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代的那些事儿（二）

铮

忆海片言 一百四十四 六、独特风景

我们的余西小镇，有七八百年历史，位于现通州县城金沙东四十多里。

它三面环水，老运盐河绕镇流过。

记忆中，小镇最繁荣是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五十年代初，南北中心街上并排着米行、油坊、布店、鱼肉铺、茶馆、酒店和药店，游动着周边十里八村的乡民。

小街深巷四处，矗立着牌坊好几座，彰显着镇上曾经有过的“荣耀”。

逄年过节，朱善余家大院里的、后来大会堂上的台子上，戏班子轮番表演；运河岸边的拉纤声、过往机船的马达声，不时打破着小镇的宁静。

小镇的佛道庙观是它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悲殿、都天庙、大皇庙、三官殿、夫子庙、元帅庙、城隍庙、尼姑庵等，常年烟火缭绕。

小镇郊外的几所庙宇中，大悲殿是最大的一所，那里，也是我们假日最爱去玩耍的地方。　

凡有亲戚来家，我们也会领他们一起去观赏庙里的景观。

假日，我也会和哥弟，和小伙伴，经过北街，走上两边长满芦苇小沟的羊肠小道，走上半个小时，就可到达那里。

早先的大悲殿由寺庙及季氏宗祠两部份组成。

它所以有名，主要在于它那里的山水花木。

据传，庙里原来有宋梅，四色梅，四色天竺及其它古梅二十余株，那些都是殿内几百年来的珍宝。

有一段文字描述过当年的盛景：

“祠周，河沟环绕，芦苇茂密，杂树错落，野趣横生，满眼原生态。

祠前，罩壁高耸。全祠呈巨“目”字布局。祠门堂朝向正南，迎门东侧彩绘塑像、神马，生动表现了泥马渡康王故事，神态栩栩如生。

祠门堂东内门通入地府室，向北有砖砌格栅墙，室内光线晦暗，供奉着阎王，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鬼物，令人毛骨悚然，不敢正视。

祠门堂西内门通入空室，专供施主暂厝棺廓用。每逢重大纪祀活动，才大开宗祠正门。平常时节，正门常闭。宗祠东北有朝北角门，通向祠外，供日常出入。

前殿三间，中殿三间，后殿四间，供奉西方三圣、玉皇、老君，八大金刚等帖金、彩绘佛、道、圣人像。金碧辉煌，五彩缤纷，庄严肃穆，常年香火不绝。”

