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军装 《我们这些汽车兵军旅逸事》之一

晨光熙微

1968年初，复课闹革命搞了不到三个月就又停了下来。离春节不远的一天，我和同学董平浩一起去学校。透过校园花格围墙操场上那种人头攒动，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保皇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有些冷落，高音喇叭里“打倒谁谁谁”的口号，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疲倦。转到校门口看到几个人朝墙上看着什么。走进一瞧原来是张贴着招兵告示。这是文革中继1967年停止招兵后又重新恢复招兵。只招收初二初三，高二高三的学生。除了我的年龄差将近两岁，（这时我还没有满16周岁。因为我念书早，加上1960年教育搞九年一贯制改革，就是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我们长沙顺星桥小学和大同小学的部分班级就改为小学五年制实验班）。其他各方面我都符合招兵基本条件，当即决定报个名试一试，心里倒也没抱多大希望。那时候，我母亲正好去云南父亲那里探亲，家里只有我哥仨个，大哥大姐分别从大学、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二姐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加上通讯落后，联络困难，服兵役是一件既光荣又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也就没想跟谁商量，拉着董平浩同学就陪我到招兵小组报了名，填了表。董同学是独生子不能报名。填表的时候我和他商量了一下，直接就把年龄改为17岁。过了几天学校张榜公布了参加体检人的名单，我名在其中。体检时我身高还不到一米六零的标准，量身高时就踮起脚后跟，勉强达标。少年时的我身体羸弱，患有较严重的支气管炎。一次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看书，被《生命在于运动》和《足底按摩》两本小册子吸引，便按照书中所推荐的跑步运动和足心按摩进行锻炼。13岁开始练晨跑和晚跑，春夏秋冬天明即起，晚上吃完饭，从家出发跑至长沙五一广场转几圈；晚上自己烧热水泡脚做足心按摩。

我体格提高的关键是洗冷水澡。从那时起无论三伏酷暑或者三九严寒，坚持不懈。体质得到迅速提高，大冷的冬天里面只穿件衬衣，外面罩件夹衣，下面着条单裤；支气管炎也从此断根。而且从那以后的青壮年时期基本没有得过什么病。在长沙北区医院做体检时，医生看着脱光的我，捏捏脊骨，叫来另外一位资深的医生说：从骨骼发育上看，年龄不到啊！我说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年纪最小，身体发育晚呗。医生们相视笑了笑。
由于参加了体检，就三天两头地跑学校打探消息。68年春节后的一天，到学校招兵办，正好遇到学校革委会的几位学生“领导”在和招兵的解放军谈什么事情。见到我，一个我认识的也是初中生的校革委会成员问我，你父亲是部队的干部啊？我说是。那你爸爸是党员吗？我说不是。他大惑不解地回过头跟其他的人说：部队的干部怎么不是党员呢？这时候负责招兵的解放军副连长，对着满脸疑惑的几位说，他父亲是铁道兵的，他们部队在援越抗美，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几个革委会的人望着我，一脸的茫然。其实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甚明白。那位我认识的初中生革委会成员，家里是长沙泥木工人。“郭亮派兵抓郭亮”的故事听过吗？就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带领长沙泥木工人开展罢工运动的革命故事，从那之后泥木工人成为长沙工人运动的主力军哦。学校革委会的组成从初二至高三都有学生代表，其他是教职工代表，老校领导全都靠边站。1968底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铺开前，我认识的这位同学被“保送”进了长沙当时最大国营大型企业之一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成为那个时代从学校走入社会的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也是时代的幸运儿。
又过了一阵子，仍然没有张榜的消息。有一天天气十分阴冷，闲着无事我正准备去同学家里玩。突然听到街巷里传来我同学的声音，原来是我们班主任杨坤老师带着班长，还有几位同学一起来我家送喜报来了。顿时我们街坊邻里一片欢腾，大家都来祝贺。一位我妈妈将我们拜托给她照顾的邻居阿姨说：还不赶快写信给你妈妈报个喜啊！同学们都很诧异，你的父母亲都不在长沙啊？接到喜报我马上跑到我的小姑妈家和大姑妈工作的长沙火车站报喜，她们俩格外高兴，但也有点儿意外。在长沙火车站当工会主席的大姑妈当晚在单位的电话里告诉父亲，我光荣入伍了。直至部队从长沙开拔，我母亲一直没有回来。按常规送子当兵母亲可以回来，又为什么没有赶回来，对于我是个谜。只在日后听母亲有些神秘地隐晦地告诉我，我父亲自从援越抗美战火升级的1964年，他们铁一师就从中苏边境抢修铁路的黑龙江嫩江，从东北到西南跨越几千公里调到了云南边境个旧。父亲是学军事通信专业的，负责通往境外的保密通信工程与设施。明则是铁道兵的通讯线路，实则是为更高一级指挥机关所用。在援越抗美最为激烈的那几年，实际上他在很多时候都在越南或者老挝（那时候我国也同时在非公开的支援老挝抗美）。
同学当兵，全班光荣。3月14号，杨坤老师请我和同时录取的翟泽生、周明班长、冯金志、董平浩、杨检强、肖建军、汤毓胜等同学，到岳麓山下中国科学院长沙矿冶研究所她家里吃红烧肉。这在当时可是大餐，在那缺荤少素的年代吃红烧肉，长沙话那叫“打牙祭”，不是礼仪性的场合是没得吃的。杨坤老师是一位具有慈母心怀的师长，其实她也才不到40岁，在我们心目中却像德高望重仁心慈爱的长辈。尤其对出生贫苦工农家庭的学生，从生活上同情和关心；文革中对“走资派”“当权派”的子女暗中关照，想方设法为这些同学开脱；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也不另眼相看。长沙十二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周边与省军区，省计委，财政厅，煤炭厅等大单位毗邻。“大院子弟”与郊区菜农、农民、城市贫民的孩子就读在同一个学校。与我一起入伍的翟泽生同学，家就是财政厅大院的。他由于家与12中一路相隔，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后期，从长沙雅礼中学调到我们班，所以与同学们几乎没有接触。他因为家里有事错过了杨老师家的美餐。

