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回忆(更新中)

陈东远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知青岁月

潘文煌

　　知青，文革中诞生的一个特殊的名字。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它变成了“反修、防修”，改造一代青年的政治运动。自1968年起，全国近2000万知青大军，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从喧嚣的城市像潮水般地涌向兵团、农场、乡村，他们的青春热血洒在广褒无垠的中国大地上。这是一段难忘的蹉跎岁月，它承载着一代人的命运，有苦难，也有欢乐，有困惑，也有成长。

1968年至1978年，在漫长的10年间，我从青阳县直机关来到一个号称“北大荒”的童埠公社担任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之职（组长由公社党委书记兼任）全社180多名上海、铜陵、青阳知青的安置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担，几乎都落在我的肩上。

. .童埠，是个圩区，又是水运码头，延绵10多公里的大堤巍然耸立。堤外，青通河、七星河从西、北两个方向汇聚一起，滚滚河水流入长江；堤内，除了两处弯曲狭窄的河道，便是一片沼泽湿地。每年七月，洪水倾泄，江潮上涨，内陆洪涝，知青们都要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们住在工棚，吃在野外，不论是在炙热的骄阳下，还是在大雨滂沱的晚上，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躬着身子逆坡而上，一担一担地挑土护堤。上海女知青张龙妹担任广播员，放的都是革命歌曲、好人好事、土方进度……大喇叭日夜响个不停。这一幕“战天斗地”的图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童埠公社是全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单位。知青未下乡之前，就已建好新房，划好菜地，配置“三员”（政治教导员、生活辅导员和生产指导员）；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制度。当他们到达之后，公社组织欢迎队伍，敲锣打鼓，彩旗招展，由大队干部把他们接到新家。第一年，他们坚守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第二年，公社联系当地部队，用军车把上海知青送到铜陵横港码头，并事先集体买好船票，避免了回乡潮的涌堵。

那些年，我每天奔走在那茫茫荒野的小道上，冒烈日、顶风雪、淌洪水、踩烂泥，深入到每个插队小组，与广大知青建立深厚的情谊。这里，特别想起已故的50多岁的公社党委书记王家宾，每天都挎着一个黄包下队工作，尽管公务再忙，总是要前往插队小组探望，与知青们促膝交谈，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记得有年除夕下午，他与我去老山大队看望知青的年饭安排，老山渡口已经收工了，岸边只停靠了一只小舟，他竟拉着我跳上船头，冒险撑篙抵达了对岸。那天，我们跑了老山、方家、窑嘴、野坂四个插队小组，回到公社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二人忘却疲惫，仍兴致勃勃，饮酒畅谈，直至深夜。做好知青工作，仅靠个人力量，是独木难撑的，必须全党动手，群策群力，人人关心，真正做到“干部尽心、知青安心、家长放心”。我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大胆放手让他们不断锤炼成长。先后发展了13名中共党员，把上海女知青朱兆英、王高芬举荐到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职位，培养了6人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涌现了像李兴浩、张小妹、朱宪明、何柏亮、蒋广祥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勤奋学习，为广大知青树立了良好榜样。

老书记王家宾为了培养青年一代，高风亮节，主动让位，一时成为美谈。还有党委副书记喻小方、组委张庆年、武装部长甘心虎，为大胆使用知青干部，力排众议，谒力支持。

我们还引导知青把自己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创新。常州四队青阳知青陈东远创办科学种田夜校，带领社员培育了三系杂交水稻种子，开展了病虫害预测预防，推广了沼气照明。这些充分展现了一个知青的理想和抱负，受到县、地区、省三级表彰。

为了活跃知青文化生活，我们办起了公社知青图书馆，先后抽调了知青王京生、李义夫负责，并组织知青排练文娱节目，参加县、地区文艺调演。罗妮赫、毛生明的独唱、王京生的山东快书、周力的小提琴独奏，分别获得了一、二等奖。这些也引起了上海闸北区知青办的高度赞扬，在他们的关怀下，扶持我们办起了知青农机厂，除无偿调拨全套机械设备送达公社，并派来技术人员帮助安装和调试。因此，1974年全省在萧县郭庄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验交流大会上，我作为青阳代表发言。当时的军代表、省委书记宋佩璋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给全省树立了榜样，给安徽在全国扬了名。”（因为1973年6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登载了长篇调查报告《满腔热情育新人—安徽青阳县童埠公社党委关心教育上海插队知识青年成长》并配发评论《要像童埠公社那样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然后又在6月22日头版登载了长篇通讯《他们的青春更美丽》）。随后，有涡阳、蒙城、利辛、郎溪、贵池等县来童埠公社参观学习，更激励我们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工作的决心。

1978年末，我调入县知青办工作，告别了那片深情的土地。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不过大量的善后工作还要运行，一直到1981年才撤销机构并入了县劳动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逾越而立之年的我，如今已跨入耄耋之列，年华老去，青春不再。但那180多名知青的名字，我仍能清晰地一一记起，他们当年那稚嫩，青涩的面孔，还闪现在我的脑际。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54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时刻，从今天始，我将真实纪录知青的往事，独立成篇，分期撰文，以怀念那段我们一起走过的知青岁月。

　　 浦江饭店的跪地老人

1973年秋天，青阳县到上海闸北区接收第二批插队知青，当时，由省下放干部、县知青办主任王祚提（原系安师大艺术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文革后，曾任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带队。我们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浦江饭店。那里，面临黄浦江、苏州河，与外滩、上海大厦隔路相望，公交车、有轨电车川流不息，街市繁华，交通便捷。按照惯例，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一楼大厅里接待知青家长的咨询，他们关心的都是地理位置、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情况，唯恐自己的子女在乡下吃苦受累。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深夜才能散去。

有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突然跪在王主任的面前，不禁掩面放声大哭起来。顿时，大厅里安静下来，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老人有6个子女，五女这次下放青阳县插队落户，而三女前年下放江苏海门县三星镇，遭到当地大队干部逼婚，几次自杀未遂。所以要求将其迁转青阳与五女一起插队。当时，王主任面有难色地说：“老人家，不行呀，知青插队都有计划安排，不能突破指标。再说，又没有经费，我们也不能收啊！”接连几天，老人都是如期而至，老泪纵横地坐在那里。不知是被老人纠缠得没办法，还是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王主任把各公社接收人员召集一起，要求大家表态，自愿接收这个安置任务。可是，都面面相觑，一阵沉默，谁也不肯开口。这时，我想起老人悲伤和无奈的情景，不禁动了恻隐之情，便果断地答应：“我们接收吧！”随后，我给公社书记王家宾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详细地陈述情况，他深表同情，二话不说，当即同意接收。回想起来，老书记真是一位嫉恶向善之人啊！