在我小的时候，已经看不大到这些热闹的景象。庙里规模较大的祭祀，也已经变得很少。

从上世纪1956年开始，庙里的和尚都被解散到当地的合作社参加劳动。庙宇也就变成高级社办公的地方。

记得我上六年级那年，学校组织过“一篮青草”的活动。每个人高年级同学，要求挑一篮子青草，送去合作社，让他们用来制作青肥料。

我们步行排队送去的终点，就是我们常去玩的大悲殿。

在那里，合作社负责人是余西著名中医曹筱俊的大女儿，还要就是我好同学玉馨的大姐姐接待我们，还给我们讲了话。

再后来，大悲殿被改成了余西初中， 我们姐妹几个去过一次。

而后，余西初中迁走，大悲殿就渐渐变成了普通居民房。有些地方，改成了农田。那个童年记忆中的乐园再也不复存在，只能在手机导航中留下值得记忆的名字：大悲殿路。

三官殿也是我爱去的地方。

它座落南通州余西镇西北郊，相传建于乾隆年间。

三官殿特点就是高。

它分好几层，有一层建在土山上，站在最高层可以鸟瞰古镇的全貌。

有家乡老人记载他当年看到的当年景况：

“站立于东、西墙边的八大元帅，身高丈六，顶盔贯甲，威风凛凛。

东边里面第一尊元帅粉面透红，手托天书，气宇昂然。大有运筹帷屋，决胜千里的气概。

其余七尊，手持各自兵器，凶猛威严；尤其是双锤元帅，蓝袍蓝面，眼珠暴凸，令人不寒而凛，不敢近前正视。

玉皇背面神台上的迎后门，守着金甲天神王令官，天神佩剑举杵，神采飞扬。

出后殿前廊西角门，绕过后殿西山头外墙，可达后山顶。

向北眺望，土山脚下隔着一片庄稼地，长有一片盘桃园。

再往北是放生池，池北杂树错落，灌木丛生，老藤缠附，荒草蔓蔓。

最北头及东、西、南四边围河两岸，芦苇茂密。时闻鸟雀鸣唱，顿觉野趣盎然。

亟目远眺，麦浪翻滚，菜花金黄。小桥、农舍、河沟、水车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

据传，抗战期间，游击队以此为基地，利用宗教场所掩护，进行通讯联络，居高临下监视镇上的日伪动向。

革命前辈们都曾此进行过革命活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镇观之宝----乾隆大钟被砸碎送进土高炉，祠内许多精美塑像也随之被损毁。

后来,在祠内设立了农中，农中被迁出后，又被改建玻璃厂。厂散以后，该处变为农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和小伙伴学校放假，每次从县中步行回家路上，都能看到三官殿的变化。

其他庙宇，印象比较深的就剩下红庙了。

相比，红庙的范围就要小得多。我们往往是从大悲殿到三官殿游玩的路上经过那里。到那里，也就前后稍微转转。记得那里有个将军，还有一匹泥马，将军的脸和泥马身子，都被涂上了红色。幼年，我还在别人的扶持下，在那匹泥马上坐了坐。

失去的往往会变成最宝贵的。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早先的古镇红庙纪念的是谁。

七、邻家兴衰

我老家这边是余西的北街，向南看，左称翻身街，右称光荣街。

以二河桥为界，相比南街，北街的店原来就比较少。稀稀拉拉，但各有各的特色。

北街上，从我常去的廉家香烟火纸店算起，有宋家的文化用具店、我家的烧酒坊、吴家的酒店、季永家的茶食店、刘海成借开在人家的剃头店、丁丁家的烧饼店，还有靠二河桥附近的曹家锅碗店。

这些店，藏着许多我儿时的趣事回忆。

比如，刘海成师傅因我头上生了虱子，应我家中要求把我剃成光头，我要师傅赔头发。

比如，我一年级每天早上上学前，都到丁丁家买大饼，然后懒洋洋地迎着高升的太阳，一边吃饼，一边向小学校摇摇摆摆走去。

比如，好友家天井中新起了木晒台，我们周日就在那里成天疯玩。

还有，记忆中，也少不了同学保护我的事情。欺负我的有姚同学，保护我的是冯同学，他们在二河桥牌坊下穿着木拖鞋大战。

这么多邻居中，最好的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家。

从我家向前数步就依次到了我家对面邻居家：宋济家

他家的房子在北街质量最好的。前面是店面和厨房，后来是向西的很有气派的正屋。后来才知道这屋是两家所有，左宋家老四、右宋家老五。

宋家两排房屋间有个安静的院子。边上种满开着各种品种的凤仙花、鸡冠花。

院子南门出口有一个巷子，我们管教它宋家弄子。弄子向西就是所谓龙街的我家店门的左前方，向东就是到小学、到后街等地方。

一段时间，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宋济家。玩回家了，吃完饭还要再去，夏日晚上的乘凉更是要去。

那里吸引我的，是他家有我非常喜欢的藏书。

都是些低年级的儿童丛书，各种各样解放前后的儿童读物。

从这些书中我知道了冰心，晓得了丰子恺。

他家卖文具用品，家里还有小型的机器，主要靠他们自己，兼做些印刷学生的练习本、作文本和专门写毛笔字的大小楷的练习本的小生意。

最开心的莫过于是和宋济一起开儿童“图书馆”。

和他一起打扫一间空房子，用绳子摆出书本，摆好凳子，找小朋友来，让他们自由看书；有些，还可以借回去看。

我是办图书馆的得力的支持者和管理者，也正是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我和宋济有很深的友谊。

我和他最后见面是在我插队以后。一次，老家有事回到余西。他知道我们回，硬生生将我们拉去。

他和他妈妈对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热情的招待我们。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能够着仍然保持上一代的友情，实属不易。

