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读大学时的三四事

苏仲辉

记读大学时的三四事

引言

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第二届考进福州大学矿冶系地质专业的，1982年毕业，至今已经40年周年了。大学读书时的事都忘的差不多了，没忘记的也就那么三四件事，而这三四件事都是些小事、杂事，回忆起来也是模模糊糊的，但还是把他记录了下来。于是，就写了《闹地震》、《吃蚂蚁》、《一次“最痛苦”的实习》与《冲击》这四则小文。

闹地震

地震是地球本身为寻求结构平衡而自发的自然现象，绝不是人为闹出来的。但，我刚进大学不久，就人为的闹了一次地震，而始作俑者就是本人。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接着，中国几位伟人相继去世，又发生政坛大动荡，“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于是，78年我就考进了福州大学矿冶系地质专业。

大学进了，但唐山大地震的阴影还未散去，还是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进大学不久的一天（具体哪一天记不起来了），学校在男女生宿舍中间的小广场放露天电影《疯狂的报复》，我相约了建工校的几位老乡同学也过来看电影。与老乡同学在一起当然就玩的很嗨，回宿舍时已经很晚，也很累了，躺床就入睡。

大约睡到下半夜的一二点，迷迷糊糊，我觉得床铺在摇晃，桌子在相互碰撞，发出“哐哐”的声响，我脑袋里潜意识的感觉是地震要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尖叫一声“地震”！这惊魂失魄般的沙哑声音，吵醒了全宿舍的人。说时迟那时快，我随着叫声翻身跃下床铺，正砸到了下铺也要起跑的何长龄身上。我顾不得何长龄的生死，赤着脚飞奔楼下，跑往体育场。在我跑下楼时，我宿舍的人也都跑了，整座楼的人都在跑了，隔壁栋宿舍的人也在跑了；不一会儿，操场上也看到了穿睡衣的女生，几乎几栋宿舍的人都在跑地震。

机电系有一位男同学在别人跑地震时，他在慌张中拿了一个开水壶躲到床底下去了。这一滑稽的行为，成了他们班几十年来，每次同学聚会时不断被提及的笑料。

体育场聚集了很多人，我见到了同班隔壁宿舍的姜平等几位年轻级的同学（那时同班同学的年龄相差比较大，老三届的为老大哥年龄级的，50年代的为中年龄级的，60年代的为年轻年龄级的）。我问姜平说，都一二个小时过去了，应该没问题了吧。姜平说，还要观察观察，刚才许多人都看到了西面有激光射出，这可能是大地震的预兆。这也许是恐怖而产生出的错觉，自己被自己吓到了。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时，才有人在人群中高声说，已经打电话给地震局了，地震局回复说是台湾海峡地震，福州等地有震感。这消息一出，人群才慢慢的散去，我也回到了宿舍。

我宿舍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回来了。由于跑时的慌乱，宿舍一片狼藉，水杯滚到了楼板，水也泼了一地。何长龄比我早就回到宿舍了，他比我淡定的多。我忙问被我身体砸的怎样了，他说没事，就是额头碰到了桌角。当时没有灯，也看不清楚，天亮一看，额头长了一个大包。虽然，何长龄一直说不要紧，但我心里还是挺不好受的，因为，昨晚的一切都是我神经质引起的，我是罪魁祸首。

更奇葩的是闹地震后的几天，流言四起，当然是“花边新闻”最多。有的说，昨晚有人拿着一把扫把往下跑，被人一问又往回抱了一个枕头出来；有的说，见到女生只穿短裤跑出来了；甚至还有更夸张的说，有女生光着身体跑出来，见到许多人又不好意思，急忙两手捂住私密处，又有人马上对这女生说，要捂住脸，下面都一样。这些信息的生命力很强，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还可听到类似的“新闻与故事”。

闹地震后，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社会里，个体往往会盲目地随着群体大流活动，在这过程中个体也往往会失去正常的思维。

78级（2）班毕业照

吃蚂蚁

我们那时福大各系都有一个自己的学生食堂，学生向食堂买饭菜票，然后再用饭菜票向食堂窗口买米买菜；买来的米用自己的饭盒装后，放在食堂大蒸笼里蒸，开饭时，自己去蒸笼里拿了吃。由于饭盒几乎都是那种特制的长方形的铝盒，所以经常吃饭时饭盒会拿错，吃了别人的饭，或别人吃了你的饭。这还是小事，尴尬的是，如蒸饭时，忘记了在饭盒中加水，或者在蒸笼搬运过程中倾斜导致饭盒中水溢出，那就倒霉了，只是蒸米而不是蒸饭，就要饿肚子了。