就这样，这两位女知青，姐姐王蓉珍、妹妹王蓉英都顺利地安置在童埠公社常州三队。可是海门县三星镇那个大队，卡住王蓉珍的户口，不同意迁转安徽。于是，我们又通过县知青办公函，与海门县知青办联系，在5个月后，才将王蓉珍户口转来。后来，王蓉珍推荐上了安徽工学院（即现在的合肥工业大学）在中学任教。王蓉英进入一所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如今，她们都退休回到了上海，儿女们也都在上海工作，而那位白发皓首的老父亲早已作古。想来，他若地下有知，一定感到无比欣慰。而我每当回顾那年那晚老人的辛酸一跪，真是令人系之心田，唏嘘不已！

军工路码头的离别

九十年代末，百余年的长江客运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那张从上海十六铺出发的旧船票，也成为尘封的记忆。那时，铁路线少，火车稀缺，车厢拥挤，行驶又慢，廉价的船票就是普通百姓的首选。当时，长江上船运客轮，都是以“东方红”命名，停靠在沿江11个港口。庞然大物，乘风破浪，日夜兼程。有时，一觉醒来，便到达了目的地，倒也令人舒适、惬意。

1970年秋天，青阳县接收第一批上海知青，就是从十六铺乘坐东方红12号轮出发的。后因那里是个客运码头，又处于繁华的外滩，旅客流量大，交通拥挤，因此，在接收第二批上海知青时，就选定了远郊的军工路码头。军工路码头位于上海市区东部，跨杨浦、宝山两区，附近有平凉路、逸仙路，离吴淞口只有6公里。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货运码头。而此时，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道路挤得水泄不通。知青们的父母、亲属都来了，他们为即将远离的亲人送行。只见人群中携手、拥抱、挽肩……，都在反复地叮嘱：“要多写信来”“要吃饱穿暖”“晚上不要乱跑”……这些几乎说过无数遍的话语，是父母心中的唯一牵挂！当“东方红2号”轮鸣着汽笛、缓缓离岸的一刹那，船舷边的知青簇拥着一道人墙，有的跺脚，有的拍着栏杆，有的大声哭喊，而岸上的亲人们也不断挥舞着双臂，在抽泣、在呼唤。“仍怜故乡水，千里送行舟”，这一幕幕令人泪目的场景，展现了亲人的相思和离别的酸楚。多情自古伤离别。当年“爹娘送儿打东洋，满腔热血上战场”，那是舍家卫国悲壮的生死离别；朱自清笔下的《背影》，是一种父子悱恻、悲切无言的离别；李叔同的《送别》，是对友人失意后的期许和美好祝愿的离别。而今，十五、六岁懵懂的孩子，少小沉浸于城市繁华的快乐，承欢绕膝在父母身边的温馨，突然间，却要奔赴一个遥远偏辟陌生的地方，生活艰苦，自食其力，道路坎坷，前程未卜。本是心伤，岂能无痛？难免演译了这场摧肝裂胆的离情别绪。

我投身于10年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亲历了它的潮起潮落。对其利弊，不作置评。但我感悟，人生，无疑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虽然道傍风景如画，或许也有满目疮痍。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要怅然、伤感和遗憾。因为，痛苦往往是伴随幸福并存。也许这次的离别，将会是下一次美丽的邂逅。

一封加急电报的故事

文革期间，最时髦的工作方法，就是举办“学习班”，因为，毛泽东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于是，我们紧跟形势，“如法炮制”，在1973年秋天，将全社百来号知青集中在立新大队举办“学习班”，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分散在农家住宿。就在当天深夜，红星生产队社员罗秋富心急火燎地找到我，气愤地说：“学生在楼上打架了，吵得我一家没法睡觉。”我连忙赶到他家，只见七、八个人在嬉笑打闹，烟雾缭绕。我不禁大声训斥：“你们这样吵闹，影响别人休息，太不像话了。”这时，一个名叫孙禧清的大个子知青走到我面前说：“你算什么东西？”随后一掌推来，我不禁打了一个趔趄。当即，我默默告退，不再言语。晚上，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决计实施“惩罚计划”，来个“杀鸡吓猴”，征服这伙“乌合之众”。第二天，我找出孙禧清的家庭地址，一封加急电报飞向遥远的黄浦江畔：“请速来配合再教育”。在当时，这8个字的内涵，是足以使知青家长怵目惊心！

不出所料，没过几日，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孙禧清领着他的母亲来到公社。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人，身形矮小、体胖，只见她拄着根半截竹竿，气喘吁吁，神色疲惫，眉尖上流下的雨水，蚯蚓般无顾忌地爬进她的脖子内，两脚粘裹着一层黄褐色的烂泥，十分吃力地挪动着。天哪，我真不知道这远离方家插队小组三公里的泥泞土道，她是怎么一步一步挨过来的！她木讷地站在那里，用手摸索了半天，从湿得紧贴在一起的衣袋里抠出一张纸头。那是孙禧清的检查书，上面墨迹斑斑，已是模糊不清了。我正待发话，要安顿他们歇息。突然，她怒形于色，大声喝斥儿子跪下，说是要给我赔礼认错，并一把握住我的双手，不住地抖动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接着，便掩面抽泣起来……面对此状，我能说些什么呢？顿觉内心一阵酸楚，说不清是同情，还是忏悔？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那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那宛如繁星点点的知青部落，也已冰消雪融。作为当年知青“领袖”的我，每当划起记忆之桨，这段往事的愧疚和遗憾，是最先涌现的一朵浪花！

我想，在这人生的旅途上，与人之间以粗暴手段显示工作魄力，会把人间的温情扫荡殆尽，只有多一些和谐友善，情感互动，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夺目！

慰问团老杨

慰问团，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创造的一个特殊称谓。因为，此慰问团不是到边防哨所、营地文艺演出的慰问团，也不是党政机关领导到工厂、农村送温暖的慰问团，而是由动员城市下派那些被冠以“走资派”的“靠边站”干部组成的慰问团，美其名曰协助当地政府做好知青安置和教育工作。事实上让他们到农村改造思想，等待组织定论。

青阳慰问团由5至6人组成，定期一年，明确职责，分片包干，轮流替换。其主要成员有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局长、闸北区体育局局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财办副主任、区副食品公司总经理、北站派出所所长以及铜陵铜官山铜矿矿长等。他们虽身处逆境，但仍乐观豁达，毫无怨言，常年跋山涉水，乐此不疲。

在这批人群中，我最怀念的是闸北区副食品公司总经理杨重元。他是一位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50多岁，身形矮胖，戴了一副圆形深度近视眼镜，普通话夹杂着上海口音，轻言慢语，笑容可掬。在工作交往中，别人都叫他“杨总”，他总是摆着手说：“我现在没有职务了，就叫我老杨吧！”老杨没有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伴，而且自己又是“心脏搭桥”。在造反派常期的批斗下，几次被送往医院抢救。像他这样的处境，竟被“发配”到这千里之外奔波劳碌，真是太不近情理，未免有些残忍了。我曾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组织说明困难，要求照顾呢？”他沉默良久，轻声地说：“到下面工作，精神更愉快啊！”此话内涵，不言自明，心照不宣，我不再言语了。

