳先后被分配到列宁剧社（抗战剧团前身）、抗战文工团等单位工作。1940年10月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班就读，之后在边区及中央军委机要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北军区、西安市地方工业局等单位工作。20世纪60年代，因身体长期患病提前离休，定居西安。

涂通今，男，108岁，福建长汀人

涂通今，开国少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涂通今，1914年生，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涂坊村人，医学博士，1964年晋升开国少将，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也是唯一健在的红军博士。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务。截至2020年12月，在世开国将帅仅剩6人，涂通今是其中之一。

人物履历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护工，1932年10月考入江西苏区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毕业后任红九军团医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任延安和平医院主治医生。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医务干部，右一为涂通今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开辟东北解放区的作战行动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和另两位红军博士钱信忠、潘世征一起赴苏联留学。回国后，曾在解放军总医院帮助工作，先后历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副兵团职顾问。

张力雄，男，109岁，福建上杭人

张力雄开国大校，江西省军区原政治委员张力雄，1913年11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障云村燕子塔自然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13年11月21日，张力雄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通贤乡障云村燕子塔自然村。1929年，张力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张力雄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张力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力雄任红12军34师100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随西路军进入甘肃，参加了高台血战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张力雄任抗大1大队2队队长、政治处主任、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委、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战役和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张力雄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3旅政委、鄂西军区第3分区政委、野战旅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力雄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原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原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原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原福州军区顾问等职，并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杨永松，男，102岁，广东大浦人

杨永松，广东大埔人，1918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简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儿童团团部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巡视员，红12军101团文书，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343旅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直政处教育干事，师政治部秘书、师直政处教育股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教导二旅五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经历　　杨永松，广东省大埔县人，1918年7月生，1931年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杨永松　　10月16日，秋高气爽，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胡同里，见到了老红军杨永松将军。杨将军的少年时代，受家兄杨鹤松的影响，在闽西参加了儿童团并任组织部长，后参加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可说是九死一生。　　1934年9月，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杨永松所在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永安地区进发。部队过汀州时，杨永松因病被留后方医院休养。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所有人员需转移到一个叫“九堡”的医院。杨永松和几个战友赶到九堡医院后，让他们意外的是，那里除了一片用砖头搭起的床铺外，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医院在一天前就转移了。他们不顾伤病的折磨，坚持赶路，终于在第5天的下午赶上了红一军团的部队。杨永松在寻找三团的驻地时，遇见了一师的聂鹤亭 参谋长。“小鬼，你年龄还小，身体又很虚弱，能跟得上吗？”聂参谋长关心地问杨永松。“红军不怕苦和难，我能行！”杨永松斩钉截铁地答道。聂参谋长看他小小年纪，革命的决心这么大，心里十分高兴，给三团打了个电话，把他留在了师部，让他和一个叫赖可可的同志一块负责文书工作。

　1934年10月，杨永松随部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他们一路攻坚克难，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向新田进发。部队由毛儿盖出发，杨永松所在的三团走在军团的前面，翻过一个小山后，开始过草地。一路上，有时见到浮在泥水中的军帽和死在灌木丛中的同志。都过去70多年了，杨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泣不成声。他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到草地的第五天夜晚，我们在一条小水沟边宿营。到了半夜，突然下起大雨。人不能躺着，只好在原地坐着。我有一件短袖油布上衣，用它盖在身上，上半身还能遮雨，但下半身却泡在冰冷的雨水里，越坐越感到腿累腿酸，最后就麻木了，觉得活动不自如了。第二天天亮后，才看到腿肿得老高，打不了弯。此时，我的心情糟透了，难道走不了啦！革命到头了，要死在这茫茫草地了吗？这时，我想了许多许多。最后，爬到一个土坎上，拿出在湖南买的、始终舍不得穿的一双新袜子穿上。横竖也是死，还留它做什么？这种念头闪出来后，我自己又把它克服了。我鼓励自己，不能这样倒下，一定要走出去。队伍出发了，我找了一根别人当柴烧没烧掉的树枝做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队伍比我走得快，我就在后面努力往前赶。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老天爷开眼，我的腿开始消肿，死神终于从我身边被赶走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咬牙坚持，我或许真的就死在草地了。”

王扶之，男，99岁，陕西延安人

王扶之开国少将，原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

王扶之，1923年9月24日出生，陕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多次遇到政治与军事战场的危难。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简介王扶之，别名王硕，1923年9月24日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测绘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团长。1949年任第一一六师作战科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一一五师副师长、师长。1954年起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文击，男，104岁，河北省霸县人

文击开国少将，原总参炮兵部部长

文击，男，汉族，1918年生，河北霸县人，原名刘树堂。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司令部炮兵第1师师长，1964年晋升为炮兵少将军衔，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人物履历1918年，文击出生于河北霸县，原名刘树堂。[4]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宣传干事、政治教员、军区教导团教育股股长兼营副教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直属独立炮兵营政委。1944年4月炮兵营调编为延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第3营，仍任营政委。1944年11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扩建为延安炮兵学校，文击任延安炮兵学校大队政委。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炮校向东北开进，炮校除留一个营归属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外，全校1069人分为三个梯队，分批经晋北、察热地区，向东北挺进。延安炮校到东北后先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并组织成立了贾陶为旅长的炮兵旅，下辖两个炮兵团，文击任炮二团政委。后任东北军区炮兵纵队第二团团长，东北军区炮兵第1指挥所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炮兵第1师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东北炮兵司令部炮兵第1师师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司令部炮兵第1师师长，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副参谋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率部参加了第一至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回国后，任宣化解放军炮兵学院训练部部长、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1980年12月-1982年8月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总参谋部炮兵部部长、顾问。1955年授衔为解放军炮兵大校。1957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1964年晋升为炮兵少将。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向轩，男，96岁，湖南桑植人