“这山看那山高”，这是人普遍心态，许多同学都说其他系食堂办的好，于是，学校就决定食堂放开了，学生可以到你自己认为满意的食堂去吃饭。但，不论怎么改革，食堂的伙食与繁重的学习都有一个落差。

那时学校的读书气氛很浓，学习都很自觉，晚自习至少要到九点后，有的都要到了十一二点（一般晚自习有两个去处，一是在自己的宿舍，一是在教室。宿舍有作息时间，九点左右就熄灯了，而教室就没有时间限制了，可以自习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更晚），特别是要考试时，那个熬夜是普遍的现象。而，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繁重的学习与饮食的不足显然不配套。食堂没有宵夜，晚了回到宿舍，那真是饥肠咕噜，肚皮贴后背，一夜难以入眠。

父母亲懂得我在学校里学习繁重又吃不好的状况，经常寄些家乡特色糕点来补充营养、改善生活。这些寄来的糕点真舍不得一下子吃光，都是存放在宿舍私人专用小桌的抽屉里，等晚自习回来后当点心吃。

有一次，晚自习回来已经很晚，宿舍几位宿友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个别宿友还传出了呼噜声。为怕吵醒他们，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自己专用的小桌旁，小心翼翼的拉出抽屉，解开纸包，拿出一块家乡特有的“礼饼”吃起来。吃着吃着，感觉拿饼的那只手痒痒的，而且还有被叮咬的疼痛。我赶忙跑到走廊灯光下一看，“啊！”我喉咙里冲出一声惊叫，但这叫声又被压抑了回去。不得了，我全手爬满了蚂蚁；认真看看，是小小的，身体金黄色的蚂蚁；再认真看看，手上拿着的这块快被我快吃完的“礼饼”上蚂蚁更多，密密麻麻，只见蚂蚁不见饼。我一惊吓，扔掉了手上还剩的饼，到洗漱间去冲洗了手上的蚂蚁。又一想，那刚才我不是吃进去了许多蚂蚁了吗？这一想就有点反胃，想呕吐，但又吐不出来。回了回神，赶紧进宿舍，拿出手电筒一照，“哇塞”，整个抽屉都是蚂蚁，还剩下二块未吃的“礼饼”上蚂蚁也是密密麻麻。我急忙抓一张纸垫着，将二块饼拿了飞奔出宿舍，将其进到垃圾箱里，至于抽屉里余下蚂蚁就一时无法处理了。

那天晚上肯定没有睡好，一直想着吃了蚂蚁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明天怎么清除抽屉里的蚂蚁，------。

第二天很早就起来了，宿友们去晨练的去晨练，去操场读英语的去读英语，我就打开抽屉想用昨晚想好的办法清除蚂蚁。但打开抽屉，蚂蚁已经没剩几只了，也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了。这时，也回过神来了，今天精神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看来吃蚂蚁无害，吃也白吃，而且蚂蚁可能还有补，否则，昨晚没睡好，今天精神还这么好。这时，我后悔了，后悔昨晚太急了，把那二块“礼饼”给扔了。

大学读书时同宿舍同学合照

一次“最痛苦”的实习

78级福大地矿系地质专业在校四年学习期间，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过三次的野外实习。第一次是刚进学校学不久，到南平市的闽江边实习地质微构造。记得是住在南平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那时正值放暑假前夕，大暑天，烈阳高照，施满堂老师带着我们在闽江边转悠，在被闽江水冲刷而裸露出来的岩石上测岩石裂隙的走向，从众多的裂隙走向中推断出地质构造力的方向。实习结束就放假了，回到家里，母亲见我晒的如非洲黑人，就问，你这是去读书还是去插队种田。

第二次实习是在永安，这次实习住在福建水泥厂旁边村庄的农民家里，男生的床铺都是在楼板上打通铺。这次应该是“地层”实习，整天去敲古生物，量地层断面什么的。记得当时一班的林晨女同学敲到一块像“知了”一样的比较完整的古生物化石（具体名称忘了），当时，带我们实习的洪老师高兴的要命，说这下地层年代就可以确定了。

