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海军与郑和船队

山之雨/吴鹏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依靠水上力量最终战胜强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虽然明朝时对海军的称谓还是“水军”或“舟师”，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海军”的本质要素，并一度达到举世无双。在明朝立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其海军水上作战无数，基本无一败绩。特别是在明朝的前半叶，无论在造船技术、船队规模、控管程度、航行范围都已走在世界前例。明朝永乐年间，郑和船队的七次远航，船队总规模更是达到了相当于10个西班牙无敌舰队，突显出明朝的海军力量已近颠峰。虽然，后来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海上力量日益强大，但大明王朝强盛的海军已被世界历史永远定格，并成为炎黄子孙光复中华并不遥远的梦想。　

　　　　　

明朝水师的兴起

在中国，将舟船用于军事行动的记载可追朔到公元前11世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和简单测量工具的广泛使用，使造船技术得到更快发展。其中以襟江靠海的吴国和越国最为发达，甚至被戏称为“船宫”。他们已不仅能建造快速的轻舟和专运粮食的漕船，而且还建造出专供国君乘坐的“余皇”。这一时期，一些诸侯大国在竭力加强陆战能力的同时已开始有意识地建设水师，打造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战船，时称“习流”或“楼船”。而当时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钱塘江流域的越国以及山东半岛的齐国，所建的舟师更为强大。公元前485年，位于长江以南的吴国曾派舟师进攻山东半岛的齐国。船队从长江口出海北上，与齐国的舟师在黄海展开激战，结果吴国战败。这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比罗马咖太基在地中海进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要早200多年。

大明水师起源于元朝后期时的巢湖水师。由于巢湖南临长江，北襟淮河，有八百里的浩瀚水面，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为水师的兴起提供了天然条件。在古代，一些渔民受官方所托协助抓捕走私的盐商和捉拿逃犯，逐渐聚集抱团形成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并从官方获得一定财政补贴。官方还专门定立赏格,一有缓急,即召之协防。到宋代，这些活跃在巢湖上的民间组织已形成了多股力量，包括“平河军”、无为水军、祥符神卫兵、山水寨等。由于巢湖是淮水与长江相通必经路线，水战接连不断，渐渐成为中国海军发祥的摇篮。

朱元璋建国之前面临两大强敌，即东边占据太湖的张士诚和西边占据鄱阳湖的陈友谅。而朱元璋虽有平天下之心，却苦于没有水军，无法施展其抱负。1355年5月，廖永安受政治势力排挤，最终率巢湖水军1万人和1000艘战船归附了朱元璋，这支部队是在元朝未期，由巢湖人俞廷玉父子并廖永安兄弟为保护乡里而聚集巢湖，修建船塘，训练船夫，充当保卫家园的民间水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群雄瞩目的水上劲旅。他的到来使朱元璋大喜过望，建立大明政权终于指日可待。至今在巢湖姥山岛渡口边的一圈乱石就曾是600年前大明水师抛锚系缆之处。

朱元璋自从有了巢湖水师如虎添翼，开始从合阳出发，溯江而上，向上游裕溪口的元军水师发动突然袭击，并将援军舰船分割开来，经过大战，迫使元军水师退往下游的采石，朱元璋取得了渡江作战的初步胜利。之后，进一步攻取采石，夺占太平。又纵火焚烧了元军的中丞水寨和楼船，大败元军蛮子海牙的水军，缴获了大批舰船，从此掌握了从江西至南京长江江面的控制权，并以巢湖水师为主力，分别与陈友谅的鄱阳湖水师和张士诚的太湖水师展开决战，最终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统一南方，为长达三百年的明朝基业打下了基础。

迅速扩张的海军实力

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即把海军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加强海上作战力量。在明朝初年曾出现造船的第一次高峰期，史书曾多次记载明朝积极充实军备、建造战船，在明成祖鼎盛时期的1420年，明王朝已拥有主力舰船3800余艘，其中有1350艘巡船，1350艘战船，以及驻扎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运粮漕船。此外还拥有大量护洋巡江的警戒执法船和传令船。如果加上沿江临河的战船，明朝的战船总数就更多。