向轩，原四川省成都军分区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1933年4月(7岁)参加红军，9岁长征，曾参加大荔县荔北战役。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人物经历向轩，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1926年3月出生，母亲是贺龙元帅的五妹贺满姑。向轩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母亲就带着他上山打游击。两岁时，贺满姑带领的掩护伤病员的后方游击队被桑植县罗裕的地主团防武装袭击，突围转移到永胜县段家台被农会叛徒出卖被捕。向轩与5岁的三哥向楚才、几个月大的妹妹随母亲一同被关进大牢。1928年农历八月十四，敌人把贺满姑凌迟虐杀（不让过八月十五中秋）。向轩大姨贺英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他们兄妹三人救了出来。从此，向轩跟着贺英，喊妈妈。自小跟着她习武， 三四岁就能打手枪。1933年农历四月驻在鹤峰太平镇洞家湾的贺英游击队的部分成员回家农忙插秧，被叛徒（苏维埃乡干部）出卖，告诉了桑植团防局的负责人秦富斋。1933年5月6日拂晓（农历四月十二），敌人乘虚来袭。2名战士牺牲。敌人扑过来，贺英顶着打，身中2枪，牺牲前对向轩说：u2018找大舅（贺龙），找红军报仇！u2019给向轩一个小布袋，里面有2个金戒指、5个银元，还有贺英的小手枪。向轩一边还击，一边往山上跑，右腿脚脖子处中弹负伤，仗着地形熟，躲了半天。之后拖着伤腿，咬着牙走，在湖北鹤峰县麻水找到贺龙。把向轩放到贺彪（卫生部长）那里治疗，半年左右伤才好。廖汉生带领红军杀回去，几天之后就把叛徒处决了。国民党桑植县团防局长秦富斋解放后被镇压。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向轩的军龄就从1933年4月12日算起。因为那天向轩拿起贺英给他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从此，向轩参加了红军，在贺龙红军司令部当勤务员、通信员，长征中跟着部队跑。平时把小手枪中的撞针卸下来，打仗时安上。1936年，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委分会书记。向轩当了通信班副班长。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司令部通信员。1943年4月，在八路军358旅警卫连当战士。学过工兵后，任西北野战军1纵队358旅工兵连副连长、1948年1月任工兵连连长。1948年夏天，在陕西省大荔县荔北战役中，率工兵连攻击敌人工事。挖土坑用抛射法发射炸药包；用改装成功的清朝土炮，轰击敌人的工事，把敌人打垮。敌人用枪榴弹还击，向轩身上26处负伤，眼睛（右眼）被打瞎，脖子、背、腰、屁股、膝盖、右脚面等处受伤，弹片在体内一直没取出来。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1960年12月，任成都军区成都军分区后勤部军械科副科长。1978年11月，任四川省军区成都军分区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1982年12月离休，享受正师职待遇。为副军职待遇。在四川省军区成都石马巷干休所休息。所获荣誉向轩，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三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万海峰，男，102岁，河南光山人

万海峰简介万海峰1920年出生，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和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支队警卫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参谋，苏中军区第四纵队独立旅七团二营营长，新四军一师一旅教导大队大队长。先后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苏中反扫荡等重大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六纵司令员作战科长，十八师五十四副团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二一六团团长。率领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和莱芜、孟良崮战役，后又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长山列岛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师参谋长，七十一师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炮兵室主任，七十二师师长，1953年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国旗勋章。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任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师长，二十四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共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十三届中顾委员。

马志选，男，104岁，四川平昌人

马志选，1918年2月生，四川平昌县岳家乡双竹村人。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任太原基地三一三兵站副站长（副军职）。[1]中文名马志选出生日期1918年2月主要成就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出生地四川平昌县岳家乡双竹村

人物履历曾在红四方面军第11师33团当战士。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69团侦察诽长、特务营连长，太行军分区团长。参加了奇袭阳明堡、粉碎九路围攻、响堂铺伏击战、百团大战及平汉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军械部总库库长，第494仓库库长，第496仓库库长、政治委员，第495仓库主任，太原基地三一三兵站副站长（副军职）。

所获荣誉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参考资料： 老兵如山——104岁老红军马志选播．人民资讯 [引用日期2022-07-02]

胡正先，男，104岁，安徽六安人

胡正先原总参谋部三部局长胡正先，男，1918年出生，安徽六安人，1930年12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红军总部通讯学校学习，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长征和西路军西征[1]，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东北军区二局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军区三局副局长，1964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中文名胡正先出生日期1918年毕业院校解放军政治学院主要成就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出生地安徽六安

人物经历胡正先历任总参谋部三部局长、参谋长、副部长、顾问。胡正先，12岁参加革命，先加入共青团，为红军放哨。后被安排到通江总部去学无线电。1938年春，到延安，被调到中央军委担任报务员。胡正先曾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负责信息收集工作，每次都能在很短时间内为前指决策指挥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多次得到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度赞扬。[2]1984年离休后，胡正先坚持读书看报，及时聆听党的声音，读书笔记和剪报加起来有十几大本。