宋济是个有才能的人。二甲中学毕业后，在南通县余西五金配件厂工作。由于自学钻研激光电源技术，为该厂做出很大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个姓宋的年轻人来县中修理文印机。他操着我老家的口音，看着我，喊我叔叔。

我一下猜到，他就是宋济的儿子。因为，他长着酷似他已故父亲一样帅气的大眼睛。

他居然知道我和他父亲的友谊，知道我家和他家上一代的感情谊。知道这些，我慨叹不已。

我家的北隔壁是成儿家。

提到我家和他家的关系，我就想到老家朝南正屋东房间的小暗窗。

家人总是说，当年日本人要抓父亲当甲长，父亲就从这个暗窗跳到成家，成功逃过一劫。

成家是个大家族，有好几位老人。有一段时间，老人们相继去世，他们的关系我一直搞不太清楚。

成儿的堂姐是老县中校友，也是高我几届的同学。她在上世纪1961年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我目睹她单抢匹马，借苏苏家的房子，办起民办小学，成为全县先进，后转公办教师退休。

成儿比我低一级考取县中，是我的县中校友。上世纪六四年，我去农校落伍一届后，他考进武汉大学。一进大学，他就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

毕业后，他顺理成章，留校成了系领导。改革开放以后，他被冷落几年，最后还是因为能力强而被新领导看中，提升为院领导，做了武汉大学的资产部部长兼任采购中心主任。

每年招生，我们都要通过他，和武大的招生同志联系，把我们认为合适的孩子送去他们学校。

后来，我在多少年一直没有他的有关信息，更没有见到过他。

最近几年，在老家，听他弟弟说成儿患了重病。在2021年冬季，我去武汉看望病中的我姐。一天，从他学校传来成儿不幸亡故的消息。

我知道，我和他性格有许多互补的地方。在武汉，同一学校工作的姐夫总是建议我，要我向他好好学习。

我们这代人的人生坎坷。所有人，一切事，福祸相依，有些，真得不好一下子评说。

我总不相信他已离世的噩耗，我总是总是记着他年轻时的音容笑貌，想起和他一起排队放学回家洒欢打闹的快乐情景，

靠我家南隔壁的邻居是苏苏家。

我家和他家是也是世交，从小我就和他家孩子玩。他家姓曹，我母亲也姓曹，所以，我们管他家孩子们的母亲叫舅母。

从小就看到苏苏妈妈靠缝纫为生带着七八个孩子，兄弟姐妹一个个和我家几个弟兄姐妹同步成长。

现在想来，舅母应该是我最坚强、最值得敬佩的妇女之一了。

假期，我总是他家的早一次、晚一次的常去客。

从我家店门出去，拐弯就可以到他家。他们看到我，都把我当做弟兄姐妹看待，亲切，不见外，相互间没有任何隐私。

他家的桂姐是我县中高几级的高中校友，苏苏比我大一岁，又是男孩，有一段时间又和我同班同年级，他和我的关系自然最亲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苏苏是他家弟兄种最勤快最乖巧的一个。平时，去他家，都看到他，不声不响地忙碌，操持家务。

我从小就崇拜他，因为，他的手很巧，不仅会干活，还会自己制作我们孩子玩的小玩意。他和他哥哥制作的、放在天上呜呜作响的八角“鹞子”，就是周围邻居中的一绝。

他家弟兄几个都多才多艺。每到夏晚，他家院子里会响起各种乐器奏起的乐曲。振湘的二胡、振川的手风琴、桂姐的箫，总能使隔壁的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我还知道，他家是军属，是个志愿军之家。

苏苏的大姐、大姐夫都是志愿军文艺兵。苏苏还有个叔叔，是志愿军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的战士，在1950年12月，牺牲在朝鲜战场。牺牲时，只有20岁。

也是这个缘故，小学号召我们为军烈属家做好事，我第一个想到是他家。

一段时间，放学，我和苏苏抬水，一起努力把他家的水缸的水抬满。

和街上大多数人家比起来，他家比较重视读书的，他家老大早年考取清华土木建筑系。桂姐也是县中的学习优等生，在上世纪1962年最难考那年，考上了南通医学院。

振川是通中的学生，后来在二甲中学的物理老师。上世纪90年代，他儿子又成了我的学生。

遗憾的是我这辈子没有见到他们的老爸。

从和他家人接触中，从他家弟兄姐妹的取名中，从他家存在的书籍中，还有是从他家孩子们的爱好和天赋，都能说明他们老爸是一个有学问、有教养和有专业特长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知道他的消息。大概到八十年代，他老爸才回到老家。在他去世后，余西政协老人，我三哥的要好同学马锡华这样介绍苏苏老爸说：

