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 最难忘的是.……

红岭

人生一站有一站

的风景，最难忘的是……

红 岭

1982年7月，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从部队考入地方大学的我们四位战友毕业了，相约同一时间返回部队。

　　报到后，心情十分兴奋，既为正式步入军队、开始了工作，又为直接提拔成了军队干部。因为是本科毕业，行政级别直接就定为22级，而不是战士提干的23级，也没有了过去战士提干所必须履行的许多程序。

　　给我和同时毕业的战友周凯宁下达的命令是骑兵连排长，那可是全军在高原上保留的唯一一个骑兵连，赫赫有名的一个单位，正准备信心满满地去上任时，但又收到干部处通知，暂不到职，让先到子弟学校教书。谈话时告诉我们这是稳定军心的需要。我俩儿心里有老大的不满意，但是也没法说。我当时想，穿着军装来这学校教书，这算什么呢？心里很有些不情愿。

　　部队命令呗，不情愿也要服从啊，我俩只好按规定到学校向当时的学校党总支书记、负责人潘法振报到，他是现职正营级军人，受组织委派来这里管理学校。当时的学校还有一位教导处主任叫谭道喜，负责抓教学，他也曾是军人，转业后就留在了部队学校。

　　我被分配负责教初三的语文和高一的世界历史，同时还让担任初三班的班主任；周凯宁则负责教高中的政治。

　　这所学校正规的名称是青海省西宁市二十一中，但你如果要问西宁市的老百姓，百分之百地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所学校。部队成立子弟学校，挂的是地方学校名称，因地处郊外深山沟的军营机关大院里，与外界几乎隔绝。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学校有高中、初中、小学，门类十分齐全。只是学生都不多，一个年级一个班，少的班仅有十几个学生，多的班基本都是初中阶段的学生，但一个班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个人。教师基本上都是军人家属，有的随队前就是教师，有的则是应急分配过来的。

　　学生基本上都是军人子弟，是人们常说的大院里的孩子，也有部分是部队军工、牧工的孩子。军工是指在军队内部工作的不穿军装的职工，牧工是部队在青海大草原上有自己专门的牧场，在那里工作的职工叫牧工。因为离西宁市区远，只能在这里上学，上到高中时，很多家庭就想办法让孩子转到西宁市区上学啦，毕竟这里的教学质量还很一般，考大学和外边的孩子比缺乏竞争力。

　　军人的子弟由于生在大院、长在大院，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地位，使他们从小都有着深深的军队情结和大院孩子特有的个性：顽皮、贪玩，任性、想法多，胆子大，敢作敢为，同龄的孩子常常是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男女生之间无拘无束，都是亲如兄弟姊妹一般。

　　初次上课，我就感到了很吃力，这些学生精力难以集中，兴趣转移太快，上课喜欢故意弄点响声或噪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或哄笑。作业说不写就不写，要不就随便一划转手就交。两眼直直地望着你，那意思是，我不写啦，你怎么着。他们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军官，所以他们也就有着很强的优越感。也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容不得别人批评他们。在他们的心里，自己就是永远的正确。

( ↑ 当年我带的初中三年级毕业留影，一排最右边的是我。时间是1983年6月）

　　既来之则安之。我站在讲台上，那里就是我的舞台。

　　那会儿，我也年轻，又是单身，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刚刚大学毕业，正处于踌躇满志、一展抱负的时候，我不敢说是满腹经纶但也绝对是信手拈来。

　　我开始给他们大段大段地朗诵唐诗宋词，滔滔不绝地引用名人警句，娓娓动听地讲述古典文学故事，孜孜不倦地灌输拼搏才有人生、才是人生的道理。

我用我的激情燃烧他们，我用唐诗宋词的光芒照耀他们，我用中国古文学的魅力熏陶他们，我用我的力量撬动他们心中通往未来的窗棂。我要让他们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学问的魅力、追求的无穷尽和探索的生命力。

　　渐渐地情况有了转变，学生们听我的课不再说话，不再做小动作，他们全都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我，面部表情开始随着我讲课声音的抑扬顿挫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直到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步入教室，瞬间屋子里一阵骚动，学生们齐刷刷地一个个坐得笔直，昂着头、挺着胸：“老师好！”喊声震天响。以至于其他班的老师跑过来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心中窃喜：学生们变了！

　　但这些孩子的顽皮天性还是一时改不了的。有一次，课余时间，我正坐在操场和其他学生说着话，突然一包石灰砸到了我头上，瞬间洒了我一身，从上到下，整个人成了白色，是我们班的一个学生扔的。

　　很快，书记来了，教导主任来了，其他老师也都跑来了，我连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就是玩的。转身去办公室，学生们一拉溜地跟过来，有的端水，有的递毛巾，有的帮我抖衣服上的灰。闯了祸的学生紧张得怯生生地站在旁边，一声不吭，一脸的茫然。他的母亲闻声也来了，要跟我道歉。我说，孩子就是玩的，不是故意的，不要吵他，我也不会介意。