所获荣誉胡正先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人物评价胡正先在长征苦难中成长，在战火纷飞中历练，作为我军早期优秀的通信工作者，老红军胡正先是一位身经百战、以身许国的红色“听风者”。（中国军网 评）

王玉清，男，101岁，贵州毕节人

王玉清，贵州省威宁县人，汉族，1922年1月25日出生，初小文化。1936年2月参加工作，1940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享受省部级待遇。由于因家庭生活困难，随家人逃荒到黔西，红军于1936年2月经过黔西时，在黔西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先后在军团部无线电台、卫生部、宣传部任通讯员、战士、卫生员、宣传员等。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随红军爬过雪山、过了草地。1937年初，在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任主任甘泗淇勤务员。1937年8月，在八路军延安总政治部烽火剧团任宣传员。1938年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供给科当通讯员。1939年1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管理科任警卫班长(负责副校长罗瑞卿的警卫)、校警卫连班长、副排长。1941年5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底，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转入陆军中学学习，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7月，考入延安炮兵学校学习。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炮兵学校进军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保安1旅1团炮兵连排长、副连长、3团炮兵连连长、7纵19师炮兵营副营长。1950年10月在武汉军政大学、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学习(关系先后在四十四军130师、五十四军130师)。1952年10月任五十四军130师炮兵室主任、130师司令部参谋长兼炮兵团团长。1955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预备第3师炮兵副师长。1957年9月，先后任福建省军区守备第13师炮兵副师长、省军区司令部炮兵室主任、三明军分区参谋长、龙溪(今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直属第85师师长、司令部参谋长。1971年任福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1972年5月任福州军区炮兵司令员。1978年6月任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1983年9月离休。夫人陈潮芳。

熊玉坤，男，103岁，四川北川人

熊玉坤，男，羌族，1919年11月8日生，四川北川县陈家坝乡青林村人。1935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中文名熊玉坤国籍中国民族羌族出生日期1919年11月8日

人物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32团战士、第11师供给处传令兵、军供应部警卫排战士、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供给部警卫班长、警卫连排长、连长，总供给部警卫连副连长、连长，朱德警卫团2营副营长。参加了百团大战，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反“扫荡”作战及祁太、平和、左安、林南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第3纵队7旅副营长、补充营长、纵队教导团队长，皖西第2军分区独立团参谋主任、教导大队长。参加了平汉、定陶、巨野、鲁西南、坚持大别山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安庆军分区作战科科长、干部部副部长，安徽军区干部部科长，宿县和阜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合肥市武装部第二政治委员，巢湖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顾问。1987年离休。

人物荣誉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2016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2]2019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表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参考资料：

[1] 合肥97岁老红军的长征故事：三次与死神擦肩．中安在线 [引用日期2018-04-22][2]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等看望老红军，并颁发长征胜利纪念章．网易新闻 [引用日期2018-04-22][3]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表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9-12-17]

索心忠，男，101岁，四川广元人

索心忠原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

索心忠1921年6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广元县。1933年6月，刚满12岁的他自愿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1]九十三师），任司号员和勤务员。1935年至1936年随部队过草地，任勤务员和饲养员。南京解放时参与接管工作，任大华电影院总务股长，其后历任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经理等职，1983年离休。

索心忠1921年6月出生，祖籍四川省广元县。1933年6月，刚满12岁的他自愿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1]九十三师），任司号员和勤务员。1935年至1936年随部队过草地，任勤务员和饲养员。南京解放时参与接管工作，任大华电影院总务股长，其后历任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经理等职，1983年离休。

（一）

1933年6月，刚满12岁的他参加了红军，成为部队里众多“娃娃兵”的一员。说起从军的缘由，99岁的索心忠有点乐不可支，好像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样。“跟着红军有饭吃啊，不打人不骂人，还对小孩子特别好，我就跟着红军走了。结果越走越远，就回不了家了，也不想回家了。”索心忠说，当时红军嫌他太小，不肯收，后来看我机灵，又勤快肯干事，就把他留下了。他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参加红军后，索心忠当过政治部通讯员，也做过医院护理员，给伤病员端饭菜、倒尿盆。当时四川地方军阀为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向红军发动了围攻，索心忠随大部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头部的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负伤的细节索心忠已经记不清了，跟随年龄一同忘却的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甚至生死相交的战友。但唯独对长征，他记忆却深刻地出奇。漫漫长征路啊，爬雪山、过草地，烤皮带、吃树皮……或许是太过艰苦，又或许是受到了太多照顾，99岁的他对当时年纪尚小的自己难以忘怀。

草地是什么样子呢？索心忠说是长满水草的大片沼泽，“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没有人烟，睡觉的地方也没有。”长途行军时，仅能坐到“草墩子”上短暂休息一下。大的“草墩子”可以坐五六个人，小的“草墩子”只能坐一两个人。沼泽里还有很多被草盖住的水坑，有些同志一不小心就踩到水坑里陷进去了，草又会继续覆盖住水坑，人就再也找不到了。过草地时，一路上都没有干燥的泥土，因饥饿或疾病牺牲的同志也很难掩埋。