永安实习是快乐的，这还与我哥哥在水泥厂生活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喝茶、炒菜、喝酒、谈天的一个自由场所有关。张晓玲、林晨、江敦岚等几位同学都是这里的常客。我们白天跑野外，晚上就在这里炫厨艺、斗酒量、比吹牛，好一番情趣。为此，我们这几位同学也就走的比较近，林晨与江敦岚在学校就谈恋爱，后结成夫妻不说，我与张晓玲等同学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联系，几个家庭都成了走亲戚的关系。

最后一次是毕业实习，这是一次“最痛苦”的实习。

这次实习，地质专业的两个班分成了好几个组，都带有不同的课题，去不同的地方实习。我这一组是去雪峰，就是那风景名胜雪峰寺的那个雪峰村。乍一听，高兴的热血沸腾，但一去就掉进了寒冷的冰窟窿。

雪峰，是福州市闽侯县大湖乡辖的一个村，高山峻岭，距福州约60公里。是学校用大货卡车把我们顺带去的。我们坐在车后敞篷厢里，人货混装。幸好当时交管不严，否则，非罚款不可。那时，都是泥石路面，一路颠簸，一路尘土，到了雪峰已经是灰头土脸。

带队的黄育生老师先于我们到了雪峰，他带引我们到一位农民家里安营扎寨。

这是路边一栋新盖的、未完工的、无人住的房子。房子里的一层地面是黄泥土筑夯的，崎岖不平，角落处堆着许多干稻草，我们在二楼打地铺。二楼也没完工。楼梯是临时的，两侧没有栏杆，楼地板四周没有栏杆与墙板，楼层板就是用木板简单的铺设着，没有固定，如不注意踩到了单头，层板的另一头就会翘起来，极为危险。整栋房子只有一盏估计十五瓦的电灯，挂在房子的正中央。由于电压不稳，电灯时亮时灭，就如一只飞不动的萤火虫。

我们这一组有5个人，78（1）班的林小谷、黄时胜、吴友华，78（2）班的有邹祖民、苏仲辉。在我们打好地铺后，黄育生老师向我们下达了课题，我的课题是论证雪峰火山口的存在，也有同学好像是岩石的课题。然后，黄育生老师就向我们介绍了雪峰有火山口，而且由于有火山活动的原因，大量的火山岩浆沿裂隙侵入形成了钨矿脉，现在有闽东南地质队一班人马在此勘探。

在接到此课题后，我不知其他几位同学是怎样的反应，反正我的头就大了。靠我，靠我们能论证的出火山口的存在？能够论证的出钨矿（脉）的成因？

黄育生老师下达任务后就回去了，我们就住下来了。这更大的考验不是在能不能论证的到火山口的存在，而是怎么熬过这天寒地冻。

这是1981年的冬日。

雪峰的海拔比学校的海拔高了近一千米，是带有“雪”的地方，早晨，到小溪边洗涮，湿毛巾一下子就被冻结冰；只要太阳一落山，那寒风刺骨就来了。那时，我带来的被子，就是在学校睡的那床窄小且薄的被子，且只带草席，没有垫被。半夜，北风灌房而过，似乎全身裸露，万把钢刀利刃铡身，确实有“凌迟”般的痛苦。无奈，半夜只能抱着棉被，钻到楼下的草堆里去睡。第二天起来，垢面蓬头，如难民，如乞丐。哪里还有读书人的体面与尊严。

还有就是吃饭问题。这里没有食堂，只能自己煮饭。而，勘察作业点又离住处有好几公里，中午只能带餐在山上吃，但，带的饭又无法保温，对我已经有过胃出血的人来说那是“噩梦”，所以那时我一天一般只吃两餐。晚上，连看书都没有亮光，就根本谈不上娱乐活动了。所以，天一黑就往雪峰寺跑。雪峰寺的和尚晚上也寂寞，知道我是大学生在这里实习时，就极乐意与我交谈。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初步了解到了释迦摩尼创建的佛教的理论基础就是认识到人生就是苦，也懂的了汉传佛教还有许多不同的教派，雪峰寺属于最接地气的“净土宗”。当时我确实想过，人生这么苦，皈依佛门，出家当和尚修行也是一种解脱。

后来还好，我与勘察雪峰钨矿项目的闽东南地质队的人混熟了。其负责人姓邓，我们都叫他邓工，此人很和蔼，所以我就经常到地质队去蹭饭，而且从他们那里“剽窃”来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许多都出现在我毕业论文中了。

