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初到加格达奇

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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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68年5月中旬，北京铁路机械学校63级和64级毕业生等来了毕业分配的消息。63级的同学已经在学校学习近五年了，现在可以走上工作岗位报效国家，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在学校的两用礼堂，毕业各班表演了文艺节目。内燃机车6309班表演的是行进操“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我至今还记得几个动作，只是腿脚不灵跳不出来了。5月25日，毕业各班和分配到一个单位的同学在校园合影留念后，告别母校各自回家探亲访友，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加格达奇内燃段筹备组的梅景一副组长和人事主任刘海涛到学校接人，我们分到山海关和加格达奇的同学约定6月10号乘车北上。

一、征途

1968年6月10日晚，309班一行15人告别母校；告别北京；告别同学、亲人，从北京站乘坐168次列车一路向北、向北------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168次列车到达锦州站。分到山海关的8名同学因为要到锦州局报到，就要在这里下车了。同学们都来到月台上互道珍重告别。忽然一声铃响，紧跟着是站台上女同学的哭泣声，一下子有的男同学也忍不住抽泣起来，好像比离开北京时更难舍难分，真不知何日再相逢。我们这些继续北上的七兄弟还大都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高寒禁区”的凶险，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向北、向北-------

从锦州发车，我们当天就到达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老火车站和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是一座楼。1934年开始修建火车站，两年后建成，当时号称“北满第一火车站”。 大楼为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13762平方米。是日本人建的，据说设计师是一位爱国的中国人，火车站整个平面是一个中国的“中”字，钟楼四面的开窗也形成一个“中”字，飞机在空中俯瞰大楼的顶部是个“国”字。火车站建成后日本人才发觉这建筑背后居然藏着秘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许多当年的日本老兵和开拓团成员要求回齐齐哈尔故地重游。可当时齐齐哈尔仍在使用1936年日本人建的这个火车站。国家考虑到面子问题，专门拨款在老火车站旁边建造了齐齐哈尔新火车站，要求必须比老站高大、漂亮。一年时间，一座新火车站与老站比肩而立。

记忆里这张照片是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招待所。应该是一座俄式建筑。（现在已经拆除建了齐齐哈尔铁路体育馆）我们43名北京铁路机械学校的毕业生于1968年6月11日住进这里，7月11日离去，整整住了一个月。
为什么滞留此地？就是齐局的分配方案要把我们43人分配到齐局兴安岭南北麓的四个蒸汽段博克图、海拉尔、乌尔旗汗、伊图里河。我们这些同学一商量坚决不同意，通过去学校接我们的加格达奇内燃段筹建组副组长梅景一、人事组长刘海涛向当时齐局综合组长赵文忠及军代表反映，理由主要是：当时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内燃机车，如果齐局不需要内燃专业毕业生就请把我们退回铁道部重新分配。由于理由充分，齐局只能到铁道部汇报。最后决定人事令全部下到加格达奇内燃段筹建组，因为当时的基建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加格达奇内燃段除大库建成外，刚刚进了少数设备。职工生活必须的单身宿舍、地区食堂还不能使用。职工住宅更是奇缺的很。安排我们暂时到四个蒸汽段实习。

整整一个月我们43人吃住在这个建筑物内，游览了齐齐哈尔的市容市貌。1968年7月3日，309班七兄弟在齐齐哈尔留下此照。1968年7月11日我们告别齐齐哈尔沿着滨洲线、牙林线奔赴四个蒸汽段。

照片是海拉尔的老车站。当年，我和裘时雄分到海拉尔；邵开国、孙洪宾分到博克图；沈胜利、王振燕分到乌尔旗汗；邓廉分到伊图里河。分到海拉尔的还有308班张广义、程木材和其它6名同学。

在海拉尔机务段。我被分配到解放6型蒸汽机车1547号机车任见习副司机。司机长国占才、副司机秦润生、司炉窦兴佳。1547是海机青年包乘组。蒸汽机车烟熏火燎，煤黑油污，我记忆国占才出乘夏天都是白衬衣、白手套，跑一趟车回来依然干干净净，精神抖擞。真不愧是青年的榜样。