索心忠随红四方面军一共过了三次草地。过草地之前，红军给每名战士发了一斤多的炒面，大家称之为“救命炒面”。行军途中，尽管大家饥饿难耐，但也只能在每次休息时吃上一小口。“为了防止不注意一口气吃没了，当时吃面都是倒一点在手心里，用舌头舔着吃”。索心忠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做着吃的动作。

可是即使缺粮食到了这样的地步，战士们也一定会让小孩和妇女先吃。年纪小，身边又没有亲人照顾，索心忠处处都得到关照。“那个时候，大家会主动照顾小孩和妇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一个人会计较。”索心忠说，没有这些无私关爱，他活不下来。

12岁离开家，再回去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回到老家，村里的人都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早就不在了。索心忠的父亲去世早，家里还剩下爷爷。见到孙子的爷爷满村狂奔，高喊：“我不是‘老和尚’了！我不是‘老和尚’了！”索心忠是家里的独苗，在四川广元，那些没有后代子孙的人常被人称做“老和尚”。

能活着回去，索心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些没能回去的烈士，只能将名字留在巴中的纪念碑上。“很多烈士连姓名都没有，只好刻上小名，什么‘狗娃子’‘毛娃子’。还有很多人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太多太多的战友英魂长眠在长征沿途了。

（二）

在索心忠家里，一张他与毛泽东的大幅合影很是醒目。照片有些发黄了，可是索心忠一直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那是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当时的索心忠是延安电影团的一员，由电影团总摄影师徐肖冰带领，与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一起负责毛主席行程的全程拍摄。

西苑机场阅兵完毕后，徐肖冰问毛主席是否可以一起合影，毛主席欣然应允。于是索心忠与其他三位同事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毛主席拍摄了一张合影。

“跟毛主席合影可不容易嘞，运气好啊！”索心忠看着照片，眉里眼里都是笑。那张黑白照片啊，定格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索心忠的青春。

解放之后，索心忠随延安电影团一行到南京，接管了电影院。后来在组织的介绍下，索心忠认识了小他三岁曾当过南京地下党的刘善仙，并组建了家庭。

如今，99岁高龄的索心忠已是儿孙满堂。正如他自己说的，1949年来南京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着26人的大家庭了！回想过去的艰苦日子，他觉得今天的日子跟过去比简直就像是在天上！“赚了哦，赚了！”老人一直重复着这个词，那种心情我想是今天的年轻人怎么也无法体会到的。

（三）

索心忠一直嫌弃自己没有文化，觉得自己很土。

十五岁头部负伤后，索心忠就落下了头痛的毛病，用脑过多后生活和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医生也一直跟他说要少动脑筋，加强身体锻炼。“我就听医生的话，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去站岗，很遗憾，当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

后来，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缺憾，索心忠也一直在努力。南京解放以后，他专门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了三年，识得了一些字，也会写，现在看书看报都没有太大问题。

前半生兵戈戎马，后半生光影相伴。索心忠的孩子总是会尽量不去触碰老人的那些往事，因为每次想起他就心痛不已，晚上辗转难眠。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索心忠守在电视机前，很是兴奋。“我们那时候枪少，子弹少，跟现在没法儿比哦。”老人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很欣慰，国家强大了，以前那些苦日子再也不会有了，他们那一辈人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

如今的日子过好了，可是索心忠却一直过得很简单。老人的卧室里是一床、一书柜、一衣橱和两把旧藤椅。老人的儿子说，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买的简易木床，因为老人睡习惯了，所以哪怕是搬了十几次家也始终带着。

索心忠用过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他自己说，够用就好。就像他头上的那顶黑色毡帽，能戴就好。

【人物简介】索心忠，1921年6月出生，四川省旺苍县人。1933年6月参加红军，随部队参加长征。全面抗战期间，随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后来进入八路军总政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从此从事电影放映工作。1949年4月下旬，参与接管南京，任南京文化电影局军管放映团第三电影队队长。后任大华电影院总务股长，其后历任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经理等职。1983年离职休养。现居江苏南京。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杨帆 伍行健 责任编辑：孙智英

杨焕炳，男，103岁

【人物简介】杨焕炳，1919年3月生，四川省苍溪县人。1934年9月参加长征。1935年至1949年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工作；1949年10月转业到西山矿务局任科长；1953年至1984年任西山石膏矿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现居山西太原。

王敬群，男，103岁，江西吉安人

王敬群 ，出生于1919年，曾用名王申蔼。江西吉安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儿童局书记，红1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陕北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第10团、第2师第5旅第15团政治处主任，第4旅政治部副主任，第4旅第11团政治委员，淮南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1师政治委员，第28军第84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到地方工作，任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北满钢铁建设总公司副经理，江西省建筑工程局局长、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1年11月任江苏省人民政府顾问。

闵敬德，男，107岁，河南商城人

闵敬德，1915年生，河南省商城县鲇鱼山乡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战士，红二十五军战士，交通队班长，红十五军团交通队排长，军部通讯参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部警通排排长、通讯科连长、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通讯连连长、支队司令部通讯参谋、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部通讯科科长、阜东独立团副参谋长，新四军三师警卫营营长。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参谋长，第七纵队六十三团副团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四十四军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团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一师参谋长、海军航空兵三师参谋长、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范希贤，男，105岁，福建永定人

