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话说好人

五哥放羊

话 说 好 人

文/ 刘 嘉 陵

“好”这个字是由“女”和“子”构成的，因而一提起“好人”，先就给我们一种温柔、和顺、贤良的感觉。《现代汉语词典》的“好人”辞条有三种解释：一，品行好的、先进的人；二，没病的人；三，老好人。我们通常说的“好人”主要还是指第一种人，因为判断好人的首要依据是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善恶观念。其次，老好人也应算在内，因为这类人毕竟不是“老坏人”。至于说一个没病的人是“好人”，那又属于医学范畴了，可以略去不论。

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大约都需要些好人，这和孔夫子“仁”的呼唤是一个道理。虽然以当代的目光，我们常要否定寄希望于君主德政及掌权人人格因素的古典主义政治理想，但无论社会进化到什么地步，也无论一种制度完美到何种程度，执掌或遵守这种制度的总还是一个个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而非指哪打哪的地对空导弹。人和制度的关系就像鸡和蛋，谁也理不清它们的主次，只能说是互为因果，作用与反作用。都是良种，才好良性循环。

即使一个再小的人类群体，只要是两个以上的人相处，就须讲讲交际规则，“好人意识”便应运而生。如果一个社会全由高质量的坏人组成，半个好人都没有，连大奸大恶的坏人自个儿都觉得没奔头。大家俱是高手，哪个再去吃亏？其实这只是假设，好人即使再少，也不可能一个没有。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某些不算最坏的坏人，打着自己的算盘做了件事，但客观上这件事成了顺应历史发展的关键一步，歪打正着的大善之举。在此情况下，你也得勉强把他算作半吊子好人。这没什么奇怪，“好人”的概念永远是相对的，它需要比较，并常常受时代潮流和统治者的好恶左右。

一个社会即使将全部坏人统统杀掉（这仍然是假设，坏人和好人一样前仆后继永远死不绝），剩下来的好人也还是难以构造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社会，因为好人群体里也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的。依本人之见，好人可分为大好人和小好人，彻头彻尾的好人和在坏人堆里显出来的好人。大好人做起好人不打折扣，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比方说我们的雷锋和《圣经》里的基督。还有一种大好人，比方说布鲁诺，林肯，约翰•布朗，圣女贞德，谭嗣同以及遇罗克诸君。他们是冒着被人家当作大坏人的危险去做大善事的，并且都献出了生命。因此，凡经得住历史验证的货真价实的大好人，十之八九都不会长寿。

比较而言，一个社会更多的是做起来相对容易些的小好人，我们平素喜欢说的还是好人多，指的正是这些人。他们不可能直接驱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一个希望向理想境界演运的社会需要这些人作为中坚力量。小好人里情况也千差万别，有的人一生平凡，做的尽是些针头线脑的小好事，但他这样做多半出于天性（可以把遗传基因和家风也估计进去），而不是被鞭子抽出来的。比方说，在一个和他毫无干系的大楼里，他从厕所出来，偶然发现一只水龙头在浪费自来水，于是这位出于天性的小好人顺手就把水龙头关上了，差不多是下意识使然，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因为他没有观众。这样的小好人姑且称之为“主动型或积极型好人”。

　　而另一种小好人，做好事和天性的关系不大，主要依据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和由此而来的趋利避害原则，很像英语的 have to do （不得不）。我做好事是为了广结善缘，日后也有个用场，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不做坏事也是因为惧怕那个后果，玩火当然是平生一大快事，但一“必自焚”起来，就麻烦了，还是偃旗息鼓的好，所谓“少个冤家少堵墙”。这样的小好人姑且称之为“被动型或消极型好人”。前一种小好人做好事靠直觉甚或冲动，后一种小好人做好事多凭理智，乃“三思而行”之结果。而且比较在意舞台效果。有位治学谨严的皤发老人曾坦率地自嘲：“人家做好人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好人，我做好人是因为胆儿小……”

大好人一生必定坎坷，伤痕累累，而且命定要为信念早早地退出人生舞台。世人若能尽快意识到他们的大善，不拿他们的血去浇馒头吃，就算不坏的报偿了。可敬的是，他们之所以为大善，原本就没预算过什么报偿不报偿，“他的伟大性就在于他勇于把自己耗尽。”（尼采语）小好人一生磨难则少一些，善有善报的事情也会碰到。这里面还取于你那好人做得彻底不彻底。如果彻底的话，麻烦必多。但话又说回来，真正一心向善的好人，在他们眼里，麻烦还算是麻烦么？麻烦意识只适用于凭着度、火候和临界点去做好人的这种人，通常所说的“老好人”便很典型。老好人古称“乡原（愿）”，《论语•阳货》讲：“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则把乡原释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老好人很符合“好”这个字的阴柔本义，适于同任何人亲密合作。孟子所说的“自以为是”恐难与今天的“固执己见”相比附，老好人也敢固执己见，还如何做他的老好人？本文的题目《话说好人》若依旧例自右向左念，即成了“人好说话”，这正是老好人的标配特征。“好人”这一能指也会魔幻出许多奇妙的所指，如不好意思直说一个人无能，便说：“某某嘛，人倒是个好人。”再如，一个人若说另一个人：“你在里面充什么好人？”那么破口大骂、饱以老拳已迫在眉睫了。

现而今，满世界尽是“好人一生平安”的红条条，如早年间车老板在马车上贴“车行万里路，人马保平安”，或旧历年节人们在房门上贴“福”字，用意都是一样的。“一生平安”才是语义的重心，“好人”不过是一种修辞格，类似于偶尔买条鱼放生、或跪拜关帝爷祈求财源茂盛的仪式类投资，核心终是“为我”。如果做坏人也不妨碍一生平安，谁还挂那鸟红条条？报载，某地一杀人强贼为百十来块钱也不惜大开杀戒，双手沾满了孤独老人们的鲜血。这厮后来也颇感罪孽深重，于是逢年过节便买来几沓黄表纸在十字路口烧掉，上书“无辜老人收”。嘻嘻，嘿嘿，这强人居然像清末民初那些杀人如麻的大军阀一样，也搞起了吃斋念佛、再塑金身这套。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立地成佛，至于放下屠刀嘛，还须从长计议。以蝇头小善去抵弥天大恶，可鄙可憎之至。

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做好人而怕做坏人遭天谴，这种有所畏惧终归是一大幸事，乃人类进化列车之减震器与安全阀也。

（选自刘嘉陵散文集《自由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