1974年的冬天，青阳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大地积雪足足一尺多厚，童埠圩变成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一天清晨，我还没有起床，老杨就急匆匆地来到我家，约我与他一同下队。我犹疑地说：“雪太大了，路也难走……”。他看我面有难色，不禁笑着说：“我这老头子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大雪一时停不了，知青小组屋顶积雪太厚，我们要赶紧组织人力扒雪，否则，房屋就有倒塌的危险。”看样子，他决心已定，我没来得及吃早饭，就随即和他出门了。外面冰封雪裹，万籁寥寂。看来，我们是第一个踏雪者了。沿途艰辛，难以言表，我只能说，在这两面夹水的圩心里，已分不清哪是路径了，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窟里，只有沿着路旁的电线杆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这天，我们跑了七个插队小组，每到一地，老杨都指挥几名社员带上铁锹攀上屋顶，一块块坚硬的冰雪，从高处落地，发出轰然响声。知青们拉着板车，将一堆堆积雪运送村外。直到屋面露出瓦片，老杨才放心离开。在回程的路上，老杨打趣地说：“今晚我们自己犒劳一下，在杜老三饭店弄几只螃蟹，搞一个鱼头火锅，你看怎么样？”我连连点头，并补充一句：“再喝点小酒暖暖身子。”他不禁呵呵笑了起来：“我就没有那个福气喝酒了，你就独享其乐吧！”

那个年代，在童埠吃鱼虾、蟹鳖，就像吃小菜一样。每到秋天，“西北风一响，蟹脚发痒，”油黑发亮的蟹们纷纷在大河小沟里出没，甚至在稻田里、草垛边、大路上肆意爬行。即使寒冷的冬天，在沟渠岸边，看到扁扁的洞口，用小锹铲进去，也能捉到硕大的螃蟹。那时，餐桌上的螃蟹不是论个数，而是用盆装钵盛，大家聚在一起，少不了大快朵颐一番。因此，老杨经常说：“你们这儿哪里像‘北大荒’，简直就是个鱼米之乡”。

那天，回到公社已是深夜了，杜老三店门紧闭，我们就在供销社旅店里，请上海女知青服务员阚火姐张罗，把食堂剩下的饭菜加热，二人围炉细语，品味着这雪夜里的乐趣。

半年以后，上海电召老杨回城。直到次年春天，他才给我寄来一信，言短情长，感人至深。现全文抄录如下：

小潘：您好！

临行匆匆，未能前去告别，深表歉意。在青阳期间，承蒙您在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不胜感谢！回沪后，我结合到领导班子，现担任公司革委会主任。这是一个烂摊子，要下大气力整顿，看样子又要忙一阵子了。我们是老朋友，您有机会来上海，一定到我处一聚。顺告，老伴已于上月病逝，悲痛之情不可言表。

此致敬礼

......杨重元1975年3月20日

读罢此信，我不禁长叹一声：老杨啊，官复原职，疲于奔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动，也是一种幸福

那年，初春的一天，公社召开知识青年大会，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时，常州三队一位名叫杨奇的上海女知青飞快地跑进会场，只见她浑身湿透，脚裹烂泥，两手紧抱胸前，不时地打着寒噤。在场的公社管委会副主任陈治发铁青着面孔，大声地呵斥道：“怎么这时才来，开会又不是请客吃饭，你给我站住！”顿时，她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地立在那里。见此情景，我有意缓和这紧张的气氛，不禁大声对小杨说道：“这雨下得也太大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洗一洗，别感冒了！”小杨感激地向我看了一眼，便低着头跑了。事后，我才知道，妻子给她烧了一大盆洗澡水，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她换了，还熬了一碗糖姜水，让她趁热喝下去。为这事，陈副主任特地向公社书记王家宾“奏了一本”，说我在广庭大众之下不给他面子，以后在知青中还有什么威信？不用我多作解释，老书记严肃地批评他说：“你要面子，小杨就不要面子吗？在那么多人面前，你伤了她的自尊心，就是不对的。”此后，在很长的日子里，老陈一直对我心存芥蒂。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不经意的小事，早已消失在我记忆的屏幕里。然而，杨奇并没有忘记。八十年代初，她已是贵池县池口小学的一名教师。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她特地寻访到我蜗居的小城。一见面，她就动情地说，忘不了那年早春的一场暴风雨，当自己跑进会场已经迟到了，听到那个干部的批评、指责，不禁内心一阵痛楚，泪水夺眶而出。后来，又听到我那样温暖的话语，只觉全身涌起一股热流。这对当时一个逆境中困苦、艰辛的生命，给予了人格的尊严，真情的呵护，平添了生活的勇气。杨奇的一席话，让我感到汗颜。其实，当年我随口的一声招呼，妻子的举手之劳，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是人生的自然本色。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岁月里，我从未作过以上连锁的推想，更无希图别人感恩的奢望。因为，在这社会里，我们可以原谅别人的过失与冷漠，却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和道义。由此，善待生命，心怀真诚，施惠无念，被别人感动，也是一种幸福！

一句话记住一辈子

七十年代初，上海知青潘金妹由江西乐安县迁转青阳县童埠公社插队落户。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早逝，姐妹5人，仅靠母亲含辛茹苦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后来，大姐参加工作，她是排行老二，义不容辞地放下书本，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潘金妹被安置在常州大队第一生产队，那里又名粽子店，一条大堤横穿而过，外临青通河，内有千亩圩，是公社通向县城的南大门。当地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生产队长吴启才性格内向，不善言语，是一个忠实、憨厚的长者，对知识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但是，地好、人好，插队小组却是全社后进之列。

潘金妹的到来，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流。她文静、矜持、朴实、谦和，看不到一个大城市女孩的娇气和自负。也许是从小目睹父母的艰辛，体验生活的困苦，深知家人的期望，更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在劳动生产之余，几乎手不释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以致后来踏进了上海的高等学府。记得那年夏日的一个上午，她兴冲冲地来到公社，因报考大学录取后填写志愿，内心忐忑，举棋不定，向我求教。说实在话，这对当时一个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机会的知青，是一次人生命运的转机，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看她的样子，只想填报一个普通高校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学寥寥无几，在填报志愿一栏里，没有过多的选择，更无“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之说。所以，要想上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几乎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是，我却想，机遇稍纵即逝，可遇而不可求，只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挑战自我，就能达到目的。因为她志愿学医，于是，我果断地说：“就填报上海第二医学院（即今上海交大医学院）”当时，她面有难色，犹豫不决。我仍坚持己见，鼓励她大胆跨越，必能险胜。最后，捷报传来，如愿以偿。这一年，还有立新大队的上海知青沈思文、罗尼赫被安徽医学院、屯溪卫校录取，她们一直都在医学战线上努力工作，直至退休回到了上海。