我想，像我这样痛苦的大学实习，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大学读书时几位同学合影

冲击

78年10月我们进校，一个多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国，改变人生，至今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改革是全方位的，触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人。大学不是世外桃园，作为我们学生来说，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传统思想观念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我本人还感觉，“那只看不见的手”要回来了。

第二学年，有一杂志发表了潘晓的一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充满了我们那一时代青年人的困惑，对说教教育提出了质疑，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文章中有一段话，我当时就把他抄在了笔记本上：“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种观点好像与18世纪初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有相似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潘晓的文章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全国许多青年都参与了讨论。对潘晓的讨论是人们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作为同龄人又是大学生的我，也极大的关注此事，也参与了讨论。

我不反对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的励志教育，但这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定要接地气，否则，一个个满怀激情的大学生一走出校园，就会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从而对先前的教育产生怀疑、产生逆反，其反作用力更大。所以，我基本赞同潘晓的观点，但不赞同她“命不好就怨乾坤”的“甩锅”。记得我在寄出去的稿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要怨天尤人，这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靠自己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话现在听起来，当年的我确实还有点血气方刚，也有好人为师之嫌。

也是这一学年，在报刊上还见到了介绍“傻子瓜子”的文章，我为此感到震惊，那位当年沿街捡烟头的文盲，既然会成为全国出名的“资本家”？

还有，我的一位过去一起参加高考而差几分落榜的同事，有一次来学校看我，他无不自豪的说，他现在在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那时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历史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高考我没考上，我失落过，但今天我赚到钱了，不知你会不会羡慕？过去我们都在抱怨十年动乱蹉跎了我们的岁月，但历史又给了我们机会，你考进了大学，我赚到了钱。这个社会，只要你努力了，社会就会给你回报”。我毕业以后，从体制内走出到体制外，不能说这句话对我没有产生过影响。

我确实感觉“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要回来了！我在学校除了“理论”上紧跟时事外，行为上也赶时髦。那时，既然学起了跳舞。

我学跳舞是认真的，当时还把三步、四步的舞步的走步画成示意图，搂着一条凳子在练，还去请了测绘局的老乡同学来学校教跳水兵舞。那时的伴奏舞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溜冰圆舞曲》与《何日君再来》。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旋律我至今还会哼几句。

学跳舞对学业没有任何作用，但对于了解社会是一个窗口，在跳舞中认识了其他系的许多同学，认识了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也逐步的接触到了社会。特别是后来毕业走出校门融入社会后，也有了“一技之长”，在交际上，显得“现代时髦”了许多。

在学校，真正与市场商品接触的就是去长乐买“海外小商品”。

在第三学期开始，长乐就有了“海外小商品”的自由市场，以后市场越发展越大。当时的“海外小商品”种类很多，有电子手表，有“三用机”（即收录机），有人造皮袄，有邓丽君的唱片，------。何长龄同学家就在“海外小商品”集散地金峰镇，有了一个驻脚地，我往返于金峰好多趟，都是去买这些货物，有的是帮亲戚朋友买的，有的是买回来再适当加价卖给别人的。特别是在放假时，买了特别多，拿到我那山区县去转手，一下子就赚了近二百元，那时真是高兴，要知道那时大学毕业从事地质工作，包括野外津贴，一个月也只不过60多元。

放假回到老家看到的更是震惊。离我家不远的处的前坂村里有几位农民都很熟悉，没多久不见，即成了食用菌专家，都盖了新豪宅，他们都先富起来了。但也有些国营企业经营上出现了困难，给工人发工资都困难了。由此，我也关注了全国的形势，那时已经有了社办企业，但中央政策模糊不清；国有企业为解决冗员与低效率问题，采取了“三产”和“停薪留职”等措施。

全国上下都在改革，但现实有点乱，好像进入了魔方，理不出个头绪。

但有一点，我是看得很清楚，“那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回来的；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之前的“均贫”社会，随着“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回来，就会被打破，而这打破，就意味着着社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或动荡。这是我读历史书而得到的预感。

福州大学成立于1958年，成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人才。我作为福州大学的学子，感到骄傲与自豪。

福州大学建在闽江边，是美丽的，但其更可珍贵之处在于他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虚怀若谷，包容了像我这样的许多人的奇思怪想，使我们四年的读书有一个宽松舒适安全的环境。

1982年7月份的毕业前夕，我还在杞人忧天，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要走向社会了，我们的观念转变了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四十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学们都准备好了，一出校门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苏仲辉 2022年7月11日于厦门

毕业时的照片纪念册

2013年，78级地质部分同学厦门聚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