　　在海拉尔大约跑了2个多月的车。往东跑免渡河，往西跑满洲里。满洲里当时可没有现在这样灯火辉煌。记忆里有不少苏联人用原木搭建的房子冬暖夏凉非常好住。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换装所也没有什么太多任务。跑满洲里方向，天气晴朗视野开阔的时候，来到扎赉诺尔车站附近地势高的地方，站在煤水车上可以看到铁路南侧波光粼粼的扎赉湖。据师傅们说扎赉湖的鱼个大体肥，味道非常鲜美。可惜在海拉尔就呆了短短的两个月，没有品尝到扎赉湖鱼。一直到20多年后参加哈尔滨铁路局企业管理验收又到海拉尔，才品尝到味道鲜美的扎赉湖鱼！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学校时被诊断为“发作性睡痴和猝倒症”。上课必睡不说，严重时骑着自行车也能迷糊过去。在海拉尔跑车时我把在学校的“爱睡”毛病发挥到了极致。除了自己烧火时还能处于清醒状态外，只要一坐到副司机座位上就开始昏睡。解放六是一种小型蒸汽机车，速度高一点晃得非常厉害。即使这样我也照睡不误。甚至手拧大腿，头撞窗户框也就清醒一两分钟，转眼间又会昏睡过去。根本无法执行副司机瞭望信号、呼唤应答的职能。这段时间的实践决定了我回加格达奇内燃段后无法选择机车乘务员这个行当。

我记得很清楚，1968年9月8号海拉尔就下了大雪。雪后没几天赶上1547号机车洗罐。机车洗灌后一般都会备用一两天。由于想念分到其它三个段的同学，备用期间就乘车到乌尔旗汗、伊图里河、博克图看望同学。当时同学们都在跑车，忘记了是否都见到谁。沿着大兴安岭南北麓转了一圈大概用了3天时间，回到海拉尔时机车已经解除备用上线，挨了司机长一顿狠批。但没有几天我们就接到回加格达奇的命令。

二、初到

加格达奇，鄂伦春语为“生长樟子松的地方”，位于中国地图的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南麓，这里群山环绕，林海绵绵，碧波荡漾，物产富饶。这里历年平均气温为-1.2℃，极端最低气温为-45.4℃，俗称“高寒禁区”。
1965年，中央下令开发大兴安岭。铁道兵克服千难万险修建嫩林线（嫩江-林海），在加格达奇筹建全东北第一个内燃机务段。

1968年的9月，加格达奇内燃段尚在筹建中。架修库30吨天吊，架车机，轮旋等主要设备均未安装。机车只有1台东风二调车机3247号做牵引试验，干线机车记得当时好像一台也没到，在年底陆陆续续调进了十来台东风一。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先生产，后生活”基本建设指导思想下，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医院、学校、职工住宅等后勤保障系统都尚未完工甚至有的还没有开建。
大兴安岭不愧称为高寒禁区。我记得是9月20号左右回的加格达奇，先到的同学都是穿着大皮袄来接的站，好像要给我们这些京城学生来个下马威。我们挺住了，站住了脚。直至1991年离开大兴安岭，我在“高寒禁区”整整待了23年。

我们到之前筹建组一共有干部职工三四十人，加上我们43个毕业生不足八十人。由于没有住的地方，在烘炉房凑合两天后，在师傅的带领下在架修库二楼的化验室和车间办公室全部搭起大通铺，铺上草垫子。二楼最西侧的准备用作化验室的两间房就成了八、九两班13个兄弟的睡觉、吃饭、学习、开会的多用室。记忆里我们13个人在这里住了有七八个月，一直到1969年四五月份地区职工第一宿舍交付使用后才搬出去。

在加格达奇内燃段，我们8班9班13个同学的第一项正式工作是蒸汽机车整备工。就是给临管处的蒸汽机车清灰、上煤、上水、上沙等整备作业。临管处全称是“铁道兵新线临时运营管理处”。老天好像和我们这些“北京娃”作对，那一年的冬天异常的冷，在加格达奇北边的林海地区凌晨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52度。由于温度太低。列车的制动缸皮碗受冻失去伸缩能力造成漏风，危及行车安全，只能在原地滞留等到太阳出来再发车。以后在加格达奇的二十几年再也没有遇到那么冷的天气。