“曹玉麟，毕业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文学士，精通史地，英语日语极佳。历任省立中学、师范学校高中历史地理教师及余西精进中学教务主任。做过《东南日报》主编，曾选为南通参议员。”

我最近也从网上查找，和他老爸有密切联系的信息有以下两条：

一、他是古镇第一批党员，在白色恐怖以后，他替革命前辈找到到党组织。

余西革命先驱朱理治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遭受破坏，朱理治不得不离开北京，他先后赴上海到到南京寻找党组织。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十分隐蔽，朱理治虽苦苦寻觅但一直未能与之联系上。最后，朱理治想到了家乡，打听到小同乡曹玉麟是个党员，经过他的关系，找了一位如皋籍的同志，由他给组织转了信。

不久得到通知，约他在六月底的某日晚九点在中山大学宿舍二楼某房间找一位姓王的学生接头。终于，朱前辈重新回到党的队伍。

二、他父亲为古镇寻找曹姓起源做出贡献。

曹玉鳞在1991年撰述的《曹氏四端堂家谱》里写到：

“余幼时所见的曹氏宗谱，前有曹操画像并有苏东坡所撰序文始悉曹氏宗族，源于山东曹州(今菏泽)。

而曹氏家谱断自曹彬至我已有三十三代矣。

现在我所写的曹氏四端堂家谱始于十七世祖曹芳聘，原住河南东三甲，自他始迁余西镇。”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看出，曹玉麟幼时所见的家谱里，确认他们这一族，是曹操的后裔。

这段话也为余西曹氏文化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好的素材和方向，为余西曹氏的宗祖可以上溯到曹操这一代提出了佐证。

三、晚年，他还应地方政协之邀，撰写了许多文章，为通州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古镇小街每一个小家的命运都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写成沉甸甸的一个世纪的家族变迁史。

八、光荣胡同

在龙街漫步，你能看到许多巷子，它们把龙街和周围的小路支路连接。

靠我家光荣街有个最近的巷子叫马家巷，老家人又叫马家弄子。

它就在我家后面马家大院马家大门堂的门口，位于马家烧酒坊南的南侧，宽约一米五左右，长不过百米。

东出口和龙街连接，西出口就到通往运盐河的烧酒坊后门口的小河道。

当年，烧酒坊的进出口通道统统都是这条小河道。生产繁忙时，小河中要有好几只船只，一袋袋玉米高粱和装满烧酒的酒坛经常从大门经过拐弯到后面的河道，通过船只与外地交易进出。

童年时，我们要给大人或槽坊做些事。能做的就是清除清除巷子里的杂草。时间大多在暑假，是姐姐带着我们干。一方面是减少蚊虫的生成，另一方面也是便于行人行走。

在自来水没有普及的时代，周围居民的用水都要通过后面的小河。

酒坊兴旺时，农民都早早从酒坊挑一些做酒的废料、挑一些酒糟回去喂猪。

所以，我们走到这里，不仅有烧酒的淡淡的醉香，各种粮食酒糟的糟香。有时，也少不了做酒废料过分发酵而特有的味道。

记住这条巷子，还有一层特殊意义。

母亲在世时说过，我们所住的街，所以叫光荣街是纪念在附近巷子里牺牲的先烈。

后来有老朋友在网上给我补充，说这位烈士就是大名鼎鼎吴国华烈士。建国以后，余西曾以国华公社、国华乡的名字而命名，以此纪念这位烈士的英灵。

更有家乡人在网上发出更详尽、更宝贵的资料，介绍了吴国华牺牲的前后经过。

原来当年，是奉组织之命，前来敌占区秘密侦察，试图获取有益情报，择机突袭伪军据点。

不料，在我家的马家烧酒坊喝茶时，因驳壳枪缎带外泄，被汉奸告密引来敌人追捕。

因这个巷子无任何凹凸，不易于躲避还击。敌人是从东西两面合围，致烈士牺牲在该胡同。

最可尊敬的是，英雄倒下了，他的哥哥吴国兵继承了弟弟遗志，继续与驻余西的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