明初年间，朱元璋已基本确立在沿海各个要冲建立起“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的海上防御体系。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朱元璋下令设置“水军等二十卫，每卫船50艘，军士350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这二十卫共计有战船1200艘，维护人员8100人，战斗人员约18,000人。经过整编的中央直属海军舰队由大都督府直接指挥。并很快成为明朝维护海疆安全宣发帝国神威的得力工具。

除了整编中央直属海军舰队外，朱元璋还在都城以南的新江口组建了直属江防舰队，最初新江口水军有水兵8000人，但很快人数增加到了13,000人，并新造战船400艘。与此同时，海军舰船的样式也初步得到统一，除了适于内河水战的楼船外，基本以传统的平底沙船和尖底海船为主，大小以400料、200料、150料为主，军辅船则以马船和快船为主。

为加强沿海近岸的安全巡防，明朝还筹建了海岸警卫舰队，主要是靠各省的地方财政拨款进行。虽然对海岸警卫舰队的人员数量及编成样式要求并不严格，但是对于其核心战力还是以专门建造的军舰为主，人员的配备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

在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针对滨海州县倭寇猖獗，官军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击的现状，专门下诏，令“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船660艘，以御倭寇。"之后，又采纳镇海卫军士陈仁的意见，“以苏州太仓卫当大海之口，命造海舟。”并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这一决定使得沿海50多卫、80多守御千户所和300多巡检司至少建造了3500多艘战船，极大地加强了海岸警卫舰队的实力，使之能有力配合中央直属舰队，共同打击海盗和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保卫明朝海疆的安全。

明朝水师这一时期的核心战力是以产于福建、浙江、广东的福船为主。这种船身型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并建有水密隔舱结构，不仅稳定性好，利于破浪，而且容易转舵改变船向，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按船体规模可分为六种型号。海战用的福船为一号和二号。长度达到九丈和八丈 。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赞之曰：“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以这种大型福船与敌作战，因船型大，干舷高，在近战场合能发挥出明显的冲撞优势。

而船载的大量火器使福船如同海上堡垒，也使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模式。在这种战船上，舰首备大发贡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作战中士兵除了可采取向敌船射箭、掷标枪和利用风向水势撞沉倭船等传统战法外，还可向敌船发射火炮与掷火球、火砖和火桶。

尽管海上拼杀战船随波涛起伏，船上军士使用火炮与火铳并不容易命中，但却对敌起到强烈的心理震撼作用，且一旦命中则敌船必毁。同时，大型福船还载有火球之类于船头，与敌胶着之际，从高掷下，火发而敌船立焚。抗倭名将俞大猷曾据此总结出海战要诀在于“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

　　到了明朝中叶，为了抵御倭寇，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建造战船的高潮，除了早期已有的战船样式外，还大量采用了新型战船。包括：主要产于江苏的沙船。这种船方首方尾，平底，俗称“方艄”。它的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也采用水密隔舱结构。既可远航，又适宜于浅水航道。而产于广东的广船，具有头尖体长，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的特点。船体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跟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和大架维持，结构坚固，有较好的适航性与续航力。

赶缯船是大型福船的一种，可作战船、捕鱼和运送木材之用。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而经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其中大赶缯船船长36米多，宽7米左右，24个船舱，可载重1500石。每船配水手、船工30余人，水兵80人。中赶缯船长23米，宽6米，配水手、船工20多人，水兵60人。这两种赶缯船均是双桅、双舵、双铁锚，是郑成功水师甚至清朝初年水师的主力战舰。

　　　　 郑和船队的远航

十四世纪初，明朝水师规模已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实际上只是强大的明帝国海军力量的突出代表。在明朝建立初期，曾施行过"海禁"，与海外交往稀少。而到明成祖朱棣夺取并巩固政权之后，不仅取消了海禁，而且在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经过南海、东太平洋、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遍访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举，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通过郑和，中国海军走向了远洋，不仅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而且加强了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促成了万国朝贡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郑和船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支大规模远航船队，包括各类大小船只二百四十余艘，船工人员二万七千余人，规模之大、船舶种类和数量之多已然无与伦比。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宝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船队中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体建筑有四层，有9只大桅，可挂12张风帆。一艘船即可容纳上千人。仅船上的铁锚就重达有五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