潘金妹入学后，在实习期间，曾给我来了一信，说是在江苏启东县开展肝癌流行病情调查。因那里是我老伴的家乡，她感到特别亲切。由于她行踪不定，我也没有给她回复。以后，她大学毕业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博学位。在2002年12月，她突然从美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百字简言，深情厚意，跃然纸上，让我们全家感到无比兴奋。更意料不到，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她不辞辛劳，曾三次来池州探望我们一家。2004年春，她从上海乘火车，经历5个多小时至铜陵，又乘汽车辗转青阳县城。当夜下榻西峰山庄，老伴与其共宿一室，别后离情，深夜彻谈。2014年秋，她和两个妹妹、妹婿一行五人，开商务车经过6个多小时的奔波来到池州，又是一次重逢，大家分外喜悦。因九华山近在咫尺，我劝她上山一游，可她却再三推辞，执意要去当年下放的童埠公社。因为，在那里留下了她奋斗的足迹、汗水和青春，也在那里第一次体味了生活、懂得了人生。在皖南这片土地上，山美水美人也美。年轻的一代虽没有投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洞悉那共和国史册上，镌刻下知青厚重的一笔，聆听过那知青在乡间动人的轶事。因此，每当知青来到第二故乡了，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政府的热情接待。潘金妹故土情深，远涉重洋的“感恩之旅”，令人震撼，理应受到当地的礼遇。那天，池州市委副秘书长江文兵、青阳县委副书记杨晓兵、新河镇（与原童埠公社合并）党委书记韩林等领导专程陪同潘金妹重访童埠旧地。

时隔经年，别来无恙。当我们来到常州大队第一生产队，潘金妹立在村头，她游弋的月光在寻找什么？这已不是当年“猪鸡满村跑，污水遍地流”的旧貌了。知青屋已夷为平地，栽植了一片葱茏的树木；乡亲们的土屋、砖房消失了，一幢幢别墅洋房巍然矗立；那“雨天一片泥，晴日满天灰”的黄土不见了，铺盖上了光洁的水泥。但她还能清晰地认出，这里是哪家，那里是何处？一切似曾旧识，没有陌生之感。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只剩下看门守户的老人，都是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大家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痛惜老队长吴启才逝世多年，潘金妹内心感到无比的惆怅和遗憾。

2017年秋天，潘金妹得知我老伴身患重病，特地从上海来池州探望，并购买了当夜7点13分车票回程。那天晚上，风狂雨大，老伴执意送她去火车站。因限时停车，老伴只有坐在车上，打开车窗，一直看她走进了候车室。那是动情的一瞥，也是人生最后的永诀。晚上，睡在床上，又是凌晨时分，老伴迷糊地说：“雨下得这么大，金妹该到家了吧！”像是问我，又似喃喃自语。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感，令人为之动容。

罗刚“偷鸡”

那年冬天，我家丢了一只生蛋的老母鸡，妻子四处寻找，不见下落。有人举报是铜陵知青罗刚偷的，并已吃下肚了。我决定找他问个明白，好好教训一番。妻子说“不就是一只鸡嘛！小孩子也苦，算了。”我说：“不是找他赔钱，而是教育他以后不能再犯。”罗刚身材不高，长得壮实，江湖习气，喜欢打架斗殴。当他得知是偷了我家的鸡，便主动上门赔礼认错。他拿了3元钱放在桌上，嬉皮笑脸地说：“我不知道是你家的鸡，真是‘大水冲进龙王庙’了！一听这话，我不禁恼怒地说：“我家的鸡不能偷，难道别人家的鸡就能偷吗？”接着，我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大堆道理。他低着头，沉默不语，连连称是。最后，他央求我不要在知青大会上点名，否则，名声扫地，以后再无脸见人了。我说：“就给你一次机会，下回再不能犯事了。”临走时，我将3元钱塞进了他袋里。多年后，罗刚招工回城，有了一份稳定工作，购房买车，娶妻生子，一家生活幸福。90年代末，一个端午节的晚上，他突然打来电话，热情地约我去铜陵吃鱼。我就趣地说：“不来吃鱼了，要吃就来一只清炖老母鸡。”电话那端静默片刻，便传来一阵“呵呵呵”的笑声。

一个收听敌台的知青

1968年的冬天，离元旦只有5天了，童埠公社春风大队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铜陵下乡知青王贤扬被逮捕了，其罪名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是稀有物件，而王贤扬下乡却带来一个价值40余元的红星牌小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便在被窝里收听“美国之音”，事后又把内中言论当作新闻悄悄告诉同组知青。他以为大家亲密无间，不会外传，更不会检举揭发。孰知，就有这样一个知青，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坚定，以便达到尽快招工回城目的，便偷偷地向县人保组写了一封告密信。经过调查，认为证据确凿，王贤扬便被逮捕了。

也许是为了就地“消毒”，净化思想，1969年2月，王贤扬被带到春风大队进行现场批斗，并公开宣判有期徒刑3年，遣送白湖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秋天，王贤扬才被释放回铜陵。在来公社办户口迁移时，他告诉我，当时受好奇心的驱使收听了敌台，只是将有些内容告诉了同学，并没有四处散布，更没有仇视社会主义的言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能算是个错误罢了。由于他头上有顶“劳改犯”的帽子，四处求职碰壁，遭人白眼，只好自谋职业，打算开一家小饭店糊口度日。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听到王贤扬的消息，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心里时常在惦记着他。

一场荒诞的闹剧

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要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而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则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在极左思潮笼罩下，一些地方出现知青与当地农民婚恋，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妖风”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和惩办。

童埠公社公益大队上海知青谢红发和农民罗务本就是一例。

1974年夏日的一个深夜，公益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才子打电话到公社，说本队社员罗务本将上海女知青谢红发拐跑了。一个“拐”字，令人震惊。于是，我们连夜向县革委会值班室作了汇报。第二天，军代表、县委副书记赵麟纪、人保组长马立田召开了紧急会议，定性为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并向各公社发出寻人通报。

就在第三天晚上，罗、谢二人因饥饿难耐，在丁桥公社茗山大队一户乞讨食物，被当地地民兵发现，立即将罗务本五花大绑送往县城，羁押在看守所里，而谢红发由公社派人领回。

为查清案件真相，我与公社人保干事施庆贵负责“审讯”谢红发。下面是我回忆起当时的一段对话记录:

问:罗务本为什么要带你出走？

答：因队里风声大，我们有压力，出去放松一下。这不是他的责任，是我要走的。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问：这是一起破坏上山下乡行为，罗务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俩都是单身。《宪法》、《婚姻法》上那条规定我们不能相爱结婚。

问：你结婚了，将来就不能招工，也不能回城，不后悔吗？

答：不后悔。我愿意在农村蹲一辈子。

问：你父母知道吗？

答：婚姻自己作主，用不着父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会做工作。

……

谢红发的回答，让我们无言以对。事后，只得将记录材料如实上报。过了一个多月，罗务本释放回来了。据说是省知青办主任、军代表蒋旦萍路过池州，对此案件作了“教育处理，不作批捕”的指示。

后来，就在大批知青回城安置时，谢红发没有动摇，而是与罗务本结婚了，显示了他们两情相悦的真爱。4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已有30多岁了，早在上海落户就业，而他俩仍坚守农村，过起了田园生活。

