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隐士

隐者

　　杨绛称自己“万人如海一身藏”，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她隐居的地方。北京三里河国务院宿舍区，是她居住了37年之所。屋里四壁朴素，藏书中最多的是字典，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写的密密麻麻，是他们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她不接受任何演讲和采访。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杨绛先生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2013年，百岁老人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她的女儿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她与清华大学签订协议，将钱钟书和她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72万多元，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好读书的清寒学子完成学业。

她静悄悄的隐身，又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特别清醒。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生活艰难。一部分人做了汉奸，一部分坚持抗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靠创作喜剧剧本，用笑声表示在漫漫长夜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乐观精神。

文革期间杨绛一家遭受了巨大折磨，然而她1981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指责没有控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言”。

《堂吉诃德》是杨绛先生的心血译作，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该书出版为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她从容接受，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杨绛先生的坚强令人肃然起敬。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1997年3月4日，她唯一的女儿钱瑗去世，为了到医院看望钱钟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一年后，钱钟书去了。对于一个年近90高龄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

她争分夺秒地工作，忘记最深的痛苦。她一头扎进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句句死盯着原文翻译，2000年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她完成了整理钱钟书遗作的工作。她写《我们仨》，在温润细腻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先生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出版，多少读者为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先生曾感叹一家人的失散，我们何尝不为先生感叹：她的小说、散文、剧作、译著……这么平实灵动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温婉的女子在娓娓讲述，比当下流行的各种文笔更打动人心。每次读她的作品，都能看到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感受到她温厚的品性和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