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放映员轶事 孙 立

星语

　　近来，我们这帮乡村老放映员聚会多次，酒酣耳热之际，有人喟然而叹，那时真是电影放映的黄金年代，观众多，接待也客气……其他人颇有共鸣，连连点头。“那时”，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担任放映员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却印象深刻，很值得细细回味。

1974年10月，我被公社抽调去组建电影队。在这之前，通常是县电影队下乡放映，农民们一年中能看到的电影极为有限。为了丰富乡村的文化生活，县里决定每个公社成立电影队。其时，我已插队四年多，艰辛的劳作磨练了我的意志，公社的调令正是对我付出的肯定。与我结对放映的老王是退伍军人，三十多岁，已有家室，他个头不高，性格爽朗，话语诙谐。老王人头熟，全公社似乎哪个大队都有他熟悉的人，到了一地，总会有人跟他打招呼，老王，放什么片子？老王，来喝酒啊。老王总是笑脸相迎，右手频频挥动，俨然老熟人的做派。

老放映员照片，前排（左）作者，后排左）老王

　　放映员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每月发28元，一年可以报销两双鞋、四条毛巾、六块肥皂。当时农村的劳力干一天一个工，每个工多的四五毛，少的两三毛，我们的收入不算低了。我们去大队放映，支付就餐费，一天付两毛钱，一斤粮票。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在公社食堂吃饭。炊事员潘婶心灵手巧，烹饪精细，尤其是红烧肉，肥而不腻，肉香味十足。有时回来迟了，食堂没菜，就用开水冲一碗酱油汤，再滴几滴麻油，将就了事。我与老王合住一间屋，房子约十来个平米，搁了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脸盆架，空间就不多了。好在老王恋家，时常不在公社住，留我一人，也挺自在。

　　刚开始下乡，领导嘱托，不要搞特殊化，我们就一根扁担挑着机器，百十斤的担子，两人轮换挑。距离近，走个两三里路还好些，有时走七八里路，天气再热，两人就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上午到达放映地点，吃了中饭，睡上一觉。下午四五点钟，去放映点竖起两根竹竿，拉起宽大的白色银幕，然后回去吃了晚饭再来放映，工作还是比较轻闲的。沙河公社（今溧阳天目湖镇）小，就七个大队，一圈放下来，不过七八天。每个大队一个月放两回，也就半个月左右，其余时间我们大都待在公社大院里干杂事。乡村供电不稳，我们又添置了发电机。发电机很重，无法挑动，我们就购置了一辆小板车。拉着板车翻山越岭，要比挑担轻松多了。后来乡村普及了拖拉机，每次放映前大队多是派拖拉机来接，大大减轻了我们的体力活。

　　那时，农村文化活动十分贫乏，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罕见，看电影可以说是农民精神生活的唯一期盼。我们每到一处，当地就像过节一般，身边围满了欢快的孩子。天还未黑，场地上就有人流涌入，其中包括周围村落的。由于受政治影响，可供放映的只有几部老片子，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再加上八部样板戏。老片子反复看，难免生厌，故事片还好些，对样板戏有好感的人不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唱戏几乎毫无兴趣。每年全县还要搞一次样板戏汇演，如何让民众接受真是煞费苦心，一般会搭配着故事片一起放映，否则有可能遭人起哄。对我们来说，最开心的是有新片放映。那个年代也出过几部新影片，如《春苗》《青松岭》《战宏图》《侦察兵》等。1976年后，形势逐渐宽松，很多影片重新上映，迎来了我们放映工作最辉煌的岁月。我记得《洪湖赤卫队》放映时，各个大队都来抢放映机，一个晚上要跑两三场，一直放到下半夜。在集镇上放映时，不光广场上挤满了人，就是周围的山坡上也是黑压压的人群，少说也有好几千人。这时候，放映的气氛很紧张，生怕出错。我换片的速度非常快，往往一盘胶片放完，用不到半分钟就能换上下一盘。时至今日，有熟悉的社员相见，还会夸我电影放映技术好。

我们长年累月在各个生产队轮流放映，吃的是百家饭。每次听说我们要来，队长会吩咐人去塘里抓鱼，或去镇上买肉，如果有新片子就格外重视，还会杀鸡。吃饭时，队干部经常会来作陪，烟酒是少不了的。老王好酒，举杯吃肉，有说有笑，没个四五两是不停杯的。自然，这天晚上的放映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吃是百家，睡则是一张床。通常放映结束，时间已晚，回公社路途遥远，我们被安排在农民家。我与老王睡在一张床上，天冷，两人还睡在一个被窝里。上了床，老王习惯地点上一支烟，会跟我聊一会奇闻轶事。

如今，那段经历已是陈年旧事，老公社不存在了，乡镇电影队还在下乡服务，设备很先进，只是昔日人山人海的盛况已难以再现。老放映员们说，我们为农村的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老乡们是不会忘记的。我想，也确实如此吧。

（孙立，南京中央路389号凤凰和鸣苑9栋2单元202，手机[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