看看我们当时整备作业穿的劳保防寒服装。皮袄皮裤，头戴狗皮帽子，脚上穿着大头鞋，手上戴着皮手闷子（只分出大拇指的皮手套）。就是这套防寒服装，白天还好点，夜班出去整备，一会就打个透心凉。呼出的哈气和身体散发的热气遇冷马上变霜，迅速挂在了帽扇上，皮袄领子上，眉毛嘴巴上，不一会就成了一个“大雪人”。好在是那时候工作量不大，完成一台蒸汽机车的整备作业后就回到待班室取暖休息。待班室实际就是一顶帐篷，里面搭有地火龙和大通铺，大家可以躺在通铺上取暖休息，等待下一个整备作业。

离开北京，离开亲人后的第一个春节，8班9班的十几个同学是在检修大库的制动班过的。那时我们已经结束了整备工工作，分到了检修车间的几个班祖。我被分配到制动班。来到加格达奇内燃段的第一个春节快到了，外地调来的师傅已经乘车回家过年了，只有我们53名北京铁路机械学校的毕业生（69年1月份又分配来9女1男）和为数不多的职工要在加格达奇内燃段过年。我们住在检修库二楼的8、9两班同学商议年三十晚上一定要聚一聚。制动班有独立的房间，地面是水磨石的，就决定在制动班举行辞旧迎新晚宴。说是晚宴，实际上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因为当时大兴安岭高寒禁区的冬季除了冬储的大白菜、土豆、圆白菜、萝卜外，没有任何其它新鲜的蔬菜。由于筹建组人员越来越多，冬储菜量少，有时只能吃临时采购的冻白菜。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快乐的春节，筹建组食堂也是千方百计准备年夜饭。有红烧肉，溜肉段，干炸丸子，东北大拉皮，小鸡炖蘑菇等，虽然没有青菜，也还算挺丰盛的。同学们把菜打回来。摆在制动班两张合起来的钳工案子上。准备了两瓶富裕白酒和几瓶桂花陈色酒，在王振燕的招呼下开始了来到加格达奇内燃段第一个春节辞旧迎新晚宴。（王振燕是8、9两班分配加格达奇内燃段的指定带队人）窗外大雪飘飘、北风呼啸，屋内谈笑风生、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王振燕给大家演唱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好一派北国风光……”。高亢的曲调回响在空荡荡的检修大库房内。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压垮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我们要挺起胸，昂起头迎接困难，“好一派北国风光”还等着我们去欣赏。

三、崭露头角

在初到加格达奇内燃段的头两年，有两件事情使我们北京来的这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崭露头角。
第一件露脸的事情是参加文艺宣传队。那时的加格达奇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剧场。内燃段当时的领导叫陈有诚，笔杆子出身，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的鼓动作用，加之内燃段的运营还没有投入正轨，便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这下不少同学在学校培养出的歌舞、表演、乐器技能派上了用场。记得第一届宣传队309班去的7个同学就有6人参加。我们这个宣传队的舞蹈、京剧、曲艺、乐器表演可以说“盖了帽了”。譬如：具有专业水准的沈胜利的舞蹈；邵开国的男生独唱和曲艺表演；王振燕的京剧演唱等，深受职工家属欢迎。宣传队除了在段上演出外，还深入沿线演出，到大兴安岭特区礼堂演出，在加格达奇风靡一时。

图片是耸立在加格达奇北山最高处的铁道兵纪念塔。我记得特别清楚地是集体创作的群口快板“夸加格达奇”，用的是军旅作家创作的群口快板“夸家乡”表现形式，我们309班的5个同学同时上场表演，打着整齐的让人看了眼花缭乱的花板，京腔京味阴阳顿挫的唱词。这些技能都是在学校时大家在业余时间练出来的，没想到在加格达奇派上了用场。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能唱出其中的几个小段。其中一段描写铁道兵排除万难在高寒禁区冻土层修铁路是这样唱的：
蚊子瞎蒙和小咬，
它们每天三班倒，
咬的满身都是包，

来回翻身睡不着觉。
大雪纷飞看不远，
一脚深来一脚浅，
下的雪冻成了冰，
路基冻得硬绷绷，
刨一镐，一块冰，
路基冻在冰当中。
铁道兵，真英雄。
毛主席教导牢记心，
不叫苦，不叫累。
困难面前不流泪。
下定决心排万难，
终于打通嫩林线。

