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前些时，在垃圾摊上淘到一个小册子，约大32开的幅面，绿色土纸，手工裁装，有十余页的样子。封面写有"贺宇历史思想自传，一九四五年.四.五 于整校"，内页以同样的蓝色钢笔写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册子粘在一张印有干部档案目录表格的旧纸上，并装在写有西北有色设计院字样的牛皮纸信袋中。</p> <p class="ql-block">本来想这份材料和兰州有关系，回来查贺宇，没查到任何资料。某日得空，乃细读此份材料，字太细小，阅读有点吃力。还好，因近视原因，我眼还不甚花，勉强读完，并顺手做以记录。</p> <p class="ql-block">延安时期的ZF运动结束于1945年4月20日之后。这篇贺宇的“历史思想自传”写于1945年4月5日， 还在ZF运动之中， 写于“整校”， 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党员在Z风运动中的个人检查材料。说是“历史思想自传”, 看内容可以算做个人生活传记。</p><p class="ql-block">贺宇，没查到相关资料，其45年之后经历不详，从自传看，其大约于1 9 2 2 年左右,生于山西省大宁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不务正业，因吸食大烟，家境败落，他4岁便过继给姑母，姑母家条件好，使其在8岁至14岁之间， 接受了学校教育。14岁高小毕业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他生活的大宁县， 在抗战期间，是阎锡山、日本人、共产党多家争夺之地。所以在高小毕业后，贺宇先后加入过有国民党背景的“家理教”、共产党外围组织“牺盟会”、阎锡山的组织“同志会”等，对一个乱世青年来说，也是为了在社会上谋生存。1938年5月,他加入“牺盟会“核心组织“民青会”，当年11月，由苏廷桢介绍加共产党，之后在由共产党控制的大宁县公安局工作。1939年10月,阎锡山派61军军法处陶伯符(贺自传中写作陶伯傅)到大宁接任县长，陶任县长后，改组县公安局.共产党员局长蔡光庭带领公安局80余人，撤出县城。贺宇因当时生病在家，未能跟蔡等撤走。病好后，被党安排至洪洞县公安局，1940年9月任公安局二股长，1941年6月任公安局长。当时他还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难免自满骄傲。1942年因为女人的问题在公安局党支部内受到了批评， 又因处理不当激化矛盾，后被调到警卫连任指导员，在警卫连感觉受了贬斥，所以工作态度不积极。这些是贺宇自述的基本经历。</p><p class="ql-block">贺宇是生长在战争年代的小知识青年，他所处的环境是当时多种势力拉锯争夺之地。从"自传"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更关注个人的前途，在社会上如何立足，至于走上革命道路，有偶然性。这也无可厚非，他所考虑的问题，不正是所有这个年龄的人所考虑的吗。当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参加工作之初，当地日伪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很坚定地加入对抗阵营，这一点是没有动摇的。</p><p class="ql-block">写“自传”时，贺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对自己婚姻恋爱比较关注，文中有不少处写此事。1936 年, 他1 4 岁左右的时候,家里给他订了亲，是当地农民的女儿。他当时挺满意，后在牺盟会认识了女高学生郭玉华，两人交往不错，相约各自退婚后两人结婚。所以，在家里要求他完婚时，他闹着退了婚。之后，因日军大扫荡，郭玉华失去了消息。在洪洞县期间，经人介绍又认识了宋凤兰，宋家将宋凤兰许配他人，贺宇虽经努力争取，未能如愿，在写自传时，个人婚姻问题仍未解决。</p> <p class="ql-block">贺宇的这篇自传， 贴于一张"干部档案目录”上，其上有一纸条“在苏林的档案发现的。不是本人材料,”可见这篇材料是在一个叫苏林的档案中发现的，可能是当时装错的，抽了出来。查“大宁县建国前大事记”，未发现贺宇的名字，到是有苏林的名字。1938年有一条“4月大宁县牺盟会吸收进步青年。在县城举办一期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各编村任自卫队长。参加训练班的有贺思宏、王相国、于玉山、苏林、曹恩子、贺达、冯成库等20余名”。可知贺宇与苏林同时期，在同地工作，资料装错档案的情况是有可能的。</p><p class="ql-block">据“大事记”，194 9年“8月大宁县委书记罗沛、县长黄建邦、副书记周仲达、公安局长李善喜、完校校长王旭光、一区区长宋全举、二区区委书记刘舒昌、三区区委书记都维智、区长王仲胜等30余名干部在罗沛带领下西进，到陕西、甘肃等地支援大西北解放和建设工作”。可能，苏林就在这西进的30余人内，并分至甘肃工作。在解放后，人事部门在整理档案时发现此资料，将其抽出另装。</p><p class="ql-block">贺宇的这份"自传"语言朴实，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口号、空话，非常本真的反映了那个残酷的年代，一个青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辛。套个流行语，是那个时代的"小镇做题家"人生标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