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是咸的（二）

呦呦鹿鸣

　　那是我人生第一个不眠之夜，晚餐他们忘了送，我也不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了很多，到天快亮时，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昨天那两个公安又来了，他们看了看桌上的稿纸，见一个字也没写，便狠狠地对着我嚷道：“你年纪轻轻的还挺顽固，真要与人民为敌，不要自己的前途了。其实你不说，我们也已掌握了很多情况，要你检举揭发，主要是看你的态度。你一个字不写,这就是态度，表明你不愿划清界限，甘愿当反革命，你自己好好想想。”另一个态度温和些，劝我说：“把知道的写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去。不要执迷不悟，硬抗是抗不过去的”。

我确实没有可写的，也不想申辩，那两人半是恐吓半是规劝地又说了一通，便摔门而去。

我蜷缩在木椅上，四周死一样的寂静。

过了一会，门又开了，走进来的是我小学同学的妈妈，她是城关镇的干部，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递给我，说赶紧吃吧，他们说你昨天晚饭都没吃。我摇摇头说不想吃，她说再大的事也要吃饭，说着又把筷子递到我手上，我眼泪一下子就冒出来，哽咽着说：李姨，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无中生有去编造啊。她说，你和我女儿是同学，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先把面吃了，有什么不想和他们说的你跟我说。

我真的饿了，便三下两下吃完那碗面，感觉胃舒服了，精神也好起来。我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表现给这位阿姨作了汇报，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再三说明并非不配合调查，只因自己年龄小，下乡的距离又远，不可能参与他们的谈话，所以揭发不出任何东西。

“可他们说你还写什么反动日记，你写了什么呀？”阿姨问。

我诚恳地对这位阿姨说，我与你女儿是好朋友，我经常在你家玩，我是什么人你也清楚。初中毕业了，你女儿进了工厂，我却下了农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前途很渺茫，我是个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心里有委屈不能和别人说，在日记里跟自己说说，有什么不可呢？而且我写的内容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只是发点牢骚泄点怨气，主要是痛恨自己出身不好，前途无望，如果你的女儿和我一样的处境，她也会有想法的啊！

阿姨无奈地看着我说，他们找我来劝你，我没有很多可说的，你知道什么就一定要写出来，这关系到你的前途，不能年轻轻的就成为反革命啊。现在我们都在挽救你，希望你站到革命的阵营来，与一切反动言行作斗争。现在的政策好啊，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现在就是选择道路的关键时刻。只要你把知道的说出来写出来，我保你无事。但你一个字都不写，表明你态度不端正。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会把你的情况跟他们说说，争取宽大处理。

我知道阿姨是他们派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但我确实没看到听到哥哥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行，检举揭发依然一字没写。以后又来了一拨拨人，来了就训斥，就规劝，就虚头巴脑动之以情，声色俱厉晓之以理，但任凭他们软硬兼施，我除了在稿纸上默写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外，没写其他任何内容。

在第三天上，见实在榨不出什么东西，他们放了我。

走出那幽暗的小屋，看到外面明媚的阳光，我深切地感受到自由的可贵，不由得想起了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二六七号牢房》中的感叹：太阳啊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你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多么少啊！

我又生活在阳光里，但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

回到生产队，推开我独居小屋的木门，室内一片狼藉，日记本、笔记本被抄走了，与朋友的信件洒落一地，我正默默地清理着，大队民兵营长走过来了，先不吭声，末了阴阴地说一句：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啊！

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认真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段时间就呆在生产队，外出一定要报告。“你不是喜欢写吗？毎月写一份思想检查，不要再写那些消极的东西。告诉你，大队生产队这次都是保你的，不然你不会这么轻松过关。”书记很实在地对我说。

关于我的流言也一下就满天飞，有说我被抓了坐牢的，有说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有说我写反动日记诗歌被批斗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瞬间与我划清界限，为防止拖累别人，我断绝了与一切同学朋友的书信往来。那天我到公社去碰到一群同时下乡的知青，他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没有一人敢上前打招呼。我原在水库工地的营长以前对我很看重，是他点名让我去营部搞宣传的，这次见了也语气沉重地说，年轻轻的就出政治问题，你要加强思想改造啊！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父母都是刚解放就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对于给我带来沉重政治包袱的爷爷奶奶，我从未见过，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已离世，我受的是党的教育，十几年的红色教育难道敌不过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奶奶的影响吗？然而这黑色的“阶级烙印”就这么把我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人归入“黑五类子弟”，政治上受歧视，招工招生无望，时不时还敲打敲打你，让你在填写各类表格时屈辱地写上你的家庭出身。我喜欢读书，从书中知道要追求自由和平等，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先进政党所追求和向往的民生和民主，但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人性受到摧残，人权遭到破坏，即便根正苗红，在大革文化命的狂热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畅快地、自由自在的生活呢，或许就因为无意中喊错一句口号、撕碎一张领袖像而万劫不复。由于政治的禁锢，我的所有看法都困守于思想中，部分见诸于私密性极强的日记中，也只是对血统论和极左思潮的一些轻于鸿毛、绝不涉及内核的粗浅看法，既不影响他人，也不违害社会，却被限制自由，横加打击，虽然较之受迫害很深的人来说，我的遭遇并不悲惨，受的打击也不是很大，但对于年轻的、未谙世事的少女，我只感到前途灰暗，抬不起头来。我要逃出这歧视的、屈辱的故土，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轻舔伤口，重新开始我的人生追求。

这时，我通信交往一年多的男朋友为我办好了转户到云南的手续，他告诉我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没有家庭出身歧视，没有极左的阶级斗争，对我来说，那无异于一块净土。于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的蜂窝煤炉灶上还烧着水，刚叠好的被子还带着余温，我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了，走到外婆口里最遥远的云南，在艰苦的西南边陲续写我人生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