尽管郑和船队的建立与远航完全是出于和平目的，即“通好他国，怀柔远人”，但也是建立在有充分自保武力基础之上的。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郑和船队就是一支名符其实的“特混舰队”，郑和就相当于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曾肯定地说:"中国明朝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中国明朝海军相匹敌。"

郑和船队七次远航，历时近三十个寒暑，航行到达三十多个国家,最远航程到达非洲东岸，包括现今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从几个侧面不难看出经过汉、唐、宋、元几个朝代的积累和创新，大明海军的远航能力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从人员配备上看，这支船队的人员力量雄厚。据史料记载，明朝在军力构成上采用“卫所制”，全国统编36个卫，每个卫下辖5个所，编配人员5600人。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船队人员有4次超过27000人，相当于明朝军队的5个卫，且大部分人员抽调自东南沿海地区。

从序列编成上看，郑和船队由舟师、仪仗队、两栖部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相当于现在的舰艇部队，以战船为基本单位，编组成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仪仗队担任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两栖部队则是船上作战人员主力，用于在海上及登陆后的防卫行动。

从指挥控制上看，郑和率领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每次都是在苏州浏家港集结、准备和编队，并沿海岸线向南航行至福建长乐或泉州进行补给，在季风到来后即拔锚远航。说明郑和船队已了解和掌握了太平洋西岸和整个印度洋上的信风规律与海流形态，并能充分加以利用。特别是远航中能使上百艘各类船只统一行动，并保持船队以平均4.5海里/小时的航速持续航行，如果没有很高的指挥控制能力是很难达成的。

从航海技术上看，郑和船队已能综合使用陆标导航、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时等技术，其运用的"过洋牵星"法进行天文导航，能够利用星象在航行中确定航向和船位，比早期航海行动中采用的"海中占验法"有了更高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在进入印度洋后,尽量利用星辰定向和罗盘针路相辅而行，说明当时船队的导航与指挥人员已觉察到印度洋地区的地磁偏角变化，在引导船队航行时已具有很高的科学性。而郑和船队对经过的港口和航道均作详细描述与记载，甚至滩、礁、屿、岩都无有遗漏。《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其中收录了五百多个航途地名，可见郑和船队对于资料与经验积累的重视。

大明海军的重要海战

明朝初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其海军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夏大规模巡航，并对长期袭扰东部沿海的海盗倭寇进行清剿。如同《郑和碑记》中所述:"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大明王朝为保卫自身权益，多次进行剿灭海盗、反击侵略与抵制殖民主义的海上作战，均取得必胜的战果。

明朝初期，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劫掠活动已对大陆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洪武六年（1373 年）和洪武七年（1374年），为打击倭寇猖獗势力，大明水师曾两次在太平洋水域追击倭寇直至琉球群岛。郑和船队是明朝海军实力的集大成，尽管其担负着和平巡航及与域外国家互通友好的使命，但为保证船队安全及使命顺利，特意使战船和马船等带有军事性质的船只占到整个船队编成的一半以上，并在实际远航中发挥出打击海盗和防范劫的重要作用。陈祖义是凶悍的海盗集团首领，势力鼎盛时号称“万人百船”，称霸于日本、印度洋、中国台湾、南海等海域。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水师在首次远航途中曾受到其小股势力的骚扰。在班师回国途中，郑和派出使者对陈祖义进行劝说招抚。但陈祖义表面诈降，暗中却策划对郑和船队发起袭击打劫。郑和及时识破其企图，迅速反击，并组织对陈祖义的围剿，一举消灭海盗5000余人，烧毁海盗船只10艘，俘获7艘，生擒陈祖义，并将其带回京城遵圣意处死。永乐十一年，郑和水师第三次下西洋，途经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时，发现该国曾经的王子苏干刺不仅私拉队伍，谋杀老国王自立山头，而且率水军欲对郑和船队实施偷袭。郑和随即率师坚决反击，彻底击垮苏干刺水军，并活捉其全家。