范希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范希贤，1917年出生，福建永定人。曾用名范喜贤。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人物经历

土地革命1930年2月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省军区二十四师一团三营战士。1933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延安军委总部任警卫员。1936年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译电员。抗日战争1938年任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三团、五团译电组组长。1940年任中共中央机要局译电员。1943年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译电员、新四军第五师洪湖军分区译电组组长。1945年任汉口军调第九小组译电股股长。解放战争1946年6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处译电员。1947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委办事处机要秘书。1948年1月任哈尔滨百货公司助理员。1948年10月任沈阳百货公司副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任广东省油脂公司经理（1951年9月-1952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9月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1954年9月-1955年8月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6年8月任广东省农产品采购厅代厅长、厅长。1957年1月任广东省第二商业厅厅长。1958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高要地委副书记、高要专员公署专员。1958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江门地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江门专员公署专员。1960年9月-1967年3月任广东省商业厅厅长。“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1969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佛山地委副书记、佛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1972年1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主任兼财贸政治主任。1975年7月为广东省革委会经济领导小组成员。1977年5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任广东省副省长。1983年4月-1988年1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曹守成，男，107岁，四川广元人

1915年，曹守成出生在苍溪县彭店乡一个贫寒的家庭，一家人靠爷爷婆婆帮人种地、打短工维持全家生活，一年四季常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经历和目睹了艰难的生活，后来他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当过担架兵，到延安当过警卫员，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但他始终无怨无悔。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作为解放军某兵工厂炮弹车间的技术员，曹守成押着3车炮弹到战场上去。当时战斗十分激烈，部队减员严重。为了保证兵力，曹守成自动转成战斗员，在阵地上发射炮弹。3车炮弹打光，就在他和战友们准备撤离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将他炸昏，在医院里躺了5天5夜才苏醒过来。为此，他被震聋右耳，右手食指筋络被切断。

新中国成立后，曹守成到乐山联运支公司任经理，泸州汽车修理厂副厂长、厂长，成都汽车修理总长副厂长，南充市汽车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副厂长、党总支部副书记。1980年离职休养。

杜国榜，男，105岁，四川巴中人

杜国榜，生于1917年，平昌尖山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调遣至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跟随炮兵团参加长征，历经三大战役，左腿被子弹穿过。先后荣获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奖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

强德义，男，104岁，四川南江人

1918年8月30日，强德义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长到七八岁时，便给当地的地主家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好不容易熬到1932年，14岁的强德义终于迎来了自己“转运”的日子。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217团奉命从西乡南下，翻越风雪弥漫、巍峨雄伟的大巴山，于18日占领四川通江县北端的两河口。击溃守敌一个营，在此建立了川北第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通江那边有了我们穷人的队伍，他们在那打土豪分土地，是一支菩萨军哩！”强老回忆说，通江“闹红”的消息不胫而走，让巴中人民甚是惊喜，纷纷投奔。“我经常被地主家的儿子欺负，听闻红军到了通江，我便萌发了想去通江参加红军的念头，和父亲一讲，他并不反对。他说，参加红军兴许是一条活路。那晚和父亲道别时，他哭了，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止住泪，掏出身上仅有的一个银元塞给我，拉着我的手说：去吧，德娃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望着父亲的眼睛，我的心里热乎乎的。那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父亲，我们父子俩相对流了一阵子眼泪，就告别了。”强老动情地回忆说，他一路艰辛地从南江走到通江时，脚上的一双烂草鞋早已磨光，只好光着脚走路的他脚上起了好几个血泡。

访巴中失散老红军强德义

国防时报记者在南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长杨军的陪同下，经近2小时的山路跋涉，来到了家住南江县双桂乡马桑村101岁高龄的失散老红军强德义家中。眼前的强老，头戴灰棉帽，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步伐蹒跚，靠拄着的两根竹棍作拐杖行走，但是精神仍是矍铄的。

对着老人的耳边“吼”出来意后，强老欣慰地笑了，让其儿子翻出政府给他颁发的长征胜利70周年和8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美美地戴上，然后冲记者大声地说：“好了，开始吧！”

80多年过去了，强老的思路仍然清晰，回忆起当红军的日子，老人十分感慨：“现在和以前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今天的祖国能如此繁荣富强，我们看着就高兴。但是不能因此就忘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会更懂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

洒泪别父追红星

1918年8月30日，强德义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长到七八岁时，便给当地的地主家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好不容易熬到1932年，14岁的强德义终于迎来了自己“转运”的日子。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217团奉命从西乡南下，翻越风雪弥漫、巍峨雄伟的大巴山，于18日占领四川通江县北端的两河口。击溃守敌一个营，在此建立了川北第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

“通江那边有了我们穷人的队伍，他们在那打土豪分土地，是一支菩萨军哩！”强老回忆说，通江“闹红”的消息不胫而走，让巴中人民甚是惊喜，纷纷投奔。“我经常被地主家的儿子欺负，听闻红军到了通江，我便萌发了想去通江参加红军的念头，和父亲一讲，他并不反对。他说，参加红军兴许是一条活路。那晚和父亲道别时，他哭了，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止住泪，掏出身上仅有的一个银元塞给我，拉着我的手说：去吧，德娃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望着父亲的眼睛，我的心里热乎乎的。那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父亲，我们父子俩相对流了一阵子眼泪，就告别了。”强老动情地回忆说，他一路艰辛地从南江走到通江时，脚上的一双烂草鞋早已磨光，只好光着脚走路的他脚上起了好几个血泡。

