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提问——系统式治疗案例教程》读书笔记

文静

1.前言
循环提问，是系统式治疗师或咨询师的工具箱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所关注的，是现象中的某个通常不能被系统地观察、从而无法进入意识的领域。它可以让人对社会系统内部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形成看法。也可以说，循环提问促进了系统式治疗和咨询的理论与实践方案的深入发展。
理论和实践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理论只有在严格的实践检验中才能证明使用价值；实践对理论的概括总结促进了理论的发展。
本书作者是一对夫妻，丈夫弗里茨.B.西蒙，是系统式治疗师和咨询师，他出版过一系列的专著和论文，但他自认为自己是实践者，把理论当作是工具。妻子克里斯特尔.莱西-西蒙，是一位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治疗师，对其丈夫的系统式治疗保持批判的距离，但在观察了系统式治疗的实践方法后，被治疗方法所展示的魅力所吸引。
莱西-西蒙观看了西蒙在过去15年间所实施的家庭治疗录像带，对其中的片断进行了筛选。她希望能够：面向所有按照传统心理治疗的角色模式来理解系统式治疗的人，将系统式治疗中那些经常是令人吃惊的、非正统的、有时看起来还极其“错误的”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
本书所呈现的是带有评论内容的对话记录集，书中所讨论的议题的顺序，是由作者从事实本身的角度来确定的。每一场治疗会谈都形成自己固有的、独一无二的动力和秩序，作者选择了独立成篇的会谈片段。这些片断内容详尽，可以将某个提问策略或某个家庭动力清楚地描述出来。
当然，书中所有患者及家庭的名字、信息都做了相应修改，以保护隐私不受侵犯。

2.治疗的意义/澄清背景/治疗师的中立（施耐德一家）
与个别治疗不同，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治疗师同时要面对几个人，他的几位当事人会赋予“治疗”不同的意义，对治疗师也会抱有不同的期待。
下面的初始访谈片段要说明的是，澄清治疗的背景对于发展治疗关系来说有多么重要。
来访是对年龄相仿（40多岁）的夫妻，先生是工程师，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领导职位；太太在孩子出生前从事社会教育工作，他们有三个年龄从12到5岁不等的孩子。认定患者是太太，已经接受了几次精神科住院治疗。谈话在一间带有单向玻璃和摄像机的房间里进行，治疗师是弗里茨.B.西蒙和龚特哈德.韦伯。
（1）介绍工作方式
首先，西蒙向来访夫妻介绍了咨询房间、工作方式——包括团队工作、拍摄录像、单向玻璃后面的观察者，让来访可以明确自己愿意讲的内容，与来访夫妻共同澄清这次是一个预备性会谈。
西蒙详细解释了录像可以让治疗师把会谈重新看一遍，来访愿意的话也可以再看一遍，如果有部分内容不愿意被录下来也可以立即删除，开始就要讲明患者有拒绝摄像或者删除录像的权利。单向玻璃和摄像机可以用一种静止和沉默的方式引入外在的视角，此外，治疗师的工作也变得可以被审查了。
保守秘密和保护隐私具有两面性，沉默保护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治疗师。
韦伯向施耐德夫妻介绍镜子后面的同事们有可能会来敲门打断咨询，让工作暂停一下，这样，治疗师们能够聚在一起讨论：谈话进展、当前的状况、给予的建议等。暂停有利于治疗师离开现场的压力，回顾会谈中可能忽视的细节，引入观察咨询师不同的视角，让新的想法在后继的咨询中付诸实施。
（2）澄清背景
西蒙解释预备性会谈，目的是搞清楚：你们是否来对了地方？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否能够帮助到你们？施耐德夫妻肯定了这是一个会谈机会，可以进行预备会谈。他们是通过施太太之前的心理治疗师推荐过来的，说这里是研究躁狂抑郁症的。施太太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躁狂的抑郁，她由于婚姻问题有过几次抑郁，而施先生是确信施太太就是躁狂的抑郁。
夫妻双方在原因上存在冲突，治疗师会陷入危险：其中的一方会觉得他偏袒另一方。
在会谈过程中，西蒙在询问施先生他太太的治疗师是怎么看待他与太太的观点不一致这个问题的时候，西蒙让施先生“您推测一下！”这样建议，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由他人的看法来决定的，而是由他所认为的他人对他的看法来决定的，因此，治疗师在会谈中可以直截了当、不拘礼节地向某个人询问对其他人的猜想和推测。如果那些其他人也在现场，就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反馈：被询问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对他们的感受如何，他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3）治疗师的中立
中立，并不是要求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感受到治疗师的支持，而是只要他们当中没有人获得治疗师偏袒别人的印象，就足够了。
多边结盟，是治疗师对每个家庭成员都心有戚戚的态度。在咨询的过程中，当每个参与者依次感觉到自己以及自己的意愿被治疗师支持的时候，多边结盟就算实现了。
在咨询工作中，另外一个更广泛的“中立模式”被证明是很有用的。它包括与人有关的“多边结盟”和“中立”的立场，并且还涉及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的交流内容。面对各种观点、评价、解释，治疗师也可以保持一种中立的或者是多边结盟的立场。 莎莎三管齐下的纳凉方式 3.治疗的目标（巴斯蒂安一家，第一部分）
（待补充）

