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岁流年（三）

林萧

林萧（姬恒林）

北 上

1960年3月末，鸭绿江畔早春的风依然料峭，杨柳枝头还没有吐出嫩芽，很多人还没有褪去冬天的棉衣，而父亲己在丹东230医院同仁帮助下打点好了行装，与贺宪武主任一道满怀激情与向往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他没有选择先回南京与妻子儿女团聚，而是提前赴沈阳报到。他意识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沈阳军区所处的战略位置在全国来说是更重要了。沈阳的重工业在全国来看也是很发达的，建国初期还是全国直辖市。这是39岁的父亲赴朝后再次听从上级的安排和祖国的召唤，从此又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到达沈阳，父亲乘车来到了文化路二段五号，一个两边刻有浮雕的灰色水泥方柱大门—沈阳军区总医院。这家医院前身为原国民党联勤沈阳总医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改编为东北军区卫生部直属第一陆军医院。此后历经3次整编，1956年称为沈阳军区总医院。也是东三省唯一的一所大型综合性部队医院。那时院里只有一号，二号两栋四五层坡顶医疗大楼，这在当年的城市中算是高大建筑了。

　　这年6月，父亲接到了沈阳军区任命书：任命姬子卿为沈阳军区总医院肺科主任军医。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父亲看着手中的任命书，感到托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60年代初我国的结核病患者很多，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都还不够，所以传染率、死亡率也较高。父亲正是带着这份光荣的责任深入到部队和地方，投入到防治结核病和其他肺病的宣传工作中。如今这份任命书和1953年中央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都静躺在辽宁省军区第八干个休所的红色陈列室中，它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父亲满怀热情到沈阳上任不久，60年12月，他根据工作安排又回南京办理相关手续并和母亲商议准备举家北上及母亲调动事宜，很快他就又赴北京接受新的学习任务。一年后我便降生在了南京。

1962年母亲带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我和哥哥及两个姐姐举家搬到了沈阳军区总医院。当时父亲已经到北京去学习，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安家。听姐说，我们家住在了7号楼，与骨科叶常煜主任家住同门户，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由于我家孩子多，母亲在医院工作又忙，便只好请一个保姆帮助带孩子。

父亲晚年在《感恩与回报》一文中写道：“来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后不久，由于沈阳市内不准有结核病科，经过党委决定选送我到全国最有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进修一年半，并由肺科改为神经科。这对当时不惑之年的我来说是有些困难。”

虽然那时我和二姐都很幼小，但父亲又一次离家被派往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进修。

与父亲同年诞生于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院原址为晚清豫王府。它成立之初就志在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上世纪60年代初协和早已经是名家荟萃，大家辈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这些名字对父亲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父亲怀着谦卑而虔诚的心踏入了这座医学圣殿。在进修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虚心向协和的老专家，老大夫请教，听他们的讲课、分析病历，积累了宝贵的临床医疗实践，他还利用休息时间扎进协和的图书馆查阅文献，探寻着医学的宝藏。之后又去了南京神经精神病院学习。

协和医院三宝之一的图书馆是父亲最青睐的地方。

　　1963年，父亲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神经内科（首任）主任。上任后神经外科主任老专家段国升又成他请教和学习的对象。很快神经内科便建立了实验室，包括神经生化、神经病理、神经电生理三个部分，并成为总后神经科基地。

大姐说：“那时段主任家因为几个孩子都比较大，粮票不够吃的，我妈就把我家省下来的粮票让我爸送给段主任。”哥姐很小时脑海里就是这样的印象：爸爸起早贪黑除了病房就是图书馆，晚饭后和周日也要到科里查房或抢救病人。妈妈曾对爸爸抱怨，就因为爸爸吃完晚饭放下筷子又要去病房。

　　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神经内科建立脑电图室、肌电图室，很快成为了院里的重点科室，并与精神外科密切合作，整个神经科建设方面也迈出较大步伐。那时院里没有头颅CT，有些脑颅疾病的诊断还要靠腰椎穿刺抽取和化验的脑积液来辅助诊断，几乎每天都有病人需要做，所以腰穿已成为神经内科较常规的检查操作，父亲要求每位医生必须熟练掌握好这项操作，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沈阳军区总医院院志记载

　　1966年春，父亲与心内科钱武杨主任带医疗队赴金州三十里堡为担负飞机洞库施工任务的部队指战员看病送药，为广大官兵们服务。1966年，父亲还率先为一位早老性痴呆患者做了尸检，以后又诊治两例并做了报告。这例病理报告为全国公开发表的第三例。

　　我人生的记忆基本是从4岁多时父亲送我去上海开始的。当时由于我还有一哥俩姐，母亲在总院急诊室工作，爸妈都很忙碌，不得己便决定把最小的我送到上海的大姑家二三年。要离开爸妈，幼小的我自然很不愿意。临行前一晚上，爸给我看天安门的照片。问我这是哪？我说“这是北京。”“过两天爸带你去北京，去见毛主席好不？”一听说能见毛主席，我兴奋地答应了。 于是父亲带着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来到上海大姑妈家。“这也不是北京啊？”我一个劲儿的问着父亲。他却哄我：“先看看大姑妈和爷爷，过两天再去北京。”但两天过后的清早，当我醒来后却没有看到爸爸的身影，喊了两声没有回应，大姑妈过来安慰我：“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而我跑到门外望着石门一路214弄石库门的尽头没有爸爸的背影，我大哭了起来。其实父亲离开我后去看了看爷爷，马上就回沈阳了。我们这一别就是两年半。大姑妈大姑夫和表姐们便成了我的亲人。从大姑妈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母爱。