如今，再回顾那段往事的经历，令人啼笑皆非，只是一场荒诞的闹剧罢了。

矿工张小妹

上海知青张小妹，是一个诚挚、热忱、倔强、能干的姑娘。七十年代中期，她所在的立新大队永红插队小组的知青，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医生，还有的返城就业，而她却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她是插队小组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按她的优越条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好的职业，可她义无反顾地又走向一个偏辟的山村——地方国营殷坑煤矿。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亏”。可她无怨无悔，愉快地踏上了这条人生的艰辛之路。

在那个年代一说起煤矿，令人“谈虎色变”。在大家的印象中，这是一件最脏、最苦、最危险的职业，一顶安全帽、一盏头顶灯、一套工作服、一双深胶靴，乘着升降机，在几百米乃至千米以下的矿井里作业，整个工作面笼罩着嘈杂声和高度污染。稍一不慎，就会发生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事故。特别在七十年代里，煤矿条件简陋、设备落后、管理不善，事故不断发生，这一切，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张小妹到了矿山后，经过一段严格的培训，便成为一名井下工。她告诉我，那些日子，在井下劳作，不见阳光，潮湿阴冷，煤尘飞扬，噪音刺耳，劳累不堪。但是，她吃苦不诉苦，任劳不怨言，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后来，由于她工作出色的表现，被组织上安排到矿山办公室工作。再后来，煤矿下马，她又成为铜陵市工商银行的一员。

在张小妹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良好的平台，是个人成功、成才的基础，但如果没有较为良好的发展环境，仍能坚强自己的斗志，拓展自己的能力，强大自己的内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下乡期间，我对张小妹没有给予应有的呵护和帮助，深深地感到歉疚和自责。而她却声称我是恩师，更是惴惴不安。她于2017年冬天，得悉我老伴身患重病，特地与铜陵知青蒋广祥、高先霞夫妇前来池州探望，让我们一家深受感动。如今，张小妹夫妇暂居香港，和女儿一家欢乐团聚，享受三代人的天伦之乐。我想，当她立在碧波万顷的香江岸边，穿行在喧嚣繁华的铜锣弯大街上，一定不会忘记那人生起步的山村煤矿。因为，品味了苦涩，方懂得甘甜的滋味，经受了磨练，才知道坚强的美丽。

知青才俊陈东远

陈东远，青阳县知青，于1975年3月下放九华公社老田大队。那里是一个近2000人的吴姓村庄，地处九华山北麓，朝夕相见“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美丽景色，是游人、香客的必经之道。村内飞檐高筑，白墙黑瓦，小桥流水，烟雨人家。唐·韦仲堪诗曰：“洪荒既已判，江山今以图，未有九华图，先有老田吴。”如此山灵水秀，景色宜人的风水宝地，令人称羡，心向往之。而陈东远突然于当年11月迁转童埠公社常州四队插队落户，用百姓口语，是从“米箩跳到糠箩”，大家都感到匪夷所思。

原来陈东远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小耳濡目染，不仅能识别大部分中草药的名称及用途，而且也深谙“望闻问切”之道。因此，在下放老田大队期间，偶遇护林员腿瘸、村姑颈部瘿瘤，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便给他们把脉搏、开药方、扎针灸，针对症结，辩证论治，竟奇迹的让他们痊愈了。“单方一味，气死名医”，再加上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求医者络绎不绝，而陈东远也随之声名大噪。却不料，此事却惊动了四乡八村，药店视为非法行医，扣压药方，并追查是何方“江湖郎中”所为；父母闻之大发雷霆，怒斥他不谙世事，如果真的把人治死了，不仅自己吃官司，还要殃及家人。为了躲避这场“祸端”，他在下放老田大队八个月后，即迁转至30公里外的童埠圩区。

常州四队地处公社周边，是一个混合插队小组，知青来自上海、铜陵、青阳，人员比较复杂。因陈东远是高中毕业，又年长两岁，故担任了插队小组长。他为人善良、敦厚、热情、谦和，因而，和其他知青水乳交融，情同手足。每天晨曦未露，生产队长哨声一响，他就催促大家起床，投入田间生产劳动，晚上还要组织大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此下去，他已不习惯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他决心把自己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推动落后农业生产的创新。当时，大队党支书方金根、生产队长萧玉桃，都是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文盲，而且思想保守，只知埋头生产，不懂科学技术，更难接受新鲜事物。陈东远大胆向公社提出，以常州大队为基地，建立一所农科站，带头农业实验，实行科学种田。于是，公社划出20亩田地，抽调13名劳力，在他的带领下，淘汰了水稻低产品种，引进了适合圩区的高产、优质、抗倒伏的“安庆2号”；相继开展了水稻三系杂交试验；实行病虫预测预报，有效地杜绝了稻苞虫、三化螟的发生。当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公斤，提高到五百公斤左右。由此，农民对他刮目相看，都称他是“农业土专家”。70年代初，国家电力不足，农村经常停电，给生活带来很大不便。陈东远通过查资料、做实验，搞起了沼气发电，竟在插队小组的窗前，挖起了3米多深的土坑，利用桔杆、垃圾、人畜粪密封发酵，只花了20多元，就地取材，接通了沼气，蓝色的火焰熠熠生辉，不仅解决了一日三餐的用火，而且可以夜晚照明。这下又引起一阵轰动，县革委会主任吴栋平亲临察看，并批示“可以支持全县推广”；县知青办召开现场会；地区知青办组织人员实地参观学习。因此，陈东远的事迹广为传播，先后受到县、地区、省三级的表彰。

陈东远是一位有理想、抱负的知青，他的执着精神，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如果说，他学习中医，一定是个医者仁心、医术精湛的“杏林妙手”；如果说，他学习农业，一定是个扎根基层、服务农民、勇于创新的“农艺专家”。可是，在他1977年上大学时，却报考了物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在一所机械学校教书，后担任校领导职务。可在此时，他又重拾儿时的梦想，迷恋于书画艺术，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靓丽精彩的一笔，以致他现在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知名的书画家、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人因梦想而追求，因学习而进取，因行动而成功。陈东远既出身于中医世家，又是书香门第。自幼酷爱书画，喜临摹、勤书写、习古诗。九岁授业于擅长丹青的海仁法师，打下了绘画的扎实基础，更兼长期深入生活，造访名山大川，潜心习作，刻苦钻研，并以“程门立雪”的精神，虚心向名师求教，以致艺坛突起，头角峥嵘，声名远播。近年来，他曾先后在香港、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地，举办过个人书画展，进行专场艺术讲座，并多次获得大奖。

我不谙书画之道，也写不好中国的方块汉字，但我在休闲之余，总爱倘徉在陈东远书画的海洋里，他的山水画，空灵通透，虚实相生，唯美大气；他的花鸟画，温婉秀美，潇洒俊逸，栩栩如生；他的人物画，沉静内敛，清丽秀逸，形态逼真……其书法挺劲有力，清朗有神，用墨时轻时重，粗细组合，粗时不蠢，细处不弱，刚健似“柳骨”，有一种团结不散的凝聚力。没有深厚的功力，没有高雅的情怀，难以臻于此境。我只能说，那画、那字，是一道道远山的美丽风景，是一幅幅永远品味不尽的人生长卷，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如诗如歌，浑然天成，不禁令人神怡骋怀。

