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访问记：您心中啊⋯‬⋯‬》

李兰颂

《丁玲访问记》，是家父李又然一生给我的最后两封信中专门为我出的作文题目，而我终于将这篇访问记脱稿并发表的时候，家父已经谢世，这篇所谓的“丁玲访问记”，题为：《您心中啊⋯⋯》，另外，还有一个副标题为：“——丁玲印象”。《三访陈企霞》是我先以《走在故乡的路上》为题将实际上的“陈企霞访问记”发表以后，家父看过剪报，则命令我修改甚至在发表文章的报纸上更正，老人家写信说，此文章最好叫“访问陈企霞叔叔”⋯⋯他是否认为我过于绕弯或者文不对题呢。我的父亲和我，之所以非常重视这两篇访问记的写作和发表，是因为丁玲和陈企霞两个人几乎关涉到了我们家所有人的命运⋯⋯这，既是一种非亲非故、甩也甩不掉的关系，又是一种非党非派、逃也逃不脱的关系。可是我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我在娘胎里，父亲即被诬陷羁押；直到刚刚出生，父亲仍在蒙冤受过；更大的苦难和惨痛在后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和右派分子时，李又然、艾青也同时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帮凶和右派分子。他们的一切随之就伴随着我的一生了。 想过许多题目，要将这两篇不同时间写的文章完全融合在一起，原因之一是：“丁、陈”被连叫了好几十年。思来想去，仍用原题，在于保持初次直接接触回来彻夜的激动不已，而我在终于有了登门拜访他们的机会，他们各自究竟跟我说了些什么？ 《丁玲访问记：您心中啊⋯‬⋯‬》 “《丁玲访问记》赶快写一写！《战争与和平》立即读一读！写了、读了之后都一定告诉我一声！”——李又然 这件事已经完全消逝了。它也绝不会再轻易重现。有几个人的名字被长期排列在一起，连他们的子女、甚至子女的子女，也都等同分享由这种命运所决定的荣辱毁誉。一位我既很陌生又极崇敬的阿姨，曾经被“帮之流”诬陷为“大叛徒”。我去信问父亲。老人显然愤懑到了极点，在回复的信封上公开写到：“丁玲是革命的，是好人！”接着，是我和父亲分别十三年后在北京重逢的日子，来看父亲的人很多，都问到丁玲，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有一天晚上，我陪父亲在画家彦涵的后海家里作客时听说，香港一家报纸抢先发布冯雪峰、丁玲、江丰、彦涵等四人改正的报道、肖像插图，彦涵评论：“把丁玲同志画得像一个五四时期的女学生⋯⋯”他又说：“也不知道她目前在哪儿？是长治、是京郊、还是黑龙江？”后来，我在哈尔滨果真盼来并拜望了几位有大成就的作家和诗人，都是父亲在延安时期一起住过窑洞的战友。最早有萧军、艾青，后来有塞克、舒群，却没有丁玲。丁玲是在1981年77岁时才重访阔别多年的北大荒的，途经我们这里来去匆匆，没有给更多人见面的机会。但是，至此，我却平生第一次得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在报纸期刊图书上和广播电视里，听她的消息，看她的录像，读她的著作，受她的影响⋯⋯我期待啊，期待有一天、早一天亲眼见到她！1982年，农历正月初十上午，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买元宵的人随处可见，朔风呼啸，偶尔，还伴着几声爆竹的脆响，吹入了我的耳畔。我在木樨地一座高层楼厦，乘电梯在九层的一隅单元叩开门，被一位叔叔迎进客厅，我猜他是陈明。很快，丁玲阿姨由内室里带着笑声轻缓地走来。我们会面了！握手了！刹那间，我心里，蓄满了她通过双手传达给我的温情⋯⋯“我现在是满腹文章，只是感到时间不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落座后这样说。她的语调平稳、自然，普通话略带湘音，她说：“你爸爸，我几次想去看过，很多老同志都早该去看看，可是我每天都在抓紧时间，也可以说是抢时间写作。为着千千万万的烈士，为着我们的幸福的后代，为着我们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有责任、有义务奋起我最后的余力。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昏昏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我惭愧自己平日怠惰而今天又冒昧来打扰她；她安详自若、从容愉快的神情又宽慰着我，使我倍加珍惜这次会见，集中心力倾听她坦率诚恳、娓娓道来的话语，并想以此作为我最珍贵的回忆⋯⋯我没想到，她这样问：“你结婚时怎么办？大办、小办？不办？”她又似乎在答：“爱情既不是低级的享受，也不是高级的罗网。新时代的青年，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是会懂得怎么认真地、正确地处理个人日常生活、和比较细致而深沉的感情生活的。你说起婚姻介绍所，我觉得它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解决‘大姑娘和大小伙的困难’，介绍只是介绍认识，代替不了恋爱。