4.解释/解构和建构/“负面思考的积极力量”（巴斯蒂安一家，第二部分）
（待补充）

5.互相制约/“黑色的想象”/作为权力工具的症状（格拉赫一家，第一部分）
我们对日常进行解释的时候，最常见的是直线型的因果模式。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协同）决定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虽然可能甲对乙的作用比乙对甲的作用大些，但事实上，甲乙的行为间永远不可能存在可以预见的因果关系。人们彼此之间互相激励、刺激、限制，互相敞开心扉或者隐瞒己见。
多数来治疗的人会用不恰当的方法解释人与人间的互动，认为一个人的行为造成了另一个人的反应，把过错和责任归咎于他人。治疗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让参与者能够置身于这样的境地：重新变得强大且获得新行动的可能性，改变对生活状况的评价。
（1）互相制约
格拉赫一家因15岁的女儿莫妮卡出现状况来治疗。
第二次会谈是要解决父母间关系的问题。治疗师先询问莫妮卡，是从外部的视角来观察父母的关系。一种广为流传的控制手段是用身体的症状来让对方产生负罪感，但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会感受到敲诈的企图，会遭遇抵挡和抗拒。
来访家庭的父亲会有心脏方面的症状，母亲让各种药物装满厨房，他们会以生病、身体不适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对方的注意，而达到制约，甚至控制的目的。
提问的治疗师和指点的治疗师是有区别的，提问的治疗师不会在话里话外宣称或强调事情的原因，而是建立与指点的治疗师不一样的医患关系，让会谈处于无拘无束的猜想范围内，通过参与者的各种观点进行新的建构。过程中，治疗师有责任决定他要传递的想法和要避免的想法。
（2）黑色的想象
在会谈中，治疗师问到两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仍然在一起？不离婚会怎样？母亲继续去协会，父亲会得心脏病，母亲会得肝病？离婚也是可能的，比如通过一个人死亡的方式。
如果事件升级到了躯体的层面，而症状被赋予了权力工具的功能，那么死亡也是一种分手的可能性。谁先死去，谁就是胜利者，因为剩下的一个会带着永久的负罪感。（作者是这样认为的，但对于严重缺乏同理心的人或许不会有负罪感。）
会谈中，处理黑色想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谈论它。对它成为事实的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可降低其变为事实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被称为“堵窟窿”的技术，是指试着去把能够想得到的，具有破坏性的“出路”给堵上。
随着会谈的发展，治疗师又问道：对于父亲来说，什么是更糟糕的？是母亲去协会呢，还是母亲给自己搞了个男朋友？或者，协会就像是个男朋友？
治疗师的目的是引入另外一个差异和评价，新的可能性不再是“去协会”和“留在家里”，还是“去协会”与“搞外遇”之间的选择。这样一来，对“去协会”的评价就会发生改变。
后来治疗师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讨论的假设：如果母亲继续去协会，父亲会选择也去协会还是选择搞个女朋友？而父亲认为，他因宗教的原因不会离婚也不会有其他的关系。
在系统治疗中，治疗师提出的问题是带有干预的意图的。当家庭成员针对自己及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带来的“扰动”，让自己的世界观变得不再那么确定，让自己变得有些混乱迷茫的时候，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6.问题的外部化和拟人化/对改变保持中立 （卢卡斯一家，第一部分）
（待补充）

