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茶依旧

沙漠胡杨

　　每当我从影视报刊上看到山茶，它那碧绿的叶，美丽的花，球形的果，总会使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一位老师——李松林。

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上海人，六十年代初来到新疆。那时，新疆还很落后，偏远的生产连队更是闭塞，与外界接触很少。李老师分配到当时被称为下野地的三场十四连小学教书。我那时刚上预备班，李老师教我们，在我们儿童眼里，李老师简直就是一位白马王子。他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白晰的皮肤，微红的脸堂，浓黑的头发，洁白的牙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蓝衣裳，脚上是一双白塑料底黑布面的鞋。在那个人们着装不是一身黄一身蓝，就是一身黑一身灰的时代，李老师既大众化，又与众不同，他像一株山茶，浑身透着青春的朝气，英俊、潇洒、帅气。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整天都高兴地围着他转。那时的预备班，也没什么正规的教科书，算术课老师就教一些简单的加减法，语文课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学政治口号。即便是这些单调乏味的内容，李老师也给我们上得很有趣。我们蹦蹦跳跳，喊喊叫叫，在无忧无虑中，倒也学了不少东西。

　　最令人难忘和有趣的，莫过于李老师和我们这些孩子们玩了。记忆中，李老师跑得特别快，我们都叫他“飞毛腿”。他常和我们赛跑，他为我们指定一个目标，比如前方的某一棵大树，或某一根电线杆，然后让我们先跑出几十米远，我们回头叫跑，他才开始跑，我们也拼命跑，但结果还是他先到达目标。

隆冬季节，北国天寒地冻，雪花飘飘，树木、房屋、沙包都银装素裹。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到沙包上滑雪，到大冰滩溜冰，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溜冰。那年代，每个连队都是吃涝坝水，冬天便打冰化水吃，化雪水洗洗涮涮。为了冬天有冰吃，封冰前，连里就在几百亩大的洼地里灌满水，封冰后，这便成了天然的溜冰场。我们的冰鞋就是用两块木板制作的，我们穿自制的冰鞋，不用脱棉鞋，站在冰鞋上，把带子前后系紧就行了。溜冰时，猛跑几步，就可在冰面上溜长长的一段距离；想停时，脚跟抬起，脚尖着地就停稳了。

李老师的冰鞋那才真正叫冰鞋，下面是切菜刀一样锋利的冰刀，他系好长长的鞋带，溜起冰来就像飞一样快。他溜冰的姿势美极了，略弯下腰，双脚往两边猛蹬，时而甩开两臂，时而倒背双手，时而扶一下眼镜，如飞燕，如雄鹰，从我们身边一闪即过，我们羡慕极了。跟李老师溜冰是一种享受，我们溜累了，他就让我们抓住他的衣服后面，一个抓住一个，连成一长串，喊声、笑声，也拉出一长串。如果有谁的冰鞋被绊一下，一连就会倒下好几个。溜热了，口渴了，大家便停下来，解下冰鞋休息一会儿，李老师就到冰场最边上，用他的冰刀为我们磕些碎冰块吃。身上热热的，脸上红红的，嘴里凉凉的，真是痛快极了。

　　再次见到李老师已是二十多年后了。我师范毕业分配在本团一中工作，那时李老师在本团二中工作，但从未见过面。后来两校互派老师监考，我被派到二中。我们一行八人，骑着自行车赶往二中，一路上我想着能见到李老师了，特别激动。我极力想象他的容貌，想象他的声音，想象见面时的喜悦……我骑车骑得飞快，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赶到了二中。在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二中的领导，其中有一位主任，头微微地偏向左，肩膀有点左低右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淡淡的络腮胡，穿着一套铁灰色的西装，说话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上海腔，有人指点说他叫李松林。当时我心头一惊，难道这就是我记忆中年轻、英俊、潇洒的李老师吗？他那朝气、那帅气哪里去了？在我愣神的功夫，一只大而粗糙且无名指少了半截的手已伸向了我。我立马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叫了一声：“李老师，您好！”我紧握着他残缺的手问道：“您还记得我吗？我叫唐晓琴。”李老师笑着说：“小黄毛丫头现在当老师了，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监考过后，我又和李老师谈了很长时间，从中了解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窘迫。文革过后他恢复了教师工作，现在提升为教导主任……尽管他的体形和容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话声音也不像以前那样洪亮，但他仍然很乐观，很开朗，还时不时说一两句幽默话，引得我们直发笑。

　　李老师终于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我感到很欣慰。生活的风雨使得他失去了青春，失去了英俊，他也不为更多人所知，但在我的眼里和心里，他是一座丰碑，而且是那样高大。他就像山茶花一样，芳香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