陈东远称我是他的恩师，并冠以溢美之词，褒奖之语，我只能感到汗颜，惴惴不安。我们是同志，也是广阔天地里的战友！如今，他定居深圳，偶而回乡省亲。去年深秋，他约我去九华后山，在他的公寓里宿了一夜。我们回顾那远去的知青岁月，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他知识渊博，谈吐不凡，言之凿凿，鞭辟入里，令人深受教益。那夜直至凌晨，二人仍兴致勃勃，交谈甚欢，毫无倦意。

我在想，人不可以年龄、资历论高下，只能是知识为贵，能者为师。东远，知青才俊，卓尔不群！

黄赛春之死

1978年秋天，我结束了10年的基层知青工作生涯，由青阳县童埠公社调入县知青办工作。上班没几天，大约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个身高体胖、50开外的妇女坐在办公室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见我走近，就立马起身抓住我的双手，大声地哭喊着：“我的女儿已失踪3个月了，肯定被人谋害了，你们要为我作主呀！”随着哭喊声越来越大，一时间引来许多人的围观。

原来她的女儿名叫黄赛春，1975年于九华中学初中毕业后，即下放至庙前公社一新大队，现已有3个多月没见人影了，家人四处寻找，一直没有下落。因此，她不得不到县知青办报案。县委书记胡社友高度重视，在第二天就作了批示，要求在全县张贴寻人启事，并由知青办、纪委、公安局三家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当即决定，由我与纪委王占义、公安局王良知三人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

一新大队坐落九华山西麓，离青阳县城约30余公里。当时交通不便，我们乘班车至公社所在地庙前，再步行12公里到达大队。接待我们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叶树生，这是一个将近60岁的老者，面目慈祥、言语不多。为寻找失踪的黄赛春，他已竭尽全力：组织民兵在附近山林地毯式的搜寻；在水库、池塘放水排查，但都是一无所获。

从他口中，我们得知黄赛春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一米六几的高挑个子，性格活泼大方。她独居村头知青屋，平时接触最多的是两个大队干部和一个木匠，有时在一起玩到深更半夜。我们走访了附近的十几户社员，有的守口如瓶，推托不知；有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有的直指大队某些干部，要我们追查责任，绳之以法。

经过10多天的深入调查，我们分析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破坏上山下乡案件，黄赛春在受到人身侵害后，有被害或自杀的可能。于是，我们多次找上述重点对象谈话，深究他们与黄赛春的关系和牵连。鉴于他们拒不承认，又无确凿证据，最终不能定案。

次年春天，在九华山福星庵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一具白骨化的女尸，肉体风化，仅存毛发、骷髅。经死者家人辨认衣物和随身物品，确认为黄赛春无疑。经法医根据树上悬挂绳索，认定是自缢身亡。至于死因，交由县公安局侦办，因当时缺乏科技手段，无法深入验证，只能成为一桩无头悬案。如果在今天，科技发达、法制健全，一定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花季少女，离奇失踪，死于非命，冤情沉海。是何死因？凶手是谁？至今仍是迷雾。面对她的亲人，我们无法交待，无颜以对，深感愧疚。

编者按:

1.

九华北麓遍松林，

话到知青感慨深。

痛史至今余血泪，

一回追忆一伤心。

2.

此中只是少女郎，

野塚垒垒草木荒。

想象冤魂飘荡久，

至今犹未返家乡。

又见扎根树

扎根树，不是一种树名的称谓，而是在那蹉跎的岁月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为了表达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在插队小组房前屋后栽植下的树木。当时，这是一件很时髦的壮举。有诗赞曰：“一棵树儿一颗心，心心连着新农村，胸怀世界把根扎，广阔天地献青春。”

一瞬间，50多年过去了，那风靡一时的扎根树，有的风催雨打，早已夭折，有的已经砍伐，化为柴薪，有的却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去年冬日的一个正午，天色阴沉，寒风飒飒，我伫立在皖南青阳县童埠公社陀龙村（原名公益大队）的一幢知青屋前，只见大门上悬挂着一把老式铜锁，门下沾满了一层绿色的苔痕，那让风雨剥蚀的粉墙上，虽然斑驳陆离，但依稀看到当年书写的豪言壮语。一切景象依旧，只是门前的那棵扎根树已高耸云天，枯叶飘零，枝头裸露，显现了天地间的荒漠与寥寂。

我在屋边小路上徘徊良久，睹物思情，脑海里翻腾起往日的苦涩记忆。那年春天，公社布置知青栽植扎根树，节气已过“惊蛰”，可公益大队红旗插队小组门前还是一片空白。听大队干部反映，他们那里五名女知青都不愿在农村扎根，说是把树栽下，人就走不掉了。于是，我只得赶往那里去做一番“游说”。刚跨进门槛，她们就知道我的来意，几个姑娘像枝头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嚷开了。总之，一句话：“一天下来，三毛钱一个工，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扎什么根？”大家越说越激动，眼神里闪现着忧郁和悲愤。我知道，当时是她们最困难的一年，国家生活补贴已经结束，依靠自食其力又不可能，平时只能从生产队分得口粮，吃社员们送来的小菜，还要家里寄来钱物。面对如此场景，我能说些什么呢?即使有“唇枪舌战”的本领，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啊！于是,我把组长韩阿娣叫在一旁，苦口婆心地做了一番思想劝说，最后，几乎央求她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啊，你就带个头吧!”小韩沉思片刻，低着头轻声说：“我去栽吧!”说来也怪，小韩独自扛着锄头出门，其他四个姑娘也尾随而去。她们在大队部领来一棵杨槐树苗在门前选择了一个空阔的平地，大家默默地挖宕、浇水。一会儿，树苗就挺拔地立在那里。如今，我来到这里，又想起那年在这儿动员栽植扎根树的情景。可眼前的扎根树成材了，知青屋空荡了，当年她们栽植下的树木，是青春年华的标记，而不是走出黄土地的绝望啊！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这知青屋前的扎根树，人们也许对它已经淡忘了。不过我想，它是历史见证的雕塑，知青集体的群像，一本厚厚的史书，会永远向后人诉说那个荒诞年代的故事。

最后一个知青

隆冬季节的一个清晨，曙光初露，寒风凛冽。突然，有人推开我家半掩的院门。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拎着一只塑料袋，健步向内走来。待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久未谋面的赵恩语先生。他还未及坐定，便从袋里掏出一本新书递到我的面前，装帧古朴的封面上几大行字赫然入目：“《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华夏文明溯源要论）、赵恩语著、新华出版社。”我不禁紧握他的双手，表示衷心地祝贺。而此刻，他却默默无语，眼眶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是啊，赵恩语，在这人生的风雨路上，一个经历了知青、农民、学者的角色转变，不甘寂寞与清苦的踽踽独行，始终如一地对理想的追求和坚守，赢得了今天可喜的学术成果，其间渗透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时光追溯到1969年的春天，当时我在青阳县知青办工作，就听说九华公社桥庵大队（现九华山风景区桥庵村）来了个名叫赵恩语的老知青。别人下放只有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少，而他那年却已33岁，早就跨越“而立之年”了。由于他不愿回原籍太湖落户，竟选定了九华山这块风水宝地。后来，我才知道，他肄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因父亲死难，家道衰落，只好被迫中途弃学。