见到红军后，他被编入童子团，负责送信、查路条、运粮征粮等任务。

个小分到半截枪

1933年1月23日，红军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解放了川北重镇巴中县。1月30日，终于将敌全部要点占领，敌军全线溃退，南江宣告解放。随后，红军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援下，全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好形势下，不甘老待在童子团的强德义耐不住了，他找到一位红军连长，要求“转正”为红军战士。

红军连长见他个小，于是指着他的通信员对强德义说：“你跟他赛跑，你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让你接他的位置。”强德义就拉着那个通信员去赛跑，因为从小放牛，爬山跑路不在话下，强德义很轻松地赢了通信员，连长才同意他加入了红军。

加入红军后，强德义又郁闷了，为啥？

“因为手中没有武器，感觉似乎还不如童子团带劲，在那好歹有一把马刀。当通信员，背个布口袋，一个小本子，其他啥都没有。我心想，没有枪没有刀，空着两只手算什么红军嘛！”强老说，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老兵要一支枪，老兵告诉他：“红军战士哪有要枪的，得到敌人手里去夺。你不要急，等着打仗，打完仗你就有枪了。”

终于，一仗胜利后，连里缴获了几支枪，强德义跑到连长那，死活闹着要，连长莫法，只好给他一支，外加12发子弹，但是他个子小，所以分给他的是一把最短的、断了半截的枪，好在还能使。

三声怒吼学张飞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8万多人，加上独立师等共有10万余人，部队素质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为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实现“川陕甘计划”，决定攻击广（元）昭（化）之敌。

“1月26日，我们包围广元城的红军开始攻城。29日，占领乌龙包制高点后，我们凭有利地势向城中射击。此时，城中大乱。丁德隆严令城中百姓将家中瓦罐装满石灰，竹竿上裹上棉花，浸上煤油，在城墙下面待命，以防我们越墙入城。30日拂晓，丁德隆又令民团守城，自己带领城内主力出城，组织敢死队反攻乌龙包，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红军因装备较差，弹药供应不上，致使乌龙包阵地失守。”强老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被困了七天七夜，由于寡不敌众，全连战友一个个先后战死，打到最后，指挥他们的唯一一个排长也受伤了。“平日里，这个排长同我关系最铁，我见此将他背在身上急送战地医院救治。然而，第二天，我才吃过早饭，敌人就包围了过来，他们叫嚣着直往医院冲上来，驻守医院的一个连当即开火进行殊死抵抗。但没过多久，子弹就打光了，敌人高喊着‘抓活的，大大的有赏！’疯狂地涌进医院，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捞起大刀与敌人进行肉搏。”说到这，强老不禁哽咽起来，几滴浑浊的眼泪滚落下来，他说敌人越涌越多，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在防守保护排长之时，还要保护几个女护士，刀也砍钝了。一眨眼，又有八个敌人将他逼到一个角落，退无可退，只有奋起一搏。只见他大吼一声：“杀！”一跃而起，首先将一个冲到最前的敌人砍下脑袋，趁余敌还没反应过来之际，他左冲右突，一鼓作气接连砍死六个，剩下的两个胆怯了，扭头想跑，他快步冲上，先将两人腿杆砍伤，再先后各补一刀，彻底送他们去见了阎王……

强老刚想背着排长，带着几个女护士撤退时，不料又有一股敌军冲上来了。他见状不妙，将头上的军帽摘下擦拭滴血的大刀，冲到医院大门口，横刀怒吼学张飞：“不怕死的，尽管来！红军爷爷超度你们见阎王！”他狂吼三遍后，居然也达到了张飞三声怒吼吓退百万曹军的效果，敌被其吼声震慑住，纷纷掉头退了下去。

敌人退走后，强老“卟”的一声栽倒，人事不省。

后续战友将他救下时，才发现他俨然已成血人，面部也是血肉模糊，分不出鼻子和眼睛。最后清点人数，驻守医院的红军一个连130人，幸存下来的只有42人。

回到部队后，医生给强老进行了细心的治疗，发现受伤3处，肚子上与右腿上各一处，额头上一处，被削了一块肉。伤口治愈后，强老额头上却留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伤疤，直到今天这个伤口在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可每每谈到它，强老觉得这伤疤不仅是痛苦的回忆，更是一种自豪的象征。

令他遗憾的是，正当广昭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1935年1月22日，中央军委来电，要求红四方面军先破川敌，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此，红四方面军停止与“胡宗南部的角逐”。况且广元、昭化两城守敌的粮食和弹药准备相当充足，难以迅速破城，胡宗南凭坚固守，意在消耗红军实力；邓锡侯部5个旅也已逼近广元和昭化，威胁红军侧背安全。红军权衡利弊后撤兵，结束了广昭战役。

而更令强老遗憾的是，在部队送他回老家养伤之际，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却踏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他的红军生涯至此宣告结束——1991年8月，经组织认定，将他定性为失散红军。