吴国兵从几人的地方武装，逐步将其发展成为拥有一支好几十人的抗日队伍，后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大队。

吴国兵从排长、连长一直升为营长，从游击战到地面战，从荫蔽到公开，神出鬼没，多次与敌展开正面交锋。他常以极小代价取得胜利，成为活跃在余西古镇周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有生力量。

全国解放后，吴国兵曾任国华乡乡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病逝于大悲殿村十组家中。

古镇的街巷，兄弟俩的美名，记上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们，和所有的先烈一样，和马家的叔侄三个一样，都应该得到家乡人的崇敬。

九、伴随成长

尽管在小镇中生活，在一个最普通的小学学习，但是，我和我的同伴都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

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围绕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和爱公物的“五爱”教育进行。有趣、生动、有效。

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受到的教育。

我进小学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了一年。小镇上，学校里，有着各种政治宣传：宣传画，漫画，标语，报纸以及校长老师们讲话。

每天放学，导护老师都要给我们做思想动员，要我们小朋友省出零钱，捐献飞机大炮。所以我到家，时不时要向外祖母讨零钱，到了学校，好高高兴兴交给老师。

老师还会组织各个班级给志愿军写信，请在战场杀过敌的战士到学校作报告。

各年级课文中有许多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美杀敌小故事。

记得最清楚是四年级课文中有个炊事班班长英雄故事，说是某炊事班班长夜幕中送饭遇到敌军，英雄用扁担唬住敌人，敌人把扁担当做新式武器，一个个乖乖交枪投降。

英雄化险为夷，既完成送饭任务，又俘虏了一小队的敌人。

正是这些故事，给我们课后玩解放军捉俘虏的游戏增添新的内容。

有一次，镇上来了几个解放军军人，他们住在学校后边的军属“三妈”家里。我们几个同学就成为去那里的常客，替他们做家务，找他们和我们一起玩，请他们为我们讲故事。

有解放军亲戚回来，我更是他们的崇拜者。记得，我妈妈大伯的儿子和妈妈堂姐儿子回家探亲，知道他们都是解放军，是成天缠着他们，一直到他们离开余西为止。

学校和社会教育非常注意对中苏友好的维护。刚进一年级，我们马上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会会员。每个会员都可以佩戴一枚有意义的纪念胸章。

二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突然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学校，一片悲哀的气氛，好多老师和同学都自觉戴上黑纱，有些人哭了。

那个时候，苏联是对我们最好的国家。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苏联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大家的理想，就是学好功课，长大把祖国建设成向苏联一样的国家，实现电气化、工业化、建立集体农庄。

课文上充满的都是苏联专家无私帮助我们搞建设的故事。当然，这也给我们孩子带来困难，那些课文中，苏联人的名字是我们最难记得的文字。

上小学那阶段，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对我们影响最大事件是是镇压反革命。

那时，到处查反革命。报纸、小人书、电影上讲的都比较多。紧张时，我们都很关注，警惕周围有没有假装成女人或老人的伪装特务及坏人。

和我们最有关、而且是亲眼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在小镇里看枪毙“反革命”。

当年，小镇上的民兵操场，是枪毙反革命份子的地方。

枪毙前，镇上要举行公审大会。这些，往往在几天前就要公布。到时，小镇“千人空巷”，公审的场地上里里外外都是人。

我记得，我看到的最后一次被枪决的，是一个叫“小老鼠”的反革命分子。公审枪响后。我还挤进人群，看那个血流遍地的尸体。

那时候的我，都觉得这些坏人作恶多端，不枪毙不足平民愤。他们去天堂，是对先烈最好的祭奠。

始料不及的是，后来好几个镇上发现的反革命，竟然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人。

第一个：学校的丁大慈校长。

丁大慈，我的小学毕业证书上有他的大名。我记得，他个子比较高，经常披着一身蓝色的大衣。长相像个慈祥的学者。眼泡看上去有点大，眼睛迷细，戴着一副不知近视还是远视的眼镜。操一口的通东口音。

