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介｜《谁家有女初长成》：化石般存留在人间的故事

王栩

文/王栩

（作品：《谁家有女初长成》，严歌苓 著，收录于《谁家有女初长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4月）

说这个故事如同化石般存留在人间，当指它那凝重的令人为之沉痛的感触。感触中自有一股悲切的哀音在心中撕扯，为巧巧的不幸，更是为弱者遭受的不公之命运。

弱者从来得不到命运的公正对待，这大体上说来已是世情的必然。“世情的必然”在小说里由潘富强和金鉴两个人物引向一种略显批评的呈现。它以作者克制的叙述揭示了世情的无奈，又或许，正是这样的无奈更能指向世间有一个叫做“漠然”的东西让人心变得荒芜和灰败。

当巧巧即将随着曾娘走出黄桷坪，走向她所向往的深圳时，镇长潘富强把自己的手表捋上了巧巧的胳膊，这时，“巧巧突然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点水牛似的哀伤”。“无奈”的悄然闪现让世情中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真相浮现出一份按捺之下的伤感。黄桷坪偏远、荒野，“因此巧巧是怎样也要离开黄桷坪的”。作者不忍心写出那个“穷”字，在平淡的暗示下，婉转、迂回地道出巧巧离开家乡的急迫心情的背后是来自他人怎样的一个心下了然的无奈啊。这样的无奈改变不了什么。可能，对巧巧这样的女孩子说来，到外面那个世界去，无论遭遇如何，总比在黄桷坪捱着穷日子强。这就给人心的漠然提供了厚实的生长土壤。潘富强眼里那点水牛似的哀伤虽说挣出了漠然结下的屏障，也仅仅是将他对世事的洞悉无奈地闪现了一下而已。

毕竟，黄桷坪太穷了。黄桷坪的穷是那种具体的穷。是“巧巧十三岁就替父母赶场，卖鸡蛋，卖干海椒、橘子、柚皮糖”都无法改变的穷。这样的穷使得黄桷坪要强的女孩子以离开黄桷坪，出去挣钱来诠释自身的要强。在这困窘的生活现状面前，实是不能用套话般的道理去要求巧巧们如何改变贫穷，因为这般貌似关爱的操心，无异于居高临下的对巧巧似的女孩子心灵的冒犯。

冒犯，在金鉴得知巧巧很早就辍学了的时候不经意地播下了一颗对世事模糊不清的种子。金鉴就巧巧辍学帮大人上山砍树展开了一场无论道理和法理上都站得住脚的论说，这番论说更进一步凸显出兵站站长金鉴的博识和正义，它们让金鉴光彩照人，却也显而易见的暴露出这个年轻的军校生对世事短板的一面。在对辍学的指责下，可以预见到金鉴并非一个懂得妥善应对世事之人，这需要一个历经世事后依然纯情的心性。金鉴不具有如此的心性，他的教条和僵化在巧巧日后被捕之际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个悲惨的故事里，潘富强和金鉴代表了人心漠然的一环，郭大宏则见证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作者通过精致的情节铺垫，巧妙地告诉读者，人性的丑陋不会迫不及待的显现出来，而是在你适应了、习惯了人性中善与美好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摧毁你心中那份对生活的信念以及对他人的信任。这倒不是说，人性的善与美只是一场虚妄，或者伪装。它其实也是真的，只是善与恶、美与丑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共生共存，此消彼长的相处下去。在应激条件的刺激下，亦或善战胜恶，一个人由此变得形象高大，赖以信任；亦或恶压制了善，一个人则言行丑陋，形貌狰狞。

巧巧从郭大宏的屋里醒来不久，就意识到人拐子拐卖女娃儿的故事是真的，自己就是心甘情愿的来到了这一重人间。其实，这不能怪巧巧愚昧和轻信，让曾娘和“陈国栋”有了可乘之机。应该怪谁，这不是小说试图去追索的答案。这篇小说只是用触及命运不公的笔力，给读者展现弱者如巧巧这般在命运面前挣扎的无力以及悲痛的结局。

巧巧的挣扎将她置身其内的这一重人间彻底摊开在读者眼前，摊开得残忍而决绝。知趣、得体、又乖巧的巧巧哪里应付得了这重人间里的污糟和险恶呢。曾娘和“陈国栋”根本就不在乎巧巧的知趣，因为他们那颗心早已坚硬如铁。郭大宏根本就不懂得巧巧的得体、巧巧的乖巧，因为他出了一万块钱，只为了给自己和傻子弟弟买回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女人，巧巧还是得到了郭大宏善待的。这份善待里有郭大宏的隐忍，有他的畏缩，有他心存的一份紧张。他不是怕巧巧跑掉，而是怕她不高兴。这是属于一个厚道勤劳的男人的怕，在巧巧把大部分女人连同她自己看透了的心绪里，郭大宏这样的男人不值得爱，但女人会和一个厚道勤劳的男人去过日子。把这样的男人偶尔拿来欺负，“拿来开开心、出出气，也未尝不是种满足，甚至还有份怪诞的快乐”。巧巧看透了的心绪是她认命的源起。这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认命的女人，在简单的识见下，郭大宏的厚道勤劳给了巧巧过日子的层面上一个较为牢靠的保证。

