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英纳格手表的故事（作者：阚星光）

马杰

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976年的春夏之交，西沪港部队汽车排王海排长，让我去给石沿的汽车班送一车汽油。 　　一个人开着油罐车从西沪港基地出发，过丹城经宁海至奉化的石沿，沿途基本上全是山路。当年还没有现在宁波到象山的隧道，高速直通丹城，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 　　西沪港基地群山环抱，交通闭塞，部队所有吃穿用度都要依靠汽车运输。由于常年在部队跑山区公路，自然而然就喜欢上了浙江山间郁郁葱葱的景色，对盘山路一点也没有恐惧心理。爬坡、减速、避让都是熟练动作，行驶在盘山路高处望一眼正在加大油门往上爬的汽车，就能预估到可能在哪个弯道会车。轮胎碾压在公路山皮土上沙沙的响声，特别是下起小雨，听起来就像悦耳的圆舞曲，配上我们无忧无虑、二十郎当岁的年龄，那感觉，就是开心舒适！ 　　那时候西沪港就一辆油罐车，不是新车，可能是从大榭岛划分过来的吧！过了丹城还没到宁海之前，象山界内都是在半山腰上行驶，到了宁海就要爬高山了。因为拉着满满一车油，所以从意识上对车辆的平衡就会格外敏感。走着走着，我觉得车的右侧发沉，转弯时方向盘微微往右拽，应该停车检查检查，是不是轮胎扎了？脑子一闪，靠边停车，安全第一！ 　　停车一看，果不其然，右后轮外侧的轮胎没气了。因为大解放右后轮都是双层轮胎，所以还没有造成危险，但必须马上更换备胎！这辆油罐车也是老了点，我一个大小伙子，满身力气，愣是卸不下轮毂上已经锈死的螺母。接上铁杆，用脚在上边踩也无济于事，急的我浑身冒汗！ 　　正在这时，一群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收工了，沿着公路走到我的车边，看我正在修车，感觉是新鲜事儿，都围了过来。“大军！怎么了？” 　　当地方言我不会说，但能听得懂。“我的轮胎爆了，一个人拧不动，你们能帮个忙吗？”“没问题！”话音未落，两个小伙子就过来帮我，其余的人站在旁边七嘴八舌地指手画脚。这俩小伙子太给力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所有螺母都拧下来了，还帮着我拆下旧胎，换上了备胎。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给我帮忙的小伙子们，“谢谢你们，谢谢了！”我紧握着他们的手连声道谢，切身体会了一把军民鱼水情！人们看我修好了车，就都扛起锄头准备回家吃饭去了。 　　我坐进驾驶室，摘下脏了的手套，打开副驾驶前面的工具盒，我一下子惊呆了，犹如一个霹雳击在身上！刚刚不久前，修车前怕被碰坏，特意摘下来放在工具盒里的我的英纳格手表不翼而飞了！ 　　那两个小伙子还没走，看到我脸色变化，问我“大军还有什么事吗？”当时我情绪转换很快，故作镇静地掩饰“没什么，丢了十块钱。”那两人看我没什么大事就走了，我还下车与他们挥手告别。 　　回到车上，脑子就转开了。猜想一定是有老百姓在我们修车时，因为好奇进了驾驶室，随手乱翻，打开了工具盒，看到有一块手表，就给顺走了。 　　当时的感觉五味杂陈，难以言表。那个年代买一块大英格，太不易啦！ 　　我当兵之前是有正式工作开工资的。因为父母在单位当个小领导，都被打倒了。而1971年，当年没征兵，直到1972年底才征兵，算作1973年的兵。我当兵通过了政审，家里成了军属，也免除了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当时处于计划经济、物质匮乏的年代，收入很低，温饱还没解决，攒钱买块手表绝对是唯一的奢侈品了。这块表的价格，当年是260元，为了买这块表，我卖掉了上班骑的自行车，花费了我省吃俭用攒下的工资。欧米伽、大罗马咱买不起，买块英纳格已经是摸到了天花板！可它就这么不见了！ 　　我完成了任务，从石沿回到西沪港，我向当时管理科的杨敏助理员汇报了此事。杨敏当即决定，第二天亲自走一趟，找当地政府协助，看能不能把手表找到。第二天一早，我驾驶吉普车和杨助理去了抛锚的地点，算起来已经是丢表的第三天了。 　　说实话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感觉希望不大。但总有点侥幸心理：万一我说的丢了点钱而没有在当地造成大的影响，没有惊扰到偷表人，手表能够暴露行踪，就还有失而复得的可能。