在那个年代，社会动乱，人心困惑，又兼农村知青掀起一阵“回城风”，插队小组几乎成了空巢。但赵恩语毫不心动，却把那“山青泉水秀，茶碧竹林幽”的山东村，当作发愤读书的好场所。他整日捧着线装书本，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沉缅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他这种怪异的举动，不免引起人们的猜疑。有人说：“他想当和尚，正在研究佛经呢！”也有人说：“他想当作家，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呢！”还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读书入迷了！”其实，他出身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原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精历法，尤于上古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因受到家风的熏陶，他自幼酷爱史学，特别是对人类的本源和中国历史的断代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决心在这“超然脱俗的隐士生活”中，一心研究史前文化，追溯华夏文明起源的真相，完成相关研究课题。就这样，直到农村其他知青都走光了，当地政府曾多次动员他招工回城，但都被他一口回绝了。正如他在一首诗中道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一声令下如山倾，亿万生灵皆沸腾。阙下无人能素食，天涯有穴取闲人。似怜泽大驱鱼戏，或怪林空聚鸟鸣。遣罢英雄归四海，共沾雨露乐躬耕。”尽管这样，当时在有些人眼里，还是把他当成了“迂夫子”。于是，他栖身九华山中读史、研史、写史，瞬息年已七秩，至今仍未成家，只孑身一人独居在当年那两间土墙泥窗的知青屋里。

在漫长的岁月里，赵恩语以耕种维持生计。白天下峡谷、攀岩壁，忙于农田、茶山的劳作，身心已疲惫不堪，但夜晚仍坚持读书、写作，经常要熬到通宵达旦。山村的夏夜，倒也是个清凉世界，可是那黑色大麻蚊飞得嗡嗡叫，连蚊烟也不能驱散它们的侵袭，咬得人遍体都是血包。以致他只得一手执笔，一手拍打着蚊虫，艰难地坚持写作。隆冬腊月，大雪封山，室内尤如扎肌砭骨般的寒冷，小火桶也无法御寒，他就坐在被窝里架起木板，书写那些深奥莫测的论文。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博览群书达2000多册，并且作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了验证书本上的天文知识，他经常在野外观察星空的变化。每遇天气寒冷，就裹着棉被打着电筒，记下一个个数据。几十年来，他节衣缩食，省出钱来购书籍、订报刊，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清贫生活。他的卧室里，除了一床一桌一凳，就是十几箱的书籍和资料了。然而，为了搜集历史资料，即使花再多的钱也心甘情愿。他先后自费跑遍了芜湖、安庆、合肥、上海、北京等地的图书馆，住的是地下室、澡堂子，吃的是大饼、馒头。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起床，总是第一个走进图书馆。在这期间，他碰到了不少好心人的关怀和支持，使他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那年在安庆图书馆，当时的管理员石纯男（即作家石楠）被他治学的精神感动了，专门为他提供了一张方桌和一条凳子，还不时地给他送上茶水。还有已故的原安师大校长张海鹏对他关怀备至，亲自拿着他开具的条目，为他跑图书馆查阅资料文献。

赵恩语颇具史识、史才、史胆，充分表现了他无所羁绊的学人风范。他认为，一本《中国科技史》，却源自外国人李约瑟之手，这样下去，当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也许不是赶上了时代，而是研究自己列祖列宗也要进口资料，这口苦水，能咽得下去吗？因此，他用了30多年时间，终于完成相关研究课题，撰写了30多篇学术研究文章，出版了30万字论文集。其中《中康日食的论证》、《清明寒食考》、《从易学的产生看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华夏文化产生的年代下限》、《中国文字之孳乳》、《夏初年代的勘定》、《华夏何时开始使用金属》、《中国国名考》，大胆地推翻了历史上某些错误定论，敢于对某种程度上已“迷信”化了的“权威”和“真理”发出自己的质疑和挑战。由于文章考证翔实，论理透彻，均先后发表在《团结报》、《安徽史学》报刊上，有的还被收入中国社科院编纂的《中国史研究年鉴》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杂志文摘》中，为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等攻关课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为了展示他这幅萧索简远的另类人生图景，芜湖《大江晚报》记者谈正衡数次来到九华山中，采写了他多篇感人事迹的报道，先后被南京和北京的10多家报刊杂志转载，“黄河电视台”对他作了人物专访，“芜湖电视台”也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山人赵恩语》，还在美国的斯科拉卫星电视网播出，一时引起人们的关注。

赵恩语这个昔日的老知青，所经历的跌宕人生和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今人难以企及。如今，他依然滞留于那个偏僻的小山村，继续苦心投入一份谁也不大热衷的工作。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到处都浮躁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比比皆是学人的短视与学术的功利，而对他这种不图回报的痴迷追求，人们既感到钦佩，又难以理解，而赵恩语对此没有一点怨尤和后悔，他坚定执著地说：“人不应满足于生在光辉的时代，而应使自己所处的时代增添光辉。只有发前人之所未发，始有功于前人；虑后人之将虑，方有益于来者。”这种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和思想境界，是我们时代的闪光点，也显现出一个普通百姓的精彩人生！

知青岁月老照片

彩色照片装点着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在那些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中，我们用海鸥相机、柯达胶卷冲洗出来的黑白老照片蕴藏、沉淀着的故事，是彩色照片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今天看来，50年间的这些黑白世界的老照片，依然不乏多彩的人生，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它把远去的芳华，那怕是一人、一物、一景，永远定格在人生的相册里。让我们用复制的历史记忆，怀念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这是文革中知青的样榜形象。笑逐颜开，肩扛锄头，身背草帽，肩搭毛巾，到田间地头去！

1972年夏天，青阳县童埠公社立新大队永红插队小组知青在村头的留影（中间：张小妹；右一：张凤仙；右二：任丽芳；左一陈国庆；左二：夏鸿妹）

　　

公社举办为时两天的知青“学习班”，展现知青领头人的风貌。

1972年11月，笔者（二排左三）与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插队组长、知青家长代表合影于立新大队乌龙塘畔。

　　

炎炎烈日，蹲在闷热的棉田里，虚心向农民求教。

青阳县童埠公社春风大队上海知青毛生明（左一，已故）、贵池县知青周鑫（后立者）在棉田向第二生产队长王茂才学习棉花整枝、打杈技术

第一次来上海，既陌生又兴奋，请路人拍照，留下永恒的记忆。

1971年笔者与青阳县接收知青人员（左一知青办徐正明，右一城东公社知青干部方正文）在上海外白渡桥留影，背景是上海大厦

身着青年装，紧系衣领扣，口袋插水笔，这就是那个年代我们的形象。

1972年笔者（右）与青阳县九华公社知青干部吴鹤延在上海接收知青时留影

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心扑在知青工作上。

1973年，青阳县童埠公社部分干部在召开知青大会后合影。（左一为公社人武部长甘心虎、左二为笔者；右一为公社组委张庆年、右二为公社党委书记王家宾、中间为县知青办干部）