这个保证对巧巧而言有着一个“假相的归属感”，它以一个男人身上厚道勤劳的品质托起了称为“家”的温暖之地。在巧巧的主导下，“家”的温暖是她要求郭大宏给自己的父母汇去五百元钱，是她用撒泼耍赖的方式让郭大宏去借钱买二十英寸的大彩电。郭大宏一一应下巧巧的要求，巧巧也就得以无痕无迹的进入了一个不属于她的未来。

未来是巧巧的一个奢侈的梦。这个梦里，巧巧开了一小块菜地，还搭了一个堆放杂物的棚，正经地过起了居家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和郭大宏的厚道勤劳相得益彰，倒也可以令这个梦长久地做下去。

梦的破碎充满血腥和惊怖，也着重强调了人性中恶压制住了善给人心带来的转变是何等的不近情理。这种不近情理肇始于郭大宏对亲情近乎病态的认识。父母临终前，郭大宏答应他们，“我有稠的二宏不喝稀的”。对亲情的这一认识在郭大宏同傻子弟弟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被其具体实践成，“哥俩真够哥俩的，什么都不分彼此”。不分彼此的亲情给恶在心底的滋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郭大宏知道二宏强奸了巧巧是会被法办的罪行，可他愿意替弟弟去蹲监也要维护亲情掩盖下的恶。或者还可以这么认为，郭大宏买巧巧的一万块钱里有三千块是二宏的，女人买回来哥俩对其的共享也是合乎亲情认识的。这就是世事可悲的一面。它揭示出伦理与法律在郭大宏们的人间毫无存在的基础，也就等于给巧巧随之而来的暴烈掬下了一把同情之泪。

暴烈中的巧巧在“行为领先于意识”的牵引下杀死了郭大宏和傻子弟弟，开启了长达八个月的逃亡生涯。这八个月在巧巧后来的回忆里，是她凭借自己的好看，糊里糊涂的混过来的。这里面当然有“无数无数的各行各业的男人，都是给日子给她混的”。经由对日子的混，巧巧从郭大宏那个“家”所象征的地狱逃离，在炼狱般的人间混了八个月，终于混到了犹如自由世界般的这个小小的兵站。循着小说这一层次结构可以梳理出作者的文字由晦至明的变化，在巧巧住在兵站的十一天里，与二十多个兵们互为映照的彼此影响，文字中漫溢浓烈而深沉的爱。

巧巧和兵们彼此影响出显著而可喜的变化。巧巧在兵站如同众星捧月似的被关爱、被袒护着，这让她感受到了浸润在宁静中的真情与至爱，而它们是重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关键和基石。巧巧的到来，让这二十多个兵们开始变好。这不是同世俗中的坏对立的那个好，兵们的变化表现在他们不再像往日那般互相找茬斗嘴，用肮脏的玩笑将这座偏远的小兵站包裹在心灰意懒的气氛里。这样的气氛原本是个常态化的设置，因为巧巧，一个女人的闯入而使得兵们的精神面貌有了颠覆性的改观。

这种改观提示读者注意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设置。小说里的兵站和巧巧的家乡黄桷坪在地理位置上同属于座落在偏远之地的所在。偏远之地，可以产生贫穷与落后，也可以生发纯情和关爱。所以，巧巧心目中，以“自由世界”指代这小小的兵站绝对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一种巨大的遗憾萦绕在这个女人的心底。

遗憾不啻为对人间表达出的沉痛的控诉。住在兵站的十一天，是巧巧的风华真正被珍惜和爱慕的日子。她被兵们唤做“小潘儿”，相比那个被无数男人叫来叫去叫出了一份狎昵色彩的“巧巧”，“小潘儿”倾注了兵们对巧巧真诚的尊重和沉默下狂热的爱。

沉默，是兵们恪守的界线。它的一边是巧巧，这个带给兵们快乐的女人。另一边则是二十多个男人，他们远远地爱着巧巧，“抚摸她而不触碰她”，实质上与她相隔了千山万水的距离。这一距离构建了巧巧正常为人的地位，在兵站这个巧巧一生最后一个歇脚点，于十一天里复苏了巧巧人性的本貌。

有了对他人的信任，人性焕发出的善与美的光辉让巧巧收获了无比珍贵的爱情。这份爱情以实惠的具体表征来到巧巧面前，依然难以掩去通过精神面貌的改观而呈现出来的内在的纯情。纯情是司务长刘合欢对巧巧的痴态，也是这个年龄最大的兵痞内心情感的映射。爱情使得刘合欢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助巧巧偷越国境，在对公正和良知的维护下。刘合欢以及兵站的兵们都知道了巧巧过去的遭遇，他们都要求公正，企盼良知。可这样的要求只能聚集在内心所想的层面，无法冲破现实规则以僵化和教条设下的坚实的屏障。

巧巧最终在站长金鉴的举报下被捕，并且很快执行了死刑。爱情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曾经的伤痛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消失净尽。唯有这个故事存留了下来。兵站不远处的松林深处，有一块终年不化的残雪。雪上有一行足迹，是巧巧初夏时留下的。这行足迹见证了巧巧曾经在世间走过，曾经走到这座小小的兵站，给兵们留下了一份活泼和婀娜。它让兵们记住了一个明艳的女人，也让读者越过世间的丑恶，弱者所遭受的伤痛而记住了一个感触甚深的故事。

202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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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