介绍之前，对双方要有相当了解，相信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再介绍。恋爱是火啊，火是不能随便玩的，更不能当成商品，要深刻、严肃、专注才行。即使在婚后也还要把恋爱保存、培养、发展起来。婚事一定提倡新办、省办、简办。我们那时都不办！喜事嘛，热热闹闹，怎么可以举行集体结婚典礼也花很多钱？也回去再办？”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她如此详尽地熟悉下情！她是一位多么正直纯朴的战士、慈祥温厚的母亲啊！“您今年78岁吧？丁玲阿姨！”我问。她稍微动了一下右手的中指说：“我大你爸爸两岁，生在中国最腐败黑暗的清朝末年，1904年。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不管怎么说，怎么比较，你们所处的时代总比我们当年的更优越的多。你们自然也会有你们的困难的地方，逆流搏斗的不乏其人，思考的、奋起的占大多数。但自卑的、垮掉的也有，这样的人总嫌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他们哪里了解一点点外国的真实情况！就说美国吧，我刚才那里回来。那里有许多好处，我该说些好话；可是，它却以它许多浓重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喘不过气来。我会见了尼姆·威尔士女士——已故斯诺先生的前妻，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37年曾不避艰险，越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延安，写成《续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我们对这位老朋友一直是怀念的，建国后，她曾两次应邀来访。她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出国的留学生，一个月除开学费、医药保险等，仅食、住两项也发给360美元。她呢，一个孤身病老的人每月才120多元，光电费就要交付175元，暖气都舍不得烧！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日子。她有32本尚未出版的手稿，可是她告诉我，“这儿有中国几乎不可能有的最坏的审查”。看看吧，我们老少两代人都能在这面‘镜子’中照出我们的幸福，照出我们光明的祖国。”我被丁玲阿姨的谈话激动得热血沸腾，问话就多了，嗓音也大了，“丁玲阿姨！”我说，“可是现在一谈到对国家大事不关心，对学习马列不认真的问题，总有人将一股脑的怨气都推给青年，这样说能对吗？”“我坐过五年‘四人帮’的监牢”，丁玲阿姨深有感触地说，“就在这时候，我通读了‘马恩全集’。到了1975，隔壁牢房的人都放了出去，我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唉，让我读完这部全集再放我出去吧。那么出了监狱不能读吗！脑子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世界上什么是最好的书哇？我看就是这本书。什么人是最好的人哪？最有智慧、最有感情、最高尚、最可爱？那就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可惜我在牢里没有条件作笔记。可是你们呢，不要像我等坐监牢才读，时间‘挤’才能有嘛！这部书真是百科全书，最好的书。我看青年们要是真的读了肯定爱不释手，保险有收获。至于无端地抱怨青年可是不对的。这些话，我给讲习所的学员们讲过，讲得挺多。”“怎么，您去讲习所讲过课？您还记得最早的学员胡昭吗？”“胡昭这些年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听到我的问话，丁玲阿姨立即这样说。“胡昭等我认识的人都常说起您呐！”“可是现在讲习所还没有好房子，学员的食宿条件也很差⋯⋯”“您知道不少地方办了五花八门的班⋯⋯一个个可能收钱了！”“教学收费没错，关键看对学生是否真正负责。我要是能空出一个房间来，我还准备办一个班呢！星期一我教文学，星期二我女儿教舞蹈，星期三我儿媳教声乐⋯⋯”她越说越有兴致，那样一丝不苟，就像在开学盛典上发表演说。我也越听越觉振奋，那样信以为真，竟忘记把刚带上楼来的一张《文汇报》，拿给她看。有则当日新闻说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著名芭蕾舞剧编导蒋祖慧，热情指导天津歌舞剧院排练演出大型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在天津市文艺界传为美谈⋯⋯祖慧，革命圣地延安长大的舞蹈艺术家，丁玲阿姨的女儿！丁玲阿姨“教学计划”中的“老师”！“我先知道您要办班，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我要搞入学考试，并且也收学费哟！”丁玲阿姨边笑边说，如此一往深情而又含蓄幽默。“你第一次来，来一次又多么不容易，”转过头，她告诉陈明叔叔，“拿几本书给他带回去！”