我和他的交集，是在四年级，因为我和同学犯了点小错误，班主任生气，把我们交给校长直接谈话。

丁叫我们靠墙壁站了半个小时。最后，他要我们明天叫家长来校。知道几个农村孩子父母都在农村后，就冷冷地指定我，一定要我妈妈第二天来校。从那次知道，他认识我，还认识我母亲。

我当然不会告诉母亲，也绝不会真叫我母亲去学校。就这样，拖了几天，估计时间长了，丁也事情多，就把他和我的约定的事忘光光。

他被抓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丁国忠，是潜伏在教育系统的、而且是血债累累、对老百姓镇压手段非常毒辣的还乡团头子。

人的伪装和真实相距如此之远，当年的我真的无法想象。

第二个：学校的周恒怀老师。

周是矮个子，高度近视。他的语文课教得一般般，但画画特别好。

学校的高年级的美术课大多是他兼任。学校对外的宣传画也大多出于他手。

他有一个比他年轻多的爱人，上了初中，我在县城金沙看到过周的爱人，她在当年的缝纫合作社里工作。因为合作社的门面敞开，我只要去镇上，总能看到她。

我和周的交集不是一点点。它是我哥和我的班主任。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谁能料到，他竟然是反动派，也有老同学说他是右派。不见他再在母校，我也再没有过他的有关消息。

第三个：银山。

银山是酒坊里的师傅，真正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酒坊师傅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当年，银山大概三十几岁。

我记得，他的口头禅就是“瞎话儿”（好危险的意思）。从口语，我断定他是个海安人。

银山被抓走，后来怎样，酒坊中再也没有人提起。

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对这一段话，我深有体会。

因为，读了这段话，我会马上想起上面这些人。

那些年，也有基本国策的东西。比如，合作化，公私合营、还有除四害运动。

除四害是小学三年级开始的事情，开始叫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只是该运动主要内容之一。

那些年，麻雀脚和老鼠尾巴是那些年小学生开学必须缴纳一些东西。冬季学校还要求大家缴蛆的冬蛹。

小学生胆小，好表扬，大家都会努力去完成。

有一年假期，我从抽兜里发现一堆肉肉的小老鼠，高兴极了，马上找来石灰，把这些小生命放在其中，留到开学交差。

公私合营是五六年的事情。

公私合营前后，小镇热闹非常。所有店铺，都挂出红布，红布上是庆祝合营的标语。

因为合营，也带来了北街的冷落。好多小店合并到南街，像踏缝纫机这种个体手工业者也全部并到南街，把她们组织为集体劳动的合作社。

两年后，宋家的印刷文具店和我家的槽坊，都由合营后的分工场并入县城金沙的总厂。

农业的合作化上世纪从1952年建立互助组开始，经过低级社、到1956年左右小镇的农业户成立了高级社。到1958年，我进初中时，整个余西镇改成国华公社。我们原来居住的小镇也就成为公社的一大队。

这些往事，都会和小学的少年先锋队的活动密切结合，比如，参加除四害的文艺活动宣传，比如，到互助组高级社参加农业劳动。

星星点点，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宝贵记忆。

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思维习惯有深刻影响，形成我们这一代人基本的信仰底色。

十、告别童年

我对自己小学学习生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段生活，是模糊的，也是清晰的；是苦涩的，又是快乐的。”

说是“糊涂”，那一大段时间，也许年纪小，没有大目标。处于所谓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

说是“清晰”，是我对那一段时间重要事情的回想，发生在某个年级、和某个老师、某个同学联系都清清楚楚。

说是“苦涩”，大家的童年生活比较艰苦。大多数平民家庭，靠做小买卖和小手工业为生。开烧饼店、茶食店，主要是镇上居民消费。生活水准低下，客流量有限，商家的收入肯定也有限。

好几个同学的家长“跑班头”。那时候我不明白“跑班头”是什么意思。改革开放以后，我懂了，“跑"，就是在老家和上海之间两地跑。把南通特产送上海卖，返回时再把上海的商品带回小镇销售。虽然上海和南通距离不远，但当年的交通非常不便，“跑班头”非常辛苦。除去成本，赚不了多少“差价”的钞票。