杨坤老师对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和家长都一视同仁。我们班的女团支部书记，班长都是高桥、榔梨公社的农民子女，也都是杨老师提议当选班干部的。杨坤而立之年就是长沙市中学教育界有名的历史教师，与其说听她讲课，不如说是听她讲故事。她从不照本宣科，操一口东北话，讲课就像评书演员刘兰芳说评书一样，绘声绘色，起伏跌宕，把上下五千年历史朝代的人物、事件娓娓道来，扣人心弦。那充满音韵美感的声音，给学生们留下不可磨灭的映像。她的每一堂课几乎都是上课铃响开始，下课铃响还未结束。我们79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当人民教师的占比较高，应该与她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说实话，我中学时代想当一名人民教师的职业理想也是受到杨老师影响，不料后来刮来的一阵风，把我的理想吹偏了方向。
杨坤当班主任的第一个班是我们79班。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叫吴建设（原名吴弘，文革中改名吴建设，文革后又改回原名），是电影《怒潮》作者吴自立将军的女儿，我曾经与她同过桌。传说1955年军队授衔，吴自立被授予少将，因心中有屈，把少将的牌牌吊在狗尾巴上。60年代初，吴自立由于创作了描写彭德怀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的电影《怒潮》，受到批判。文革开始后，她更是成为“黑帮”子女，很是抬不起头。杨老师就在我们班同学们中劝止对她的议论。有一次社会上一帮学生将“反党分子的女儿”——吴弘，双手反绑在身后，到学校周边对其游行批斗，杨老师竟贸然与组织批斗的学生们说情，“她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哪能知道她父亲‘反党’的什么事”。

¬¬我退役回长沙不久，有一次吴弘同学从河西冶金部矿山研究院坐我的车回河东，她告诉我，他父亲死于非命，从长沙城里坐小车回东湖干休所，途径浏阳河，车子撞上东屯渡大桥致死。文革中她的兄弟姐妹遭受严重摧残，她和姐姐吴太平一起被军区有关部门，“照顾”到洞庭湖五七工厂有毒染料车间，姐姐生病一连开了6、7刀，痛不欲生，哀求医生终止治疗；多亏遇到一位与杨老师一样有慈悲心的军医，成了她的救命恩人。而她姐姐终究由于毒素慢性侵袭而英年早逝！