7.过错的分解/具体化/“奇特的结”（迪茨一家，第一部分）
（待补充）

8.精神病院的角色/机构的帮助导致的慢性化（弗洛林先生）
如果机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世界，那么原来的家庭动力就会被机构动力所替代。
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人员和患者构成了一个社会系统，成了这些人的“生态小生境”。所以对于某些患者来说，随着几年时间的流逝，他们与精神病院这个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关系，要比他们与各自家人的关系还要重要。
但在这个生态环境里，患者奇怪的行为解释为疾病，跟在家里一样，产生了“去交际”的过程。患者的行为被认定是疾病的症状，交际的意义就被剥夺了。因为患者的行为不能总是百分百被看作是某种疾病的结果，所以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产生了类似于青少年与父母间的关系模式。这就导致了一种悬而未决状况的慢性化：人们无法决定，在解释患者行为的时候要考虑哪些背景，使用哪些游戏规则；他是否是一个能够承担自己行为过错的主体；还是一个作为某种疾病的牺牲者、或者是需要别人关心照顾的客体？
34岁的弗洛林先生，15年来受到某精神病学专科医院的照管，他也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欢迎。书中的谈话是医生的会诊，是在一个研究慢性化条件问题的项目框架下进行的。
根据弗洛林先生的看法，医院的治疗师对此次谈话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就是把他从医院给抛出去。
弗洛林先生觉得，那些在医院里建立起来的、被悉心维持的交往和关系，就是对在医院之外不那么好的交往和关系的补偿。 9.个别治疗的问题/治疗师的帮助导致的慢性化（比格女士）
（等补充）

10.医生会诊/陷入僵局的个别治疗（福克斯女士）
（等补充）

11.夫妻治疗/症状行为对二人关系的影响（舍恩贝格先生和舍恩贝格太太，第一部分）
舍恩贝格夫妇因舍先生的“赌博成瘾”前来治疗。舍先生35岁，职业代理人，舍太太28岁，会计，无孩。舍先生每年会把大约30000马克扔到赌博机里。
舍太太认为舍先生是赌博成瘾了，当她坐在自己的书堆里，她先生感到无聊、不舒服，他就开始赌博了。
成瘾问题与其他疾病问题有个共同点：个体行为的责任被归到了一个虚拟的主体，一个具有神密的、名字被贴上了诊断标签的东西身上，如烟瘾、酒瘾、赌瘾。是这个“瘾”将主体拉向这类行为，他本人不能控制自己和行为，其他人会感到自己被召唤了承担起这个控制的功能。
舍先生赌博行为会在银行透支额度到了的时候停下来，四五个星期后又重新开始。就是在达到这个明确的界限的时候，他的行为会停止。
舍恩贝格夫妇都确定舍先生赌博的行为，责任是舍先生，但在达到什么情况下舍先生就算是有收获上，两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舍先生认为，当他看到有赌博机，能做到没有将钱往赌博机里扔的时候就是成功了；舍太太认为舍先生需要有自己的信念（坚定的性格），不能让赌钱的意愿存在，要消除赌博的诱惑。
治疗师用假设提问：假设今天夜里一位好心的仙女给他施加了一个坚定的性格，那么明天早上您从哪里可以发现仙女来过了？
舍太太说，应该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这种可能，目前舍先生差不多能够忍一个季度不赌博，然后它就又来了，要至少半年或三个季度，舍太太才会对舍先生重新建立信任。为了能够信任自己的先生，舍太太就试图去控制他，当她无法控制他的时候，她就不能信任他。
有这样一个论点：把一对情侣吸引到一起的因素，日后会重新导致他们分手。治疗师在会谈中了解到12年前，将两人吸引到一起的，是他经济上的困难和她帮助他的意愿，他对她的吸引力是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而她对他的吸引力则在于她承担规范的责任的能力，是拯救的天使。
结婚前，舍先生有多个女友，两人因此有过分手，后来两人和好并结了婚，舍先生也约束了自己，没有再“欺骗”过自己的太太。结婚三个季度后，舍先生开始定期与外面的赌博机聚会！
治疗师假设：没有赌博机，而是另外的一个女人，那么舍太太会做哪些不一样的事情？
舍太太觉得，这样危险更大，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她肯定会和先生分开，肯定！
当治疗师问：如果没有赌博这事，你们当中某个人是否也想到了分手？
舍先生和舍太太都表示否定。

