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到站、再到跪，本质是“君进臣退”的直观反映：从宋到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一步步登峰造极。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倒退，而是制度的颓败——当需要以弱化、羞辱个体来巩固统治时，说明整个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绝路。宋朝“改坐为站”的过程，就将这一性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改变唐朝中后期以来的频繁政权更迭，赵匡胤必须削弱武将、强化皇权，关于他“兴文教、抑武事”的手段，估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宋太祖赵匡胤以系统性的制度削弱武人的权力，把相应的职责转向文人。为了鼓励人们弃武从文，还采取了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提高文官待遇等举措，甚至立下“誓不杀大臣、言官”的祖训。文官在政权中的地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模式。但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这一转变，只是在臣子这一层面改变了权力分配；在皇帝与文官的君臣关系层面，尊卑、贵贱、从属关系不仅没有弱化，甚至还需要加强。毕竟历史上文人篡位的情况也不是没出现过，王莽、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可都是儒生。赵匡胤的对策，除了继续在机构设置上下功夫、加强权力制衡外，就是要在精神、思想认知层面提高皇帝对文官的凌驾态势，具体体现上，那就是君臣会面的“仪式感”。 在宋朝之前，包括武将横行、文人空前式微的五代，皇帝与宰相等朝廷大员议事的场面是这样的：首先，皇帝会请宰相们坐下，与自己就一些事展开讨论，旁边有人记录；谈完后，皇帝赐茶、宰相们喝完告退，所谈内容形成文件、签署执行。北宋建立后，这一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被推翻了。根据史书的说法，这是宰相范质主动推动所致。范质是谁？范质，后周重臣，曾备受周世宗柴荣的信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但面对赵匡胤兵变，范质却没做任何努力就主导了权力更迭的程序，其后还跟没事人一样继续为宋朝效力。因此，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其为首的前朝老臣很是有些心虚。为了在新朝站住脚，他们想出了很多主意来讨皇帝的欢心。比如，改变以往君臣首先口头讨论、随后才形成文件的常规做法，每次议事前，都毕恭毕敬地形成文件呈上，并且解释道：“这样才能体现臣子们的恭敬之意”。而废除“坐而论道”的平等方式、体现君王的特殊性，也是这些人主动提出的。 而民间说法则更具画面感。相传，一天北宋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政事。赵匡胤对坐在座位上的宰相范质说：“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有点花，你把奏章拿过来让我仔细看看。”范质听命起身，拿着文件给赵匡胤看，但对方让他再靠近一些。过了好一会儿，当赵匡胤终于看完、范质准备退回座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椅子已经被人撤走了。众人秒懂，自此之后，连宰相也站着上朝。真实的情况也许是两者兼有：赵匡胤希望强化皇权、体现帝王威严，范质等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主动提出站着上朝。从此，君臣坐而论道的和谐局面成为了过去，皇帝高坐宝座、公卿站立其下，尊卑贵贱泾渭分明。对于推动这一转变的头号功臣范质，赵匡胤几乎是赞不绝口，他认为“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说白了就是懂规矩。而范质唯一的缺憾，就是“欠为世宗一死”。这话等于白说，像范质这种极端务实主义者，怎么可能会为柴荣殉节？ 从零到一是质变，而从一到一百只是量变。任何坏事一旦开了头，接下来就会如同倾泻的洪水般不可遏止。随后的元朝属于历史的特殊，君臣关系不具备代表性，它本质上类似先秦的贵族封建体系，贵族军人、僧侣、商人、工匠甚至猎户都远比读书人有地位。明朝在这方面则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士大夫再次在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重臣“侍坐”屡见不鲜，君臣“坐而论道”的传统仿佛重见天日。但在另一方面，明朝开创了对士大夫进行制度性肉体摧残的历史先河。想当初的先秦及汉朝，对文官施加“髡刑”——即剃掉全部或部分头发，就已是一种极大羞辱。西汉的汉景帝把身着官服的晁错送到刑场，被后世痛斥“薄情寡义”；汉文帝处理严重违法高官，一般采取“赐自尽”。其后的千百年间，除非某些倒行逆施的暴君，从没有哪个王朝会把在庙堂之上对官员行刑视作天经地义。 但明朝却打破了对士大夫的制度性尊重。明初起，朱元璋就开启了对士大夫施加严刑酷罚的风气，锦衣卫本身就是对付朝廷官员的暴力工具。明初四大案，个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胡惟庸案，被诛杀者三万多人；蓝玉案，一万五千人；户部侍郎郭桓案，死者数万；空印案，连坐被杀者七、八万人。当时的明朝官场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这些被杀者，大多是文人；不是说不应该处理违法犯罪官员，而是这个过程中有意识的捕风捉影、牵连无辜、过度加重处罚，实属草菅人命。而在随后的“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清除建文帝的支持者，也曾进行了持续近十年的“瓜蔓抄”，数以万计的士大夫人头落地。纵观之前的历史，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对士大夫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先例。唯一值得注意的，也许只有北魏末年的权臣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杀害2000名朝廷勋贵。 而在随后的200年间，明朝将“廷杖”朝廷官员定为祖制，这种打不是挠痒痒，而是“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明朝大才子解缙曾写道：“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历代皇帝（及其代言人宦官）动辄在朝堂上羞辱、痛打官员，皮开肉绽不足为奇，被当场打死也没啥稀罕。比如正德年间，刘瑾曾经命令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门外，随后又抓了300多人进大牢；又有一次，正德皇帝为了惩罚那些劝自己南巡的大臣，命令107人在午门跪了5天，每天晚上拉进大牢，天亮了又拽回午门；此外还对146人施加廷杖，被打死的多达11人；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134人遭受廷杖，18人被打死；而崇祯皇帝在位时，“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还干出了处死多名宰辅的糊涂事，令满朝士大夫心寒不已。而到了清朝，这种对官员的不尊重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新巅峰。宋朝让大臣站着，明朝好歹还有“侍坐”，而清朝的官员低头跪着回答皇帝的问话几乎是规矩。明朝之前，只有一些重大场合、重要事务时，大臣才需要跪拜；明朝虽加强了皇权，但大臣顶多四拜或五拜。而清朝则开创性地设定了“三跪九叩首”这种跪拜礼；而且，大臣不仅要对皇帝下跪，对藩王也得俯身长跪；在称呼上，在清朝之前，但凡脑子正常的皇帝，称呼臣子时要么使用官名，要么以“卿、公”等礼貌性称谓；而清朝，则是“尔、你”，甚至直呼其名。 概而言之，从坐而论道到站立再到跪拜，这种礼节上的演变趋势，充分体现出封建制度发展的逐渐极端化。伴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加强，君尊臣卑的趋势也越来越严重，帝王对臣子的精神凌压也越来越加码；背后的本质，是帝王对自己权力地位的病态重视。君臣间曾经的尊重逐渐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士大夫心目中忠君思想的淡化、对家族的重视超过朝廷，汉唐时期的政治风貌一去不复返。封建制度到了这个地步，也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