　　事后不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其他学生，对着这位闯了祸的学生开了一天的批斗会。

（ ↑ 二十年后，与学生们的相见与相会，时间是2007年）

　　日子一天天过去，学生们的生疏感没有了，转而变成了与你形影不离。我走哪儿，他们就跟哪儿。我晚上去办公室备课，他们就在办公室外要么偷听我朗诵课文，要么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部队的大院是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些孩子在外边不管多长时间，从来没有家长找，当然，教学楼离家属院距离也不远，也就六七百米。上下班因为只有一条小道可走，所以，我上班，学生们就站在路边等，我下班，他们还在路边等，我在前边走，他们就在后边一拉溜不紧不慢地跟。当时的班长谭志伟，还有余斌、马春明、王涛、王青民、王莉、张红艳、乔瑞红、张海慧、邱爱民等，几乎我只要走出宿舍楼，就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也在不断地增加，我渐渐地喜欢上这些学生，他们单纯、朴实、热情。

班上有个女生，坐在最后一排，是少数民族，藏族还是蒙古族，我记不清了，不爱说话，但学习特别认真，我就经常对她的作文多批些意见，有时拿出来，在班上给大家作范文读。

印象中刘海晏、郑红宇、武瑞青都是学习比较好的，就经常让她们把自己写的作文读给大家听，班上学生杨亚平随父母转业回故乡了，我就鼓励大家都去送送，毕竟是大院的孩子，彼此之间都有很深的感情。

　　大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书，前后几个学生过来问我：“老师，晚上来办公室吗？”一会儿又问：“老师，晚上来办公室吗？”我只管“嗯、嗯”着。谁知，晚饭后，几个学生堵着我，非拉我去教学楼不可。

　　青海冬天的夜晚一般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零下二十摄氏度是常有的事，真是冻得够呛，但学生们的执着让我挺纳闷。我几乎是被他们推着走进了教学楼，一进教室，学生们整齐地站立着，高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我愣了，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不太在意，学生们居然给我过起生日啦。他们在灯上拉起了彩带，桌椅拉开摆成了晚会形式，又买了糖、瓜子、橘子。活动开始，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站在我面前给我唱歌，没有胆怯、没有谦让，然后是一个接一个跳舞。有人唱有人应，有人跳有人鼓掌欢呼。再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每个人都在上边签上字，算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笔记本上写着：“祝老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笑了，那年，我刚刚二十五岁。

　　就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编自导自演，竟然整出个一个多小时的晚会，我心中很感慨这些军人子弟的组织能力和踊跃参与度。更感慨有几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学生居然大变样，又蹦又跳：刘洪艳、魏红玲、冯广文、刘继红、陈亚娟、郭海英、何秀凡、王玉荣等等。

（↑ 三十年后，与学生们的相见与相会，时间是2014年）

　　一个学年过去了，趁着暑假，我探家回河南了，只有学校的书记知道。但就在到家后的第三天，部队发来电报：“速归队”。那年代，除了电报，没有别的办法联系。

　　命令如山，我向家人做了解释，就迅速赶回部队。两天两夜的火车，心情始终忐忑不安，一抵达西宁，下车就迅速赶到部队在西宁市胜利路上设置的内部招待所。用军队内部专用电话询问什么情况。干部处的干事在电话那头大声说：“你被调到基地总部机关啦，快去报到吧，已经过了好几天啦。”

　　基地相距一千多公里。1983年的9月15号，我要走了，学校的书记、主任、老师以及战友们来送行，班上的所有学生也都来了。我从学生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不舍、看到了留恋、看到了那纯真朴实满满地渴望。学生们向我要照片，没有准备，来不及啦，只好找出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底片，给了他们。

　　自此，我离开了相厮相守了整整一年的学生；也离开了度过青春岁月的青海高原部队；

（↑ 四十年到来之际，和部分学生们相聚在青海西宁，时间是2021年7月）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每当学生们聚在一起，齐声喊：“老师好！”我内心总不免激起一阵阵激动的涟漪，眼眶情不自禁地湿润起来。想起那一年的教师经历，那一年的教学实践，真是感慨：时间虽短，终生难忘。

这一年既锻炼了我，也让我与这些军人的子弟建立了深厚情谊。当年的学生们这以后随着军人的父母撒向了全国各地，他们继承着军人特有的顽强、吃苦、勤恳、坚毅的性格，在军队、公安、大学、医院、银行、企业、行政机关等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努力，做出着自己的贡献，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也很为他（她）们自豪和骄傲。

（本文照片、视频均为谭志伟提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初稿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