1968年文革中第一次恢复招兵，杨老师的班上有两个同学光荣入伍，令她由衷的高兴，所以破例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并且亲手烧红烧肉。杨老师只顾得高兴，话匣子一开立刻吸引了同学们。直到厨房飘来糊焦味，她大呼糟糕，跑进厨房。吃着红亮粘稠的红烧肉，非但不觉得有糊焦味道，反倒让我们感到佳肴美味锦上添花。

68年3月15号我们这批新兵到湖南省粮食干校集中，期间其他入伍同学的家长你来我往，赶着看望即将奔赴西北的新兵。我和我们十二中学友张建新同住一个宿舍。那天，他爸爸妈妈来送他，他父亲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说话很和气。看到没有人来送我，不解的问我。我把情况说给他们听，他们十分理解地点点头，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令我感受到父辈的温暖。

3月18号我们正式开拔。兰空这次在长沙分两批共招收了400来兵。我们第一批有200来号人。是长沙市近十几年招兵规模最大的一次。父送子，姐送弟，同学送同学，妹妹送情郎（这是后来在火车上听战友相互调侃说的。不过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我就有一个长着两撇小胡子，脸庞白净帅气风趣，小名叫“月婆子”的学友，欢送的队伍中就有喜欢他的女同学倩影相随。

从长沙火车南站到长沙火车北站20来里，穿街过府，队伍浩浩荡荡。由于路途很长，越走越沥沥拉拉，绵延一里多地。与其说是行军，倒不如说有点像红卫兵游行。也莫怪，他们还是刚刚出窝步履蹒跚的雏鹰，威武雄壮还锋芒未露。一路上街道两边无数市民驻足观看，投以羡慕眼光，时不时地发出欢送的口号和鼓掌声。第一次沐霖在人民群众对钢铁长城无限热爱的和煦春风中。难怪得文化大革命从斗官到斗民，从斗民到民斗，从文斗到武斗。1967年甚至发展到重庆、广州等地造反派抢枪；长沙抢马坡岭解放军枪械库；重庆抢坦克，抢炮舰，但从未听说有谁胆敢向解放军开枪开炮的，正像大街上大字标语上写的“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文化大革命没有解放军“站墙子”，谁也无法料到后来的局势。
来送我的两个在家的哥哥老四和老五陪着我，一路说说笑笑从长沙火车南站附近背着背包步行到长沙火车北站。腿短裤长，我卷着的裤边老是掉下来踩在脚下；鞋带也总是散，走一走就停下来系鞋带，老四就开我的玩笑，“你咯号样子还打得仗唉？”，我就侧脸不客气地狠狠瞪他一眼。二哥是个兵迷，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打小就特别喜欢穿个长袍大褂的旧军衣。念初中他从同学家里借来一本勃朗宁手枪的图解书，自己捣鼓出可以发射子弹的火药手枪，令同学们惊羡不已，我们家的房门还留下不少他试枪的弹洞。他们老师听说了，还上门要我母亲教育他，防止出事。为这事母亲也没少操心。当解放军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可是阴错阳差，机会都与他擦肩而过，抱憾一生。虽然他的脸上挂着敦厚的笑容，时不时还和其他与我同行的人调侃一下。但此时此刻他那“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心底布满的落寞只有我知道。那是1964年他和我们家老五，一个不到16岁，一个14岁多，铁道兵招兵的程序眼看就要走完，部队突然接到调赴云南边境的命令，取消了征兵。后来又发生了文革停招的情况。1968年春季恢复征兵，广州花县陆军汽车团同时到长沙征兵，老四体检合格。这个时候老四已经20岁，而且是长沙一所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那时节半工半读附属于工厂，毕业就意味着参加了工作。正好长沙兵役局负责人是我父亲原部队的转业干部，我母亲找了他，谈了想法，老四就此被留下。

2021年10月30日写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