郭天富，男，100岁，陕西汉中人

1922年，郭天富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贫苦农民家。1933年，为躲避国民党兵役，郭天富和父亲来到南江长赤帮别人打理店铺。当时，红四方面军在长赤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宗旨和红军任务。一天，红军宣传队表演节目，喜欢看热闹的郭天富被精彩的演出深深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回不了铺子的他只好跟随宣传队来到了禹王宫。正当他在箱楼上四处张望时，一位拿着文件夹的红军干部走了过来。拉过家常后，红军干部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他没作任何考虑，便当场答应了。郭天富回忆，那个时候，长赤禹王宫非常闹热，部队有俱乐部，每天演节目、搞宣传。加入童子团后，郭天富当上了部队首长的勤务员，勤快的他很快学会了刷马、擦马靴。几个月下来，他把马喂得膘肥体壮，马靴擦得锃光透亮，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翻雪山历艰险，自发组织游击队1935年5月，为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第9军攻占懋功，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当时，年仅十五岁的郭天富穿着草鞋和单衣，跟随部队艰难翻越雪山。郭天富说，一路上，凡是青叶子的树皮都被吃光了。因饥寒交迫，很多红军都饿死在了雪山草地。1936年10月，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红一、四方面军主力约7000人西渡黄河作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西路军两个军最后剩下不到一千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1936年底，郭天富跟随红军余部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野战医院照顾伤员。那时候，部队缺医少药，郭天富每天背着背篓，跟随当地老乡到野外采集草药。几年下来，他对远近的地形地势了如指掌，这为后来他从事侦查工作打下了基础。就在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郭天富跟随一位红军长官悄悄离开了延安。没了部队编制的郭天富只好自发组织一支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9名队员拿着大刀侦察敌情、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渐渐有了名气。乔装打探敌情，诱敌进入“口袋”阵1941年，郭天富被重新编入游击九大队，负责对日军的侦查工作。他和队员们多次乔装打扮潜入敌占区打探敌情，带回了一份份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部队也因此打了很多胜仗，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在改善武器装备后，部队增强了作战能力，郭天富也被提拔为侦察排副排长。1943年夏，郭天富带领侦查小分队化装成贩大枣的商人侦查敌情，回撤途中不慎与日军遭遇。由于情报紧急，必须马上送回，大家只好冒着枪林弹雨往回赶。为掩护战友，郭天富被日军迫击炮弹片击中骨头，伤了神经，右手小臂上至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发动了进攻。为了刺探国民党部队的动向，郭天富和其他几名侦查员化装成当地放羊人，在山头一连蹲守三天三夜，终于发现了敌人的踪迹。情报送回后，部队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和部署，并巧妙在一个河口设下“口袋”阵，击毙、俘虏敌军上千人，挫败了敌军的锐气。一时间，郭天富带领的侦察小分队名声大噪，他也从侦察排长升为了侦查连长。1948年，部队向陇东转移，郭天富受命前锋侦查，他带着3人深入敌部时，发现了国民党部队的炮兵阵地。正当发信号时，侦查小队被国民党的暗哨发现。敌人向他们开枪射击，信号员在牺牲前的一刹那成功发出信号弹。郭天富则和另一名战士当场被俘，后来被关在兰州城一间黑屋内达40多天。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趁着敌人慌乱之际，郭天富只身一人逃了出来，一路乞讨到了广元，给当地人放了一年的牛，直到1949年底才回到长赤。辞官归田，老人儿孙满堂颐养天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回到老家的郭天富立即报名参军，在巴中待命一年，最终没能赴朝参战。两年后，郭天富转业回到南江，组织任命他为南江县武装部长。考虑到家中老小和田地耕种，当了三个月部长后，郭天富又回到了农村。革命的有功之臣，人民不会忘记。1990年8月，国家为郭天富落实了优待政策。红光镇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办的干部告诉记者，当年红光镇有几十人参加红军，目前健在的只有郭天富一人，老红军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平时里，他们会抽空到老人家中嘘寒问暖，逢年过节，党委政府领导也要去看望慰问。2002年，作为老红军代表，郭天富参加了红军入川70周年纪念大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又给他颁发了纪念章。如今，老人已是儿孙满堂，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南江长赤是红军两次反敌围攻的主要战场之一，境内经历了大小战斗近百次。红四方面军很多高级将领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南江、长赤两地参加红军人数达两万人以上。

杨义生，男，103岁，四川巴中人

杨义生，1919年生，四川巴中人。1932年，杨义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跟随红军参加了嘉陵江战役、松潘战役，翻越达古、昌德雪山，走过松潘大草原。