我起身走到丁玲阿姨的近前，看她潇洒地挥笔在书的扉页上题名留念，一本一本，一共六本，陈明叔叔和蔼地告诉我哪几本是再版的、哪几本是新作——它们各自怎样标志丁玲阿姨创作道路的几大阶段⋯⋯此时给我极深的印象是丁玲阿姨的笑容，我想，我真的这样想，她的笑，就是她的心，她的心，就是她的人。她动手术不久，外事频繁，著作等身，和我这个小字辈谈起来就是一小时，尤其在我告辞的时候，我们三人站在客厅中间地毯上，丁玲阿姨握着我的手，叮嘱说，“回去好好干！别辜负父辈的培养！再呢，给你爸爸搞个轮椅，能让他经常出来晒晒太阳，也可以多活动！”她甚至说：“也转告你妈妈，没必要太封建，让她和你爸爸复婚，把被搞散了的家复合起来，相互也是照应。”母亲刘蕊华，是丁玲任所长、李又然任专任教员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的研究生，是二人的学生，所以丁玲阿姨才这样关心和率真地叮嘱。陈明叔叔拍着我的肩，温抚着说道，“回去告诉你爸爸，说丁玲阿姨见到你后非常同意删去为他书作序时提及的那句话，你多么年青啊，多好，我们当中没有谁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此刻再看，丁玲阿姨，陈明叔叔，会意而欢快地握起手来，这依恋动人的情景我真像在哪儿见过一样？啊！我见过！见过！是在《“牛棚”小品》里，是在《三访汤原》里，是在陈明叔叔冒着极大危险投给丁玲阿姨的一个个小小字团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看啊，丁玲阿姨，您和陈明叔叔几乎送我到电梯口了，请回吧，再见吧，我心中永远有您：党的战士、青年的母亲！而您，在您心中啊⋯⋯ 篇后追记：李兰颂拜见丁玲、陈明当天回家后，其心情激昂澎湃而难以言表的，想写这访问记，但觉得话语太多反而无从下笔，似乎比写陈企霞难了许多，就连夜通宵阅读丁玲送给李又然的厚厚的六大本书。很快，李兰颂回到哈尔滨工作岗位，父亲李又然却连续两三次写信催写访问记，也是父亲一生中给儿子的最后两封信所作的嘱托。李又然最早写丁玲是在上海。1933年5月14日，丁玲、潘梓年在上海昆山路丁玲寓所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同日应修人在丁玲寓所遭国民党特务追捕，搏斗中坠落牺牲。“丁玲等：或失踪，或睡在黄浦江底。”这是李又然题为《PROLOGUE（雪底下的火山）》（1933年7月1日第15期《出版消息》）文中最末一句，他第一次提到丁玲的名字。李兰颂见丁玲，是替父感谢丁玲《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所致，该序由何养明所编辑的《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1982年1月创刊号·总第一期）首发，之后用于《李又然散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初收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丁玲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待该序改题为《序〈李又然散文集〉》收入《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丁玲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包括《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致函二则》均被收入《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这对于《李又然散文集》企划宣传再到位不过了。于是，《丁玲访问记》，是父亲李又然一生最后的时间里给长子李兰颂最后两封信中专门提出的作文课题，而李兰颂终于将这篇访问记脱稿并发表的时候，父亲已经很难甚至不能阅读报刊书了，这篇所谓的“丁玲访问记”，题为：《您心中啊⋯⋯》，另外，还有一个副标题为：“——丁玲印象”。《丁玲访问记》有五点没有写，这里记下待补：1、历史50年以后写才更客观，你爸向毛建议，是对的，写出来；2、我们（丁玲、陈明）忘不下，在延安，你爸为我们传递情书；3、告诉你爸爸，不要理陈企霞那个坏东西，很难理解何为集团；4、有神经病，还是健康？你爸思想健康啊，有你们健康的儿女；5、冒舒烟写李又然悼文，要丁玲帮助发表，李兰颂在冒家中打电话去，接电话的陈明建议到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驻地散发李又然逝世的讣告。 相关链接：最初刊发在《黑龙江艺术》（1984年1月号），李兰颂将期刊寄给在北京的家父李又然、在上海的表兄叶琪冠；第二次见诸报端在《哈尔滨日报·太阳岛副刊》（1986年12月25日星期四第三版）上，是为丁玲逝世而作的悼文，再后该文收入《兰颂特写》（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得到序者贾宏图的评论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