所以，一般的家庭只要全家吃饱，就算过的不错。

孩子们身边最好的零食就是一种尖细的被叫做“海丝”的“咸螺丝”。也没有现代流行的各种玩具。男孩子，只能玩玻璃球、打“铜板丁”、打“牌儿本”；女孩子的活动只绝限于踢毽子，跳绳、“盖房子”和“做家家”等。

孩子们的最高级的享受就是能看到几本小人书。有时，看一遍不过瘾。一本书，都要传看好多人。

说是“快乐”，主要没有精神负担，几乎所有孩子度没有学习负担。

我记得在我学习低谷的三年级，一次期中考试，三个好朋友的我们：季同学、玉馨同学和我。季同学考得最好，60多分；我中等，50几分；玉馨同学最差，30几分。

我们下课在操场上的双杠场地会面，一起亮了下分数，几个人都很沮丧。一天后，这种不快乐全部被忘得精光。

除学校老师在课内有些严格要求外，大多数老师对大家并不会有加码要求，父母也不会给大家额外的的压力。

那时，一般的家庭，没有条件，没有时间，也没有文化给孩子做课外的辅导。就是我，家中有懂教育的家长，她们也从来不关心我作业做的如何，询问我考试考的怎样。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父母的精力不够。

像我家，弟兄姐妹六个。父母对老大老二还非常关注，对老三老四还算关心，对我们底下老五、老六也就无力光顾。

在小学六年中，我得到家长帮助只有唯一的一次。

是在五年级，算术老师布置一道有难度的算术应用题。

那天，我做不出，请母亲帮忙，她给我简单讲了讲。随后，立了个我其实没有搞懂的式子。

第二天，老师恰好抽中我。我走到黑板前面，写出母亲讲给我的式子。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我，我心虚极了，怕老师追问。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时的窘态。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整体学业平平。从来没有因为学习优秀的得过什么奖励，也没有受到过什么重大批评和处分。

相比，我最喜欢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是历史、地理和自然的所谓的这些副科。

记着学校姓许的副校长给我上的历史第一课。他从黄帝和蚩尤、尧舜禹和大禹治水开篇，以后每一堂课就深深吸引着我。

班主任教的地理更是使身小镇的我打开了眼界，知道小镇外面的天地：七大洲、四大洋，世界上各种半岛以及各个国家的重要城市。

我还会经常呆呆看着教室外旁边墙上的中国地图，用尺子量度着厦门和金门岛和台湾岛的距离，从而用比例尺换算出它们间实际的距离。

童年的我，算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学生，比较重视学习。每到考前，都要大大地突击一番。

最后一次的考初中复习，我也是如法炮制。

在六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们班级一下子换上两个把关老师：语文曹老师，算术严老师。

从此，我的成绩像上了发条一样在同学群中向上冒。

曹老师使我开窍做作文要知道简单的语法，要知道主谓宾补，知道形容词和副词区别，知道如何写人写事，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真切情感，知道做作文怎样有话说，知道将说的话能用文字分主次恰当表达。

严老师使我知道怎样快速无误进行各种数的四则运算，知道如何把复杂的应用题理解简化，知道怎样分析习题，找到最快最好解决途径。

也就是这些方面的进步，我的作文开始可以做班级范文，让老师读，给同学们参考。我的算术成绩可以在毕业考试中首次进入全校毕业班的名列前茅的位置。

在毕业冲刺中，我还要感谢小伙伴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应了中学学了韩愈的这段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确实如此。

那时，和我最好的、一起睡一张床应试的西街的季同学，住二河桥南面、第二年考取金沙中学的冯同学，后来跟亲戚去了新疆的保同学，以及朱家场的朱家兄弟。

他们的成绩实际原来都比我好。而且，他们每个人的品质，都有许多闪光之处，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到老，我还是忘不了他们。

上世纪1957年暑假，我如自己所愿，在家里人并不过多过问的情况下，顺利地考取县中。

从此，我的人生，走好了告别童年、告别古镇、告别家乡的第一步。

本文共两篇，该篇为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