　　上海石门一路214弄。

大姑妈陪伴我

　　“文化Da革命”开始后，大概是1967年秋，当我胖乎乎地被“大串连”的哥哥从上海接回沈阳，重新出现在爸妈面前时，我不知怎么竟升出一种拘谨的陌生感。但这陌生很快被爸妈每晚把我夹在中间搂着我的睡眠所淹没了。

　　童年的家住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1号楼，那栋三层红砖楼的二单元一楼中间那套房里。东西向两间均朝阳面，中间是小饭厅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后院朝南有一片自留地和一大片长满蒿草的荒地，那是我们小孩儿最爱玩耍的地方，还有院里西侧那芦苇飘荡的人工湖。只是那两年在人工湖的院外有时会传来枪声和从喇叭里面传出的“战斗的呐喊”……那时期我晚上曾经做鬼魂之类噩梦，或被梦魇住，当从噩梦中醒来，父母总会及时的安慰我。

特殊年代

　　1966年5月，文化D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后，“总院的工作秩序，规章制度基本废弛。学术思想受到打压。全院多名担任各科领导的知识分子被‘靠边站’。”（摘自沈阳军区总医院志）“一批知识分子、专家主任被造反派迫害，被‘斗、批、走。’扣帽子，打棍子，极左路线横行，形而上学猖獗。”

沈阳军区总医院志概述“文革”部分。

　　在“文ge”初期，一个人的出身对于他的政治前途甚至子女的未来影响是很大的。 有人从当年解放军接管中央医院时父亲档案里了解了父亲的家庭和经历，于是提出父亲出身资产阶级，是资本家，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当时院里的很多人尤其是科主任都经历过“外调”，就是院里派政工干部到他们的父母所在地或单位了解并核实他们的家庭出身情况，如果出身是地主或资本家，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可能会被排挤，被撤职，有些人也许出于不得已而要和出身不好的家庭划清界限。为此父亲不得不写信向爷爷询问家庭出身的详细情况。

一天，父亲听人说有人捏造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却又说不出任何证据。父亲纳闷，自己什么时候反对过毛泽东思想？他拿出自己以前写的日记给人看，证明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然而有一天他在大楼里看到科里还有人给自己贴大字报，给父亲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的帽子，还说我们家雇了保姆是剥削阶级。之后院里有人也要他把家庭出身和三青团的事交代清楚，院里一些科主任已经被“靠边站”甚至被批斗了，他感到压力很大。在解雇了家里的保姆不久，他在给支部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对于家庭出身长期以来我没有认真去分析过，解放后我填家庭出身成分，均填写小商人或商人，当时想凡是做买卖的不管小商人或商人都是有剥削的。小商人应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有时也填出身小资产阶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分析各类型小资产阶级中有一段说 '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毛选二卷636页，新版605页）我认为家里的店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也一直这样填写。我们城市没有划过成分，解放后到现在没有任何同志找我谈过有关成分问题。66年冬参加社教学习班，院里填表曾写我家出身为资本家，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就写信问家中，当时父亲回湖州去了，未及时回信，以后他来信了。”

母亲与哥姐从南京去上海看望祖父。

　　这年年底祖父来信交待一些家庭他的身世。他在来信中介绍：“一. 1929年，我与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德昌绸庄，到1931年，我单独开了一个达生绸庄，最多时曾雇了学徒二人，帐房一人。1948年，由于经营惨淡停业。二，湖州的房子“大跃进”期间，除了一间留给你姑妈住外，其余都交给了当地房管部门经营，每季度利息两元四角。三，上海尚有九昌绸厂一小部分股金，每季定息9角。61年起未再拿过。四，关于成分上海这里的派出所从来没有定过，瑶珍（祖父续弦）单位也没有填过，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她单位人口头上说我是资产阶级。”

良宝系父亲小名

　　接信之后，父亲在交代材料中进一步写道：“我对家庭出身过去一直不是很重视，阶级观念很差，对过去父亲几十年来做生意唯利是图、眼睛只盯着钱这种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关于参加“三青团”的事儿父亲在交代材料中写道：“关于我过去（在教导主任的要求下）参加 '三青团’，一方面出于自己阶级出身，想向上爬，求分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对这样一个直接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组织认识不够。那时我错误地认为国民党还是抗战的，现在看来三青团是直接被反动派服务的，是反共反人民的。”他后来又强调当年参加三青团是大学组织要求的，且三年后很快就主动退团了，他还找了当年的大学同学写证明。随后父亲也写了深刻的反思材料，批判爷爷小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过他也拿出早年写的日记包括母亲赴朝鲜医疗队前给她的笔记赠言证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又找来爷爷从上海寄来的回信，来证明自己出身并非资本家。经过组织派人到上海外调证明：父亲来在档案中填写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与外调结果没有什么出入。