第二件露脸的事情就是展示了在校时学到的扎实的车钳基本功。在学校时我们有四周的钳工实习课。虽然实习时间比较短，但在实习工厂老师的精心指导和放手实践的教学指导思想下，同学们基本掌握了钳工的铲锉研磨和车工的基本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在分配到班组工作后立即让老师傅们刮目相看。譬如邵开国、孙洪滨，一开始分到检修车间旋盘班。这两个同学在学校钳工实习时车工技术就掌握的不错。分到旋盘班后跟师傅练习了没几天就开始单独顶床作业，旋出的活又快又好。师傅们都举大拇指。我和邓廉当时分的一个几个工种合在一起的班组。班组名称忘记了，我们的工作是蓄电池充电。但当时还没有什么充电作业，就自己动手制作钳工案。从设计，划线下料到焊接组装，全是我们两人自己干，在学校学到的钳工铲锉研磨手艺全部派上用场。做成的钳工案十分精美，受到师傅们的表扬。

四、安家落户

转眼到了一九七一年，我们几个在学校就谈好对象的要结婚安家落户了。那时加格达奇内燃段根本没有可分给职工的住房。成立分局后在北山坡建了几十栋大白块排房。顾名思义，大白块是一种简易的建筑材料，用它代替砖盖房子省工、省料、省钱。组织上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就用了这种材料。房子是在塔头甸子上盖的。为了克服冻害的影响，房建职工发明了深打地桩在地桩上浇筑水泥圈梁的方法。由于工期紧，建筑人力不足，有墙，有房顶，就算房子盖好了，基本是个房框子，圈梁下面有1米多都是悬空的，火墙、火炉、火炕全没有，剩下的工程要靠分到房子的人自己完成。即使是这样的房子，也只能两家住一户，叫“并户”。我们这个小家当时是和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的一个大学生住并户，他们有小孩，分的是大屋，我们住小屋。（注：现在，当时的大白块住宅已经全部拆掉，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插图是我后来搬到东山坞的自建公助红砖排房。）

现在才知道，整个加格达奇区的绝大部分建筑都是在塔头甸子建筑的。大兴安岭山不算高且走势平缓。低处河流纵横交错，小河汇成大河。由于雨水丰盛，河的两岸都形成大片湿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塔头甸子就是大兴安岭林区湿地上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草甸子。这种草甸子是由无数个塔头墩子组成的。塔头墩子是一种高出水面几十厘米甚至一米的草墩,每一个塔头墩子就像用脸盆栽了一盆草把脸盆去掉后墩在沼泽地里，大小不一，圆墩墩的独立成型。每个塔头墩子之间距离大小不等，近的二三十厘米，远的半米甚至一二米开外，犹如天上的繁星密密麻麻错落有致的从河的两岸一直延伸的湿地的边缘。低洼处的塔头之间多是沼泽，湿地边缘的塔头之间也很泥泞。形成塔头的草也是大兴安岭高寒禁区特有的一种苔草。这种苔草生长在低洼潮湿的浅水里。夏季茁壮疯长，冬季在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下冻死蛰伏，第二年开春又返青发芽。其根系死亡后再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并和泥灰碳长年累月凝结而形成。这样一年年周而复始，长成了根系特别发达，一圈一圈向外扩展的原型草墩子。

房子分到手，我和爱人站在离地面一米多的圈梁上，看着屋里屋外都是塔头墩子的“新居”。房子要达到能住人还有相当大的工程，那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必定有了自己的小窝。分到房子的职工段上给了假，于是就开始自己动手继续施工。回填土方，搭“三火”按门窗，粉刷墙壁等等。在师傅们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新家的基本建设，我们小两口高高兴兴的搬进了自己的新家，睡上了自己的第一张“床”——火炕。没想到的是自己亲手搭建的这张“床”给我和我爱人甚至两个儿子都带来一生的伤痛。要知原委，请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次睡火炕首先的感觉是一个“烫”，有时候烫得你不得不经常换换姿势或挪挪地方，时间一久，炕被都被烤的糊了巴区的。我家的火炕为什麽这么烫？原因是由于我们住的是并户，小屋一共不足六平米，火炕是无法在屋内单独烧的，所以我家的火炕是和厨房的火炉连在一起的。火炉是一物三用，做饭、烧火墙、烧火炕。做饭是一日三餐，做得又基本是十分费火的大碴子饭和高粱米饭，冬天烧火墙一天24小时不能间断，相当于火炕一天24小时都在烧，火炕岂有不烫的道理。后来，晚上睡觉烫的真如热锅上的蚂蚁，灵机一动就在火炕上搭了一块床板，睡上了名副其实的“热床”。