十六世纪中叶，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依仗其科技与经济优势开始了对全球的殖民掠夺。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葡萄牙人侵入中国，并以开展贸易经商为名占据了澳门与屯门两岛，还专门从马六甲调来4艘军舰盘踞固守。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锐奉朝庭之命对盘踞的葡萄牙海军实施驱逐。经过激战发现葡军火炮性能明显占优，遂以围困与打击并重，使葡军粮草不济，不得不挂白旗仓皇而逃。这次屯门海战，是大明王朝首次取得抗击西方殖民者的胜利。次年7月，葡萄牙人再次组织5艘军舰，倚仗船坚炮利进犯至广东新会县西草湾，遭广东备倭指挥柯荣率海军抵御。激战中，明军生擒葡军42人，斩首35人，并俘获葡军舰两艘。此役，明朝缴获了20门葡萄牙人的佛郎机火炮及西洋火绳枪，后经大量仿制使之成为明军的制胜利器。经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广东沿海。然而，在嘉靖五年(1526年)，狡猾的葡萄牙商人又将重心转向中国浙江，以宁波海外的双屿港做为其新的聚集地，并利用此岛远离明朝沿海军队防范视野的特点，不仅利用走私欺骗等手法对宁波附近中国居民的财物及祖传珍宝进行巧取豪夺，而且擅自在岛上建起医院和慈善堂。到1548年，葡商对江浙沿海百姓的残酷掠夺已到无法容忍的地步。浙江巡抚兼浙闽海防军务提督朱纨亲自督军前往进剿。经两天两夜双屿港海战，大明海军击沉葡萄牙海军战船23艘，毙其水兵千余人。将大批葡萄牙商人逐出双屿港，再次拔除了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据点。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力图“借道入明”，进而称霸整个南洋。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军分乘大小舰船只500余艘对朝鲜从不同方向发起三路进攻，很快占领了朝鲜大部领土。在面临亡国的危险面前，朝鲜国王派使臣向中国求援。万历二十年，明军入朝参战，助朝收复了大部地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军全线撤退，企图乘船返国。大明海军与朝鲜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对日本海军进行了大规模海战。作战中，大明将士和朝鲜水军浴血拼杀，对日本水军形成三面合围，击沉日舰200余艘，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创。此露梁大海战为以后朝鲜二百年的和平局面打下了基础。

十七世纪后，荷兰战胜了葡萄牙舰队，成为新的海上强国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为推进其东印度公司争夺东方殖民地，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以两艘军舰偷袭澎湖，成为其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犮端。天启二年(1622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奉命将荷兰人赶出澎湖。他先是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代表团，并乘机烧毁了入侵福建沿海的荷兰战舰。之后，又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7月，南居益又派出火铳部队支援，并发动总攻直逼夷城，最终驱逐了侵略者，夺回澎湖。崇祯五年（1632年），明朝处于再次实施“海禁”时期，荷兰人因难以进入中国港口加大贸易，决定以武力迫使中国放开与其通商。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沿海发起了进攻，击沉中国船只，袭击厦门港口，甚至炮击沿海州县，强令中国方面只能与荷兰人单独贸易，而不得与其他国家有商业往来，否则将继续开战。面对荷兰总督的无理要求，大明帝国最终以武力作出了回答，爆发了料罗湾大海战。这次海战，荷兰船队8艘帆船及招募的50艘海盗帆船与明朝水师50艘大型战舰100艘火船对抗。海战中明军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采取了集群火攻战术，以大批火船直奔荷兰舰队，海面上炮声震天烟火迷漫，此役使荷兰舰队以及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至明朝后期，抗清名将郑成功在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三月，亲率2.5万名将士驾百余艘战船从金门出发，顶风破浪越过台湾海峡，抵澎湖休整后向占据台湾的荷兰守军发起进攻。先以围困并断水的方式夺取了荷军驻守的赤嵌城，之后对荷军龟缩防御的热兰遮城采取了长达数月的围困并发起强攻，最终迫使荷军无奈投降。这是明朝的最后一次海战，永远结束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对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

明朝对海军的建设与运用，基本适应了时代与国家的需求，特别是郑和船队的建立与远航为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与认真借鉴。

（2022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