不甘心啊，有一丝希望也得试试！ 　　我和杨助理先去了镇政府，叫什么镇记不起来了。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镇团委书记，一个帅气的年轻人。说明来意后，他提出跟我们到那个村里寻找一下当事人，当时不下二十人在现场，如果能找到其中的人就可能寻找到手表的线索。看得出来年轻人很认真，他认为凡是部队的事就是大事，一定要妥善处理好。见到了村书记，他说知道军车抛锚的事。立刻叫人找来了当时在场的几位老乡。 　　其中一个位老乡说了一番话，让我一下就兴奋起来了，有戏！他说，昨天晚上村里放电影《英雄儿女》，全村人都去看电影了。一个叫石根生的也去了，还戴着手表在人前显摆，不少人看见了。 　　他家很穷的，怎么可能买得起260元的手表呢？毕竟全村也没几个人戴手表啊！特别是，他也曾身在抛锚现场！那个年代的人普遍无富可炫。穿皮鞋的高抬腿，镶金牙的咧大嘴，戴手表的撸胳膊，大家都引为笑谈。一个农民戴着手表，目标太大了，重大嫌疑！ 　　这个村子建在半山腰，后来修了公路，把村子分割成了两部分。还是一个自然村，公路上边的是上村，公路下边的是下村。石根生和那天一起干活的人都是上村的，但干活的农田在下村。当时干完了农活，经过一段公路才能回家。当机立断！团委书记和村书记带着我们直奔石根生的家，他母亲说他给生产队上山砍柴了。村书记熟悉地形，带着我们来到砍柴下山必经的路口，心情焦急也得等啊，这孙子！折腾了大半天，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生产队砍柴的农民陆续下山了。 　　村书记问他们“看见石根生了吗？”他们说“在后边呢！”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一个瘦弱的身影挑着一担柴，终于从高高的山路上下来了。来到山脚下，我偷眼观看，石根生30出头，脸色特别不自然，怯怯的样子。 　　村书记迎上前去单刀直入：“手表呢？”“什么手表呀？”他一脸无辜的模样。就在石根生卸下扁担的时候，我一眼就捕捉到了他的左手腕上有清晰的、被不锈钢表链勒过的压痕，因为他的手腕比我粗多了。我冲上去想揍他一拳，被杨助理一把拉住了。当时还是集体生产大拨轰，农民为生产队砍柴，下山后要称重，根据重量记工分。村书记厉声责问石根生，“你到底干了什么？胆子太大了，手表放哪儿了？”其它村民也围过来，石根生一开始支支吾吾，后来顶不住了，“在柴里呢。” 　　村书记拽着他，找到他砍的柴捆，马上解开绳子，一枚亮晶晶的手表悄然滚落在地上。我赶紧拾起来，仔细查看。因为干树枝比较硬，不锈钢表壳的一侧，蹭了一道明显的划痕。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失而复得，来之不易呀！石根生被镇团委书记带去镇里，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们没有再过问。 　　驾驶着吉普车，一路心情爽朗，别提多高兴了！进了下沙村，驶进汽车排的车库，一抬头，只见我们汽车排所有的战友们都站在宿舍前的高台上，目光注视着我们，等待我们归来。 　　我情不自禁地扬起拿着手表的手，战友们大声高呼：“好！”声音在山谷里震荡，仿佛屋后的竹林也跟着随风起舞。我这才意识到，从石沿回来后，战友们都有意无意地躲着我，原来是他们知道了丢失手表的事，为我担忧，不忍提起话头怕我伤心啊！找到了手表，为我喜悦，随着一声呼喊释放了出来。 　　战友们，我亲爱的战友们，与我心心相印的战友们！事情过去了40多年，每每想起当时的一幕，不禁又是一番感慨，令人唏嘘不已。手表已不再是奢侈品，它成了伴我终生的珍藏品。 　　人间百态，永远不变的是战友情谊！当兵之时，我们一起乘风破浪，仗剑天涯！如今白发染鬓，才发现我们一生不断追逐的，原来并不是人生驿站的奔波劳碌，不过是一件海魂衫和一个被军号叫醒的清晨…… 　　注：这篇文章是根据西沪港部队汽车排阚星光老战友的回忆编辑而成。 　　阚星光战友：1972年底从唐山市入伍。经舰队汽车营培训，到西沪港部队管理科汽车排任驾驶员、班长。1978年5月退出现役。复员后在唐山市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期间获得在职大学学历。历任副处长、处长、副调研员、副部长。2007年调任唐山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2012年二线，201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