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外国电影酿成的人间惨剧

罗学蓬

　　

1973年春节前夕，驻津部队占自身有利条件首先弄到了《卖花姑娘》的拷贝。部队为了加强军民鱼水情，不忍独享，首场在师部礼堂放映时将地方革委会中的头头脑脑们一并邀请去观赏。紧跟着便连续放映战士专场。而在电影接连放映期间，闻讯赶来的老百姓巳如潮水般在师部大门口汹涌激荡，与警卫战士纠缠一夜而终不能进，首长见此情景，考虑到军民关系，遂决定次日晚，在师部大门对面的大操场上，为老百姓再放映一场。

喜讯不胫而走，再加之又是江津有史以来第一次放映宽银幕电影，更加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笔者那时巳去乡下插队，因节日回城，正巧遇上这等好事，自然不肯放过。只可惜那票是由组织上逐级分配，知青挂靠不上任何组织，我父母又是普通老百姓，故而与票无缘。

1月8日傍晚，县城巳是万人空巷，有票者无票者皆呼朋唤友，邀邀约约往大西门外的部队操场拥去。

我也和几个同学去现场见机行事。

部队操场相当宽敞，比两个足球场还大，四周以单砖墙环绕，操场大门与师部大门彼此相对，其间只有一条小马路相隔。

部队派出了众多战士加强安全保卫，但是，这一晚来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多了。太阳刚一下山，操场上巳经挤得爆满。而围墙外面到处都是涌荡的人海。

部队首长急坏了，拿着半导体话筒亲临大门口劝老百姓离去。可任他喊得嗓子嘶哑喉咙冒血也没人肯听，能看《卖花姑娘》是所有人此时的唯一心愿，愿望得不到满足，有谁会甘心离去？

部队首长奈何不了群众，只得火速调来更多战士维持秩序，以防不测。但是，他们简直就像被淹没在喧嚣沸腾的人海里。胆大的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逾墙而入，有的被解放军战士拖了下来，有的却得逞了。我与同学们就是公然从墙头上翻进去的。

电影终于在墙外的一派嘈嚷叫喊声中放完了。场里的人急着往外走，而场外的人赖着不散，要求解放军再放一场，而且我们还大声唱起了“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嘿嗨，咱们是一家人。”

就在这时候，悲剧突然发生了。东北角上陡地发出了一声巨响，与此同时便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尖叫声、悲嚎声。

我们全都站住了，目瞪口呆地痴视着眼前惊心动魄的一幕，围墙像倒多米诺骨牌似地垮掉了一长段。虽然是星光黯淡，但操场上的电影放映机和师部大门口有电灯，操场上幢幢黑影大呼小叫着胡乱疯狂地奔突，不少人倒了下去，有的地方人与人压成了一片。那种垂死前从喉咙里发出的惨叫令人心悸！

有人在恐怖地叫嚷：“踩死人啦！踩死人啦！”

而场里的不少人却呆若木鸡！片刻后，大家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价值，显然比一场虚构的电影更为宝贵，操场上顿时大乱，人们扔下自己带来的小凳小椅开始集体逃命，可到了这要命的一刻，才蓦地发现操场的大门实在是太小太窄了。

大门旁边的两段围墙顿时被势不可挡的逃命大军訇然冲垮，更为致命的是围墙外的脚下正在翻排水沟，沟面上的石板巳被撬起，排水沟则成为一道长长的陷阱，许多人尖叫着跌倒在沟里。场里涌出的人与场外来不及疏散的人相互挤在一起，撞在一起，不时有人倒下，未倒下的人则在倒下者的身上践踏而去。

我与几个同学都经历过“文革”武斗的洗礼，扛过枪，上过阵，可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死亡，却同样体会到了死之将至时的那种丢魂丧魄的感受。

同学们相互招呼着拉扯着跌跌撞撞地从围墙缺口处突了出来，看见顺着长长的排水沟倒下了长长的一溜人。死去的巳经毫无反应，受伤的则在人堆里蠕动、挣扎、呼救。

我们没有冲向进城的小街，因为那条破烂仄逼的小街此时巳被逃命的人群塞满，而是冲出人流，漫过田野，向着武城山上的江津中学方向跑去。

到了江津中学大门口，随同学们一同而至的逃命者不下五百人。人人惊魂未定，变脸变色地谈着刚才发生的惨剧。

几个同学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余国强。这一下吓得不轻，赶紧回现场寻找。可是，却巳经进不去了。人群巳经像潮水般消退，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封锁了现场。我们，还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寻找亲人朋友或是怀有好奇心的群众隔着警戒线往操场内外张望……地上惨不忍睹，一派狼籍，倒下的许多人，除死的不动，没死的都在呻吟、哭叫、爬动。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屎尿味刺激得围观者想呕吐。

部队把附近汽车营的车辆全调来了，神色紧张的战士们正把死者伤者往车上抬。操场上、外面的小马路上，到外是椅子、凳子、鞋子，还有眼镜、帽子。

无法弄清余国强的下落，我们自不放心，便一起整齐地扯着嗓子喊：“余国强！余国强！”喊了几分钟，仍没有回音，一位同学说：“嗨，莫不是他出操场时和我们跑散了哟？走，我们快到他家里去看看。”

余国强的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家也住在幼儿园里。同学们赶到他家里一看，糟糕，余国强还没有回来！我们把情况向伯母一说，伯母吓得要命。赶紧和我们一道风风火火地往县人民医院赶去。

此时的县人民医院里灯火辉煌，一片忙碌景像。大厅里、过道上，到处躺满了伤员。许多亲人也闻讯赶来了，楼上楼下，到处响起了亲人们的呼喊声。找不着的急得发疯，嗷嗷大哭。找着了的悲喜交集，抱头而泣。

我们陪着余国强的母亲走遍了所有的楼层，也没寻着国强的影，连停尸房也去了，当时里面有八具尸体，呈一排躺在地上，（此后又有七人陆续死去），大家逐一看了，死者中同样没有余国强。

一直到天快亮时，我们才知道了国强的消息。他是重伤员，解放军把伤员一送来，医生按照轻重伤的程度为顺序，首先把国强送进了手术室抢救。

几天以后，我们才获准进病房去探望国强。国强虽然保住了一条命，相貌、身体却完全毁了。他是在和我们一道冲出围墙时跌进水沟里去的，面部正好撞在条石砌的沟沿上，不知有多少人踩着他的后背跃过了排水沟，当时他就昏迷了过去。他的面部受到了严重伤害，背脊骨也被踩断，使他永远直不起腰来。

国强出院后，作为特殊情况县“知青办”同意他办病残返城。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自然不可能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分文收入，全靠他母亲微薄的工资抚养。时间一久，国强产生了强烈的自悲，对生活也丧失了希望。知青大返城时，国强受到强烈刺激，曾上吊一次，幸被他母亲及时发现而未果。

国强终生未娶，母亲去世后，他便靠每月不多的民政救济和一小烟摊维持生活。连续两年同学聚会，请了他，他一次未到，大家也就不便再请。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年代里，这样一桩重大的事件居然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披露过只言片语。笔者实在难以想像，朝鲜的电影艺术家们倘若能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心情将是如何？

（注：此事件巳列入正式出版并获四川省社科奖之《江津县志.大事记》）

那年月的笔者与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