　　68年12月爷爷又找人代笔来信—

“子卿、淑英：我最近身体很不好，病情在恶化之中，可能无法与你们再见面了。每日食量很少靠打葡萄糖和肝宁维持。肝硬化有腹水每日只能吃少许薄粥和橘子果汁。我已是80岁的人了，在旧社会过来，做的很多事情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我过去对你照顾不够，你16岁出门逃难后，我也没关心过你。而在解放之后，你就负责我的生活费，所以我是对你非常抱歉的。……”之后爷爷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世。最后他说道：“我痛恨我自己这罪恶的一生。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不起你们子女的。…… 我没有什么留给你的，最后有一句话：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教育宏伟等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热爱劳动，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在病中原是很想让你来一次的，想口头跟你讲讲。现在只是希望你积极投入到整党建党运动中，接受组织和群众对你的审查。……”

不知道父亲看了这封信是什么感受？当我的目光触碰到父亲文革期间写的这些“灵魂深处暴发革命”的交待材料和爷爷的信件，内心五味杂陈，像一层皮被揭开、被撕裂一样难受。不知道父亲当年是内心里当真这样认为，还是他为了生存口是心非，内心分裂？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无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父亲如果不这样做检查恐怕过不了关，那我们全家，我们子女，都会受到牵连。

父亲68年给当兵的我哥哥写信时交代自己的身世：“解放后我没有划过成分，户口本上也没写什么成分，我写成分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写小商人，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关文章，觉得是符合主席著作中小资产阶级小商人这一段的。”（毛主席在1956年四月会见拉丁美洲外宾时曾经说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你祖父虽然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有剥削阶级的思想，但过去未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文化革命中，也没有被揍、被抄家，没有人检举揭发他做过任何坏事。”

　　我从上海回沈阳是文ge的第二年夏，大院外面经常听到喇叭里的口号声，批判声，革命歌曲声。我也曾经看到过有人在院里操场上被批斗的场景。那人虽然穿着军装但已经没有了红领章。我很担心父亲也会被批斗。那一段父亲经常是回家很晚，即使有时回家吃晚饭，之后还要去科里。那时母亲在医院急诊室担任护士长，又要照顾我们孩子又忙家务，常常担惊受怕。姐说：一天晚上父亲回家后，妈看到父亲胳膊上被咬了一排紫红色的牙印，问他但父亲就是不说怎么回事。

有一天父亲说要值班，连续两天没回家，我和姐姐不知道爸爸出了什么事，母亲让我和二姐晚上去科里找他。当时神经科在一号楼三楼，我们都很熟。我俩走在大院的林荫路上，两旁的垂柳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不时还能传来远处“东工”的枪声，心中十分害怕。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侧面一下子抱住了我们俩，开始我吓了一跳，紧接着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那是爸爸身上的味儿。

　　没过多久，医院“革委会”派了几个人来家里搜查过一次。尽管此前家里已经把一些书籍资料都处理了，但那天妈妈仍很紧张。她把一封重要的信叠小塞在了大姐兜里。检查人员并没发现，他们翻看了一下两屋的柜子、箱子，也没从家里搜走什么东西，可能是当时的某种需要走个形式。后来母亲又把那封信拿走了，大姐也不知道那信里是什么内容。

大概是69年1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坐在里屋凳子上发呆，我进屋后叫了他一声“爸”，他看了我一眼，木然地说：“你爷爷去世了。”我一惊，在脑海中极力搜索着小时见到爷爷的印象，那几年，父亲不大跟我谈爷爷，只知道他有时候会给爷爷和大姑妈寄些钱。我走到爸跟前，他摸了我一下，眉头微蹙但没哭，也没说什么。好像在想着什么。我问爸“你要去上海吗？”父亲未回答。我似乎能看出他内心的苦。父亲长相还真挺像爷爷，可毕竟他们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爷爷早年是小商人出身，用父亲向组织写的交待材料里的话说“父亲是剥削阶级。”他的内心和现实也许有过痛苦，矛盾，甚至撕裂。而他只能选择不去送爷爷了。他给上海的爷爷家里发去了电报， 爷爷听到奶奶和身边人口中念着父亲的电报，81岁的祖父终于闭上了眼睛。而那天夜里，爸爸从睡梦中醒来，抹了一下眼角说，他梦见了爷爷。

（未完待续）

林萧：（本名姬恒林）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原辽宁都市广播副总监。《老林说旧闻》栏目编辑、主持人。（在蜻蜓FM爱音斯坦FM等音频平台有专辑）爱用文字、声音和镜头来表达心声，诗意栖居。作品散见于《诗潮》、《鸭绿江》、《中国诗人》、《星星诗刊》、《读者》、《辽宁日报》、《辽沈晚报》及其它报刊和网络。多篇评论和随笔曾被“中国新闻社”等全国性媒体转载。个人作品曾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全国性奖项，省级一等奖20余篇；曾获“辽宁省广播电视十佳理论人才”、“辽宁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优节目主持人”等称号。与他人共同参与的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