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高中时光

陈洪华

我上高中了

1970年春夏之交，已务农四年的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学校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谈不上激动，只感到茫然。从六岁背起书包走进课堂算起，可谓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从小我对待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因为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能坐在明亮安静的教室里学习，是很幸福的，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就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对于这次高中入学考试，我的准备明显不足。

我这个1965年入学的初中生，只学了9个月的初中课本（1965年9月-1966年5月），就因文革的爆发而失学，学历由此永远凝固在“初一”，并在1968年“被毕业”，成为“1968届初中毕业生”。该届学生堪称世界教育史上学时最短的初中毕业生。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发布后，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但是由于当时仍然强调“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实际上并未真正复课，很快复课后又停课了。

我安心务农，没去复课，也没有上学的念想。就连68年初中毕业证我也没去领，所以我手中没有初中毕业证。我经常在想，领了初中毕业证又怎样？难道上了九个月的初中课，就达到了初中生水平了吗，不领也罢。

但无可厚非的事实是我确实是初中毕业了，这在当时我那偏僻的家乡，初中生还是屈指可数的。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路应该如何走，如果没有其他机会，我就会沿着叔叔姑姑，哥哥、姐姐们的足迹，在知识无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也许是四年的务农岁月，已经磨平了我的稚气与青涩吧。

依稀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的“人生识字糊涂始”的话。看看村里同龄的人都非常安逸的生活着，没有非分之想，我只不过比他们多念了几年书，多认识了几个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是继续保持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些农民的生活习惯吧。天落黑后，去队部听听第二天的生产安排，聊聊东邻西舍，家长里短，高兴了唱首歌。然后回家。

回到家守着母亲的微弱煤油灯光开始看已经让我翻碎的几本书。母亲总是有干不完的针线活，手上永远戴着钉针，胸前衣服上也永远别着根带线的针，缝衣补袜每晚到半夜。母亲心疼我，催我早点睡吧，第二天还要干活。我听话的起身走进里间房躺下，很快一觉到天亮，熟睡中好似也从未做过五颜六色的梦。

对于接到去考高中的通知，也是喜忧参半，我期待上学，可是这家中怎么办？要知道我可是家中的好劳力，除了下地干活挣工分，赶集上店家中的一切置办可都是我的活。看着刚过四十岁已满头银发面容苍老的母亲，和刚满十三岁就背着大筐天天拾柴捞草的瘦弱妹妹，我怎忍心让母亲和妹妹再累上加累，还是放弃再上学的意愿吧。

很快高中入学考试结束，已正式开学了。这个消息似乎与我无关，如同既往，我继续好好干活，如此甚好。

当我放弃上高中的消息传出后，奶奶和二叔二婶，三叔三婶都来了。奶奶说：“去上学吧，家里有奶奶，有叔和婶呢”，三婶最直接：“我白给你烙了好几个月的煎饼，盼你有点出息，这怎么就不上学了呢！”。我没忘记，永远不会忘！那是我刚从沂水转学三中，母亲及全家还没搬回来时，是三婶每星期都给我烙煎饼的。二叔和二婶三叔也说了好多上学重要的话，大有我不点头答应上学不罢休的劲头。但是我知道未参加考试，何况早已经开学，我已不可能有学上了。上学问题会不了了之的。

记不清又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被二叔急勿匆的叫回家。原来是我们侯宅管理区的马廷金书记来了，马书记亲切的告诉我，电话中已和我父亲商议好，高中我必须去上。

马书记给我联系了学校，学校同意我去补考。我到了学校，在教务处补考，刘泽辉老师监考。这小考场心情并不紧张。政治语文没问题，数理化忘的差不多了。我答题先挑着自己熟悉的题目答，不会的也不再耽误时间，因此考试进行的非常顺利，很快交卷。𣎴久我便接到了高中入学通知。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再次踏进了第三中学的校门，成为高三级二班的一名高中生。

五十二年过去了，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没有马书记及全家人的力劝，就不可能有我的高中学习生涯。我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另一篇回忆。

我感谢马书记这位父母官，老人家八四年患脑出血在县医院我所在的科室治疗，很快康复。1997年因患前列腺肿瘤去世。老人家的恩德我记得！永远记得！我要感谢奶奶、父母亲，叔和婶，还有我的妹妹，没有亲人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