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和东川的故事》，第三章

在楠

来东川，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踏上东川的土地，顿感天外有天。气候温暖着我的身，气氛温暖着我的心，苦闷的心情渐渐逝去。 有2000多年历史的“铜都”东川，1958年建市，成为云南省排行老二的地级市。地方虽小，名气很大，级别很高。“云B”的车牌号，也显示着某种殊荣。 多少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到这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奉献他们的青春。 东川东川巍巍群山 　矿山矿山，山连着山，山套着山。海拔4017米的牯牛山，雄奇险秀，傲视群山。 你没有去过东川，就无法想象那里的山有多陡，地有多贫，农村有多穷。就连市政府所在地新村，也找不到一块象样的平地。 与红火的矿山经济极不相称的，是东川本乡本土的文教卫生事业。文盲充斥，学校稀缺，教师严重不足，大量的适龄儿童无力上学而荒废乡间。 　建市之初，在文教局长蒋忠若的张罗下，徐声扬、曾德麟、张锡古、牛金荣、陈健群以及杨毅之、李存武、杨玉润等一批又一批的昆师生和高中生，先后来到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成为东川最早的乡村教师。 落雪、因民、滥泥坪的大山深处，活跃着他们艰难办学的身影；杉木、布卡、播卡的峡谷之间，遍布着他们访贫问苦的足迹；乌龙、法者、新田的山头之上，一个老师就撑起一所复式学校；绿茂、碧谷、块河的沟壑之间，一块黑板如同一面旗帜，展示着东川教育未来的希望。 这些外地人，豪情满怀，青春洋溢，活跃在东川十四个公社的山头峡谷之间。他们如同点点星星之火，成为振兴东川教育的稳固基石和首批栋梁之材。 周逢康，便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18岁来东川，一在就是一辈子。几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布拖布卡一百多个生产队。他走村串户，动员了一个又一个学生上学，开办了一所又一所小学。在几十年的奔波中，他成了有名的布卡通。松坪、奚家坪，这个坪那个坪他数次奔走；大荒地、小米地，这个地那个地，他地地皆熟；哪座山，哪道梁，哪里有小学，哪个老师在那里辛勤耕耘，哪些人才从那里走出，他如数家珍，一清二楚。他还闯出了一条著名的“逢康道路”，成了布卡的姑爷。他戏称自己“献了青春献终身，差点还要献子孙”。 逢康式的老师，又何止他一人！他们所做的贡献，应该载入东川教育的史册。 一所特殊的学校 　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日夜在东川的山脚流淌。江边有一个地方，名叫树桔。当年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曾在这里渡江北上。 1971年，东川开办了一所集师范医卫和普中于一体的中专学校。这所应运而生的学校，不办在城市，而办在树桔上来的半山腰间，一个叫做拖布卡（俗称“拖不垮”）的地方。此地距新村100公里，开办之初，无水无电无路，连教师都很难调来。决策者为难之际，让杨毅之挑起这副重担。 这所特殊的学校，实际上是“东川师范”、“东川卫校”和“拖布卡中学”的前身。由于她诞生于“五.七”二字誉满神州的年代，所以她有一个承载着时代光环的名字：“东川市五.七中学”。 这可是一所新型的堂堂正正地培养人才的学校，与那些“牛棚”呀、“迫害干部”呀之类的场所，丝毫不沾边。 当年清华、北大、南开搬来昆明，三校合一，起名“西南联大”。照此说来，这所三校合一的学校，也许应该叫做“东川联校”才对吧？ 恰逢此时，我们这批新招来的教师抵达东川；恰逢此时，命运之车载着我，来到了这所学校，成了这里的一名教师，应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那句古话。 　当我孤身来到布卡，身背行装，顺着铁业社后面的陡坡，向五七中学所在的山头行进之际，两个大辫子女生，抢过行李，把我迎到学校。布卡的民风使我感叹，学生的热情令我心暖。 当我初来乍到，同事们端茶送水，嘘寒问暖，百般照顾之际，我仿佛回到了家里，享受着亲人的关怀。 当我手提油漆桶，爬上梯子，在学生宿舍外墙上，书写教育方针之际，学生赞许的目光，使我信心大增，享受到被人尊重的快乐。 当我走进师一班教室讲“勾股定理”，走进医一班教室讲《卖炭翁》时，面对一个个神情专注、年龄比我稍小的学生，我意识到责任和使命。 当校长外衣一甩，带领学生开山炸石修公路，挥汗如雨建校园之际，我被校长的实干精神和领导风范深深折服。 　首任校长杨毅之，不以文凭取人，挑选了一些既有真才实学，又有奉献精神的年轻教师，撑起了这面大旗。 就是这样一批“小人物”，领着本乡本土的一群学生，在拖布卡的大山上，如同辛勤的园丁，用青春浇灌着土生土长的幼苗，与他们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来自大山深沟的学生，没有城市孩子的优越条件，但有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 八年间，随着寒署交替，冬去春回，幼苗滋润着东川本土的灵气，抽枝长叶，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六届师范生、两届医士生在这里毕业后，遍布东川每个角落。他们留得住，站得稳，能吃苦，干得好，成为文教卫生系统的骨干和振兴东川的栋梁之才。许多初高中毕业生，光着脚板出去，开着轿车回来。 就是这样一批“小人物”，挥洒自己的青春，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辉煌，一笔一划地书写着东川教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