杨茂德，男，100岁，四川通江人

红色记忆巴中健在老红军的革命故事，今天为大家送上《杨茂德：红军十六字训词的见证者 》。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浴召开军党政工作会议，创造性提出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训词，成为至今流传的“红军精神”。作为当年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杨茂德始终牢记“十六字”训词，一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身体力行践行和传承着红军精神。在通江毛浴镇场口的石墙上，红军十六字训词的内容清晰可见，而在一河之隔的浴江村，99岁的老红军杨茂德依然记得八十多年的红军歌曲。1932年冬，驻扎在通江苦草坝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抢占通南巴，其中，总部率红11师、12师直驱通江城，12月25日，解放通江县城后，红十一师受命进驻毛浴坝,在此建立了中共赤江县委,年幼的杨茂德也被革命的洪流所裹挟,参加了儿童团.在儿童团里，杨茂德下操。站岗放哨，检查路票，凡是有个过路的，要问他要路票，那时候，路票就是唯一的通行证，杨茂德回忆：路票是木刻印版的纸品，上面印有呈交叉状的红军军旗和一些文字内容在杨茂德辗转多地站岗放哨的经历中,有一件事,既是使他终身难忘,也让他引以为骄傲，他查过徐向前路条。老红军杨茂德：他是官儿那个时候，他骑的牲口，那会儿没有公路，骑的牲口，我们就把牲口给他逮住，不要他走，问他要手续，他这说也没有，那说也没有，他实在是走不脱，他最后把手续拿出来，他说你们还算这份儿哦，他说，就是徐向前啊。忠于职守，严明纪律，杨茂德查徐向前路条的事儿很快就流传开来，一时间，他成了小伙伴们学习的榜样，本人也被提拔为童子团的班长。为了让童子团成员们接受知识教育，1933年12月，红军在毛浴场镇后面的一座庙内创办了列宁小学。通过学习，杨茂德也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思想觉悟一天天地不断提高。1934年6-7月，红军击溃国民党军阀刘湘的部队，取得鹰龙山保卫战的胜利，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军在毛浴坝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的16字红军训词，训词连同其它的宣传标语被錾刻在石墙上，也深深刻在了杨茂德的脑海中。1935年,为接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撤离毛浴,战略转移途中,杨茂德和红军主力部队走散。老红军杨茂德：那也在冬月间过阳历年那个时候去了，翻过乌林垭，乌林垭过去就到长池，在长池，我们记得有个大田，很长一个田坎，那个田如果是背行李都要被三四趟才走得出头，过去又到大河口，后来攻夜城，（红军）部队也就前面走了，我们摸了半个多月才摸回来。解放后，杨茂德开启人生的第二段革命历程。在初期的清匪反霸工作中担任武装队长，有一次，他孤身一人深入案发现场，和抢匪斗智斗勇，并成功将群众财产追回。进入人民公社食堂后，杨茂德当上了生产队长，在那个粮食不够吃，闹饥荒的年代，他一方面想方设法筹措粮食，一方面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尽量不让社员群众挨肚子饿。杨茂德深知，发展生产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根本，为此，他早出晚归，带领大家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将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展现得淋漓至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杨茂德把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直延续至今。个人省吃俭用，永葆艰苦朴素革命本色，但对集体的事杨茂德却非常慷慨大方，在村上修院户路时，他主动拿出国家的慰问金。短暂的革命经历影响着杨茂德的一生，红军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红军传人。当年杨茂德就读的列宁小学已选址新建，但红军十六字训词的校训却始终没变。打造红色地标，赓续红色血脉，有着光辉历史的毛浴古镇被列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也是全省著名的“红色古镇”之一。如今，在红军精神的发源地，红军精神正引领着全镇上下在脱贫攻坚这一没有硝烟战场上，续写新时代的红色传奇。

张文贤，男，99岁，1923年生人，四川巴中人，1933年1月参加红军，1934 年6月因脚伤掉队回到家乡务农，后落实了优待政策。

何颐好，男，102岁，1920年生，四川通江人，1933年冬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红军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时，因年龄小，留在当地，现居住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大城村，享受国家优待政策。

谢才山，男，101岁，1921年出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跟随哥哥一起了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在战斗中负伤，无法跟上大部队行动，在老乡家养好伤后，辗转返回家乡，现居住在四川省巴中市泡木村，享受国家优待政策。

李章凡，男，95岁，1927年3月生，四川平昌人，1935年和父亲同时参加红四方面军，因战伤被组织安排回家养伤。解放后，被组织定性为失散红军。

李宇光，男，101岁，1921年生，四川阆中人，1933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红30军，参加了红军长征，三过草地，二爬雪山。1937年底，北上抗日走进延安，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开国少校。

吴九成，男，107岁，1915年9月生，江苏海安人 ，1930年4月参加红军，参加过水洞口、八三黄桥暴动等战斗，现居住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享受国家优待政策。

邓玉乾，男，93岁，1929年6月出生，四川省通江人，1935年3月一家八人参加了红军长征，战争时期父亲去世，解放后，邓玉乾陪母亲和姐姐回乡务农，其身份皆为失散红军，享受国家优待政策。

李培英，男，100岁，1922年11月生，陕西延安米脂人，1935年10月参加革命，参加过绥远战役、青化砭战役、蟠龙镇战役、陇东战役、榆林战役、沙家店战斗，解放后，历任总后青藏办事处管理科长、兴平武器库副主任等职，1976年4月离职休养，现居陕西西安。

李力安，男，102岁，1920年7月生，山西五台人，1935年入党，建国后，曾任安康地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处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和中顾委委员。

孙金道，男，103岁，1919年出生，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5月，年仅14岁就投身革命，先在运山坝苍溪县苏维埃政府童子团当团长，7月，加入红四方面军第30军90师270团，曾参加过红军长征、西路红军西征和东北三省抗日战争，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后因身体多次受伤退伍回乡。

赵世新，男，108岁，1914年农历5月生，汉族，甘肃省康乐县人。宁都起义唯一健在老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第5兵团直属队指挥科长等职务。1982年12月于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今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离休，享受省部级政治、生活待遇。

王大用，男，101岁，1921年生，四川南江人，1933年参加革命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1935年初，因连续行军累倒，醒后找不到部队了，后回乡务农，并长期担任村干部，九十年代落实了优待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