到此刻，谈话暂停。

12.中期评语：干预或交谈？
（待补充）

13.改释/针对问题模式的治疗处方（格拉赫一家，第二部分）
（待补充）

14.“关心的围攻”（卢卡斯一家，第二部分）
（待补充）

15.仪式（巴斯蒂安一家，第三部分）
（待补充）

16.“我的酸奶，你的酸奶”（舍恩贝格先生和舍恩贝格太太，第二部分）
舍恩贝格先生和太太共同创造了一种角色分配的形式：先生的任务是给婚姻制造不可预见和风险，太太则是为了可预见和安全而斗争。通过这种分工，他们可以在一起达到平衡。
舍先生从原来生活无条理、不负责任、无所事事的新郎变成“赌徒”，舍太太从原来生活井井有条、很负责任规划未来的新娘变成“监督员”，他们都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行事。治疗师从这个规律中找到干预的方向，促使两人从互补的角色分配中解放出来。治疗师在初始访谈结束时，给舍太太布置的任务是每周至少做一次让舍先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四周后，当两人再次来参与会谈，他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舍太太想不出令人吃惊的事情，舍先生给到她的建议她又认为很荒谬，舍先生跟之前一样输掉同样多的钱。
在第二次访谈中，针对未能完成的作业进行反思后，布置了新的作业：舍太太要在月底结算后的一周内花掉舍先生在上个月赌掉的钱，是花在她的私人用品上，如香水、内衣、服饰等。她要向舍先生出示发票来证明她的购物行为，这个项目要实施三个月。
三个月后，舍先生一个人来会谈，谈话表明，舍先生在与他太太的关系中感到不自由、受控制。他们按照约定实施了第二次访谈的作业，钱输掉/花掉了，他觉得应该由太太来独自管理账户，治疗师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对赌博行为进行积极的改释：舍先生如果不去赌博就可能和太太分手，因为他需要冒险带来刺激，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和赌博搞外遇，又不会遭到外遇带来的分手的风险。
出于同等对待的考虑，舍太太也单独做了一次访谈。谈话表明，舍太太对两人靠她的钱生活感到她“在经济上流光血”，她对治疗抱有希望也想继续留在婚姻里，但如果治疗不成功，她肯定会和先生分手。治疗师建议她应该和先生在经济上分开，这样既可以保护她，又可以不让婚姻关系结束。
从系统治疗的角度看，所有人都是独立的、不受外界操纵和监控的，这同样适用于舍先生和舍太太。舍太太出于保护自己的经济而去控制舍先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没有安全感，但她可以控制她能够控制的：即她自己。经济上的分开，可以保护自己在经济上不会流光血，就会有安全感，也不去打扰她的先生。
舍太太接受了治疗师的建议，每周写一封信来汇报她的经历。
在随后的3-4个月里，舍太太不定期地给治疗师来信，讲述她采取了经济分开、不干涉先生的经济和事务、每周与自己的朋友聚会等，她的转变给先生带来了一些扰动。舍先生经历了赌博、醉酒、吃醋、买礼物、理解等行为改变。舍太太也明白了，她用这种方法才能将舍先生从赌博机旁带走。而且她也不再在意他是不是还在赌博。
在预约四周后进行的夫妻会谈上，两人表示，与十年来相比，他们现在互相理解得更好了，他们的性关系要比以前好，给自己的婚姻打了高分。

再联系发生在八年以后。舍太太打电话来说舍先生又开始赌博了。八年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孩子出世后，舍太太不能再去上班，也没有将她划分金钱的策略贯彻下去，舍先生表现出有责任意识父亲的样子，让家庭经济状况保持得不错。电话里治疗询问她原来的策略——即过自己的生活——现在怎么样了？对于这个问题，舍太太相当沉默，她操心家庭没有时间想自己
预约了四周后的访谈，只有舍太太一人来，衣着精干富有魅力。她表现得很轻松，说这次会谈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打电话后她重新意识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改变了许多，他先生也不再去赌博了。
这个案例说明：信任对保持二人关系的质量不是永远有用的。不可预见性和刺激可以发挥性激素的作用，提高情侣对对方的吸引力，避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