其次的感觉是“潮”，一种带有热气的潮。这种热潮犹如北方人遇到闷热天气时的感觉，十分难受。为什麽火炕烧得如此热还会发潮？对于我们这些从城市初来乍到东北边陲的学生真是很纳闷。如果说“烫”可以加块床板变成“热床”，这潮可就没法解决了，只好请教有东北生活经验的师傅。原来，这搭火炕还真有不少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新火炕的烧干，要点是“一次烧干，‘蒙被发汗’”。具体说就是新搭的火炕用泥抹好炕面后，在烧干的过程中不能断火，必须一次烧干，在肉眼和手感都认为炕面已经烧干时，还必须用塑料布蒙在炕面上让它“发汗”，直到塑料布上没有“汗珠”才算真正的烧干。现在回想起来，炕潮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房子是盖在塔头甸子上的，房子基础下面非常潮湿，圈梁下的回填土用的是河卵石，炕土是炉灰，全是透气性是很好的建材，地面下大量的潮气经孔隙上升到炕面，使本来就没有按当地规矩烧干的炕雪上加霜，睡在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潮热的床”上。由于我们不懂这些规矩，小两口还其乐融融的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灾难也就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时间不长，我就患了中医称之为“湿热下注”型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我爱人也埋下了病根。直至如今还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结婚早，分到并户房子还是幸运的。我们班的王振燕和308班的程木材，由于结婚后没有房子，就自己动手盖板夹泥房子。
板夹泥顾名思义是木板子夹泥作为房屋主体墙壁的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是大兴安岭林区开发早期的主要建筑方式。小到职工住房，大到学校教室、职工食堂、小礼堂等。加格达奇铁路职工早期的板夹泥房子由于在铁路工作很难搞到木板或板皮，所以多数的板夹泥房子实际上是树条子夹泥。这种房子就是四周刨坑立好八柱，八柱上用扒锔子固定好四樑和人字架。四梁八柱和人字架条件好的用得是落叶松原木。差一点的用其他杂木。如白桦、柳木、杨木。在立柱的内外侧按照一定间距钉上柞树条或桦树条，在钉好的两排条子夹缝里塞满塔头墩子和大兴安岭特有的一种小叶草和的泥。内外条子上也全部甩上这种泥。等到甩上的泥基本干透后抹上砂灰四墙就完工了。然后在四樑上棚上板皮，板皮上铺好油毡，油毡上铺上厚厚的锯末或者炉灰保温。东北俗称黑天棚。在立好的人字架上钉好檩条，铺好油毡纸。屋内搭好火炉、火墙、火炕，都烧干后就可以住人了。
王振燕和程木材两家盖得板夹泥就属于树条子夹泥。选址是在东山根下的塔头甸子上。为了节省材料和保暖，两家合用了一面山墙。8、9两班的同学只要休班有空就去帮工。板夹泥房子盖好暖房的那天，来了五六个同学。大家盘腿坐在新房烧的热乎乎的土炕上开怀畅饮，祝贺乔迁新居。那一晚去得同学全部喝醉了。

2018年5月5日，当年共赴边陲的部分同学在毕业五十周年之际相聚在北京蓝钻酒店，畅谈、痛饮、合影；在纪念册上签字留念。

尾声

北京铁路机械学校67、68二届毕业生共53名同学分配到加格达奇内燃段。在此之前，合校前的北京铁路电气内燃机车学校61届毕业生有70名同学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加格达奇筹备上内燃机车后，有30名同学调到加格达奇内燃段工作。因此我校毕业生前后共83名同学工作生活在大兴安岭高寒禁区（名单见插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和骄人的业绩，但我们没有辜负母校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培养，没有辜负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敬业。为国家内燃机车牵引动力革命做出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