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四十不称翁​​

在远方

人生四十不称翁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地僻而事简的滁州府来了一位少有的能员；名不见经传的琅琊山多了一个旷世的知己。他，就是时以文名动天下的欧阳修。
此次的来滁，是他仕途上第二次被贬。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他参与开封知府范仲淹革弊救民的“庆历新政”，遭到守旧派的嫉恨。范仲淹因触怒宰相吕夷简横遭贬谪，正义之士纷纷对范仲淹施予援手。
谏官高若讷，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冷眼旁观，后又对范仲淹落井下石。有“果敢之气，刚正之节”的欧阳修对此怒不可遏，他写信给高若讷，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由此得咎，贬为夷陵令。
抱济世之才而不用，独以能文知天下，这对反对为文而文，“弃百事而不关乎心”积极用世的欧阳修来说，确实是件极痛苦的事。但欧阳修不愧是欧阳修，他于世事常存一份“用舍由人，行藏在我”的豁达。
当范仲淹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诚难处于要路”之时，发出“争如共，刘伶一醉”的感慨，来抒发自己的不满与怨忧之际，欧阳修则表现其高蹈之处：不以个人进退为念，常以天下苍生安危为怀。他在贬为夷陵令时，于上任途中写出了著名的《读李翱文》，引李翱为同调，把自己的“一腔忧时的热肠血泪向古人剖露挥洒耳！”
四十岁，正是一个踔厉风发的年龄。但来滁第二年，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欧阳修，就自号“醉翁”，似乎给人一种烈士暮年，雄心不再之感。少时读《醉翁亭记》，见“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之句，以为欧公定是位垂垂老者。孰不知，他谪守滁州时，才三十九岁。
无端被诬而谪守僻远，对于秉性刚直的欧阳修来说，也不免有种“悻悻得很”的感觉。不过，欧阳修决不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年已不惑，依然蠢货”的庸俗之辈。滁州的风土人情让他释怀，琅琊山的林泉之胜让他陶醉。他在政事之暇，诗酒山林，放飞性灵于山水之间。
他可不仅是一个借山水的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隐者。当下有论者借酒神精神，即超人哲学，来批判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骨子里不免中国旧式文人的自我麻醉式留连于山水，忘情乎江海的情怀，“爱国爱乡土，是动物的洞穴和势力范围仪式。”“毕竟欧阳修没有说明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缺乏人之为人的超越态度。这里没有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超人态度。这是末人，是奴隶道德！”的观点，也横空出世了。
持论者这种“眼球历史”的误读，自以为是射中了问题的靶心，中了十环。其实脱靶了。欧阳修并不是一个“台上舞孔孟，台下玩老庄”的官场油子。在他贬为夷陵令时，就写信给同案被贬的尹师鲁，赞其谪迁之时仍能“益慎职，无饮酒”；颂其虽为迁客，不做骚人的自处之道。
他历来都是一个反对“傲逸狂醉”之人，放浪形骸、寄情林泉的耽酒息影，只是他的表象。而在实际上，这种行止，体现的是他那不畏打击、处变不惊的泱泱君子之风。在那封著名的《与尹师鲁书》中，他列举了古往今来的许多名人，包括“有道而能文者”的韩愈，一经贬谪 ，便戚戚怨嗟，尽露不堪之相。
他一直认为：一个人在外貌上尽可以苍颜白发，而内在里却要能经霜弥坚。他由“无饮酒”，到自号“醉翁”，表现的就是那份“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旷达。
他不是借酒浇愁的失意客，而是得心寓酒的醒世人。他无意隐逸，相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道德律令一直萦绕其心间。守滁一年，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使滁州人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这种与民同乐的心情，正是欧阳修“其乐也无穷”的根源。
欧阳修一生主张“立天地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务求慨然济世，学以致用。相反，给他带来不朽声名的文章，他只当作一种润身的手段。
《容斋随笔》卷四有载：“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之史为多，唯欧阳公谈事，公日：‘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事。’”正是这种“自尔遇事不敢忽也”的务实精神，让欧阳修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实现着他的理想和抱负——（《古文观止》中《丰乐亭记》排在《醉翁亭记》前面，从此小处可知古人的务实作风）。
四十岁的欧阳修，在他生命的初秋，把人生经历过的苦涩之果，酿成一杯飘香千古的“与民同乐”的美酒。
因了这次的贬谪僻远，得遇琅琊的山泉之色；正是这份千古难遇的奇缘，成就一段百世传颂的佳话。今天的我们，是否能从欧公的山水胸襟中，拾得一份莞尔率真、圆润无憾的清醒呢？

吴家凡《滁州广播电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