昔日轰轰烈烈的“知青办”已成为过眼烟云。

1978年秋天，青阳县知青办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四为笔者

　　

这是遗留下的老山大队知青屋，如今已是空荡破败，人去房空，只能供人们怀旧了。

知青屋墙上残存的宣传画，令人回味深长。

1990年9月，笔者与原上海知青慰问团闸北区财办副主任徐仲乐（右一）、原副食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杨重元（左一）在青阳县委招待所院内合影

1993年，笔者与下放童埠公社上海知青在青阳县城合影前排左起张国兴、潘志峰、笔者、孙祯国、周力，后排左起杨乾麟（已故）、陈海昌

2002年12月，上海知青潘金妹从美国邮寄的新年贺卡。

2004年，潘金妹来青阳县城，与笔者全家在西峰山庄欢乐团聚。

2012年笔者夫妇（左起二、三）与潘金妹（左一）及其姐姐、姐夫在上海合影

2014年，潘金妹重访第二故乡——童埠公社常州大队

2017年潘金妹（左一）与笔者夫妇在池州市欢聚。

2014年，上海知青孙恒南、朱宪明、胡鹤安、朱守铜来池州，与笔者夫妇在平天湖风景区合影

2016年笔者（右一）与老山大队上海知青孙恒南在上海合影

　　

2016年，笔者与老伴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病房和上海知青李子联留影

2017年，老伴在上海武警医院与上海知青原童埠公社党委书记朱兆英（左）、副书记王高芬留影

上海知青，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书记朱兆英近期照片。

上海下放知青，原青阳县童埠公社副书记王高芬在上海家门前的近照。

2017年12月，立新大队上海知青张小妹（左一）和常州大队铜陵知青蒋广祥、高先霞夫妇来池州留影

2014年，上海知青孙恒南、朱宪明、胡鹤安、朱守铜来池州，与笔者夫妇在平天湖风景区合影。

2017年潘金妹（左一）与笔者夫妇在池州市欢聚。

2014年，潘金妹重访第二故乡——童埠公社常州大队

2014年，潘金妹重访第二故乡——童埠公社常州大队

2017年12月，立新大队上海知青张小妹（左二）和常州大队铜陵知青蒋广祥、高先霞夫妇来池州留影。

2019年在上海静安区，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聚会时的合影。后排右1是原童埠公社常州大队四队下放知青小孙。

(编者按)

1971年11月28日，和1972年11月上海上山下乡知青在上文作者的接待中下放到安徽青阳县童埠人民公社，他们把青春年华、智慧财富都无私奉献给了这片热土。回顾那段历史，虽然他们历经坎坷，然而在那样的年代，所结下的情谊却是十分地珍贵！ 2021年11月28日，是这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这一天他们自发组织，回到老地方童埠重聚，追忆青春年少时激情燃烧的岁月。

知青，是时代的称呼。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青年人，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共和国的大梁。当祖国一声号令，全国近二千万城市青年走出学校大门奔向了祖国的边疆，农村。这段岁月就叫知青岁月，这户人家就叫:“集体户”。他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的日子，也亲眼见过中国农村贫困。然而在困境中完成一次蜕变，实现精神上的升华，这对每个知青来说是一个考验。

知青在客观上也带去了城市的文明，带去了文化，产生很多意想不的文化成果。 岁月不仅把沧桑刻在人的脸上，更是刻在人的心里，走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也走过“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年华，不经意间，就走到了世事不惑，知天命的人生秋天。

火红的年代，时时都有英雄，事事都有楷模，精神追求是时代的主旋律。一个人的成长锻练是有多种因素，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刚插队时迷茫和后来的转变。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的过程。

“上山下乡”运动就像一场巨大风暴，不论你是有准备积极志願参加，还是被动，消极参加，都加入了这个洪流。也感概乡亲们的宽厚，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他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生活，很难了解农民的生活现实，这对他们来说一生影响都是巨大的。

下乡对他们来说，有失也有得，在学文化的初期，他们渴望知识的时候，且没有得到，把很多有志士，有报负的青年人埋没。但也有很多好处，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

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农民身份的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末及的巨大蜕变。一个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势必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的磨砺，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

那时的他们，身上还明显的保留着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气息，满怀理想，青春勃发。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荣誉感，有着到“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抱负。也有生于五十年代特有的坚韧，吃苦耐劳的特质。

在历史的长河中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可在他们人生中又能有几个五十年，在这纪念上海知青下乡的同时，他们一同返回插队的地方，看望了众乡亲，他们都惊讶的发现，他们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子，说上一段知青的故事。多么难能可贵的付出，多么深情厚意的重聚。他们无悔当年那段艰难的历程。他们根已深深扎在那片土地，他们和老乡的情感以建立牢不破，这份知青情是永远割不断的缘源。

秋风迎旧客，别后五十年。水远情尚在，相逢人更亲。

　　

青阳童埠原上海知青(部分)游浙江时的合影

童埠公社上海知青孙祯国近照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闻琴芳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广播员，上海知青张龙妹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朱耀琴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孙禧清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潘祥珍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李汉文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滕爱欣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王中南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汪丽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朱宪明近期照片。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公益大队上海知青(部分)近期合影。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常州大队上海知青(部分)近期合影。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立新大队上海知青(部分)近期合影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老山大队上海知青(部分)近期合影。

原青阳县童埠公社上海知青(部分)在浙江临安太子瀑的合影。

青阳县童埠公社常州大队四队三上海知青

　　安徽青阳县童埠人民公社美丽的景色，为童埠上海知青留下美好瞬间。这些虽青春已逝却风采依然的上海知青，以蓝天白云，如茵碧草，山洞树木，奇石门楼为背景，留下来这一幅幅靓丽照片。

　　尤其是那些装扮入时，花枝招展的女知青们，更是对拍照情有独钟。不同色彩的艳丽服装，不同姿态的娇媚笑靥，仿佛使她们的心变得年轻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下放童埠的少女时代。这种情形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不由得让人感叹道：“年轻真好。这才是，‘昔日美女入梦来，今朝姐妹老来俏。’”

　青阳县童埠公社知青大部分已经走进夕阳，但老的是他们的容颜，不朽的是他们拥有的那颗年轻的心。

　　望着青阳童埠公社知青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由得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祝愿，祝愿潘文煌恩师和他精心培育的童埠知青们永远年轻。像黄山松那样朝气蓬勃，傲然地挺立在天地之间。(编者按)

注:童埠公社前后接收186名下放知青，其中上海有120多名。下面是当年上海市《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刊登童埠公社先进工作，要求全国向青阳县童埠公社学习。青阳县童埠公社也获得全国知青五个先进集体工作单位之一。

青阳童埠公社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有知青办主任潘文煌的努力，有公社党委和各级基层组织的支持，有全体知青的奋斗，也有上海市知青办有意竖起来的典型。上海市知青办每年都给童埠公社资金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