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北京718

新客家人

　 五十多年前，我家住在北京酒仙桥的718大院家属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有许多大院：部队大院、机关大院、国企大院等等。718大院属于后者。

718这个大院有名是因为它是建国初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民主德国(东德)援建的，当年是进厂必查三代的神秘单位。它的全名是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由六个分厂一个研究所组成，内部代号718。

我的幼年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我只记得我家楼下路对面有个饭店或食堂，每天里面有穿着白上衣的人们在忙碌，还有就是在俱乐部看电影时吃苹果，苹果掉地下滚跑了，找也找不着。

我对718的了解是来自父母的聊天，以及在四川厂里听从北京来的师傅们的闲聊。再就是有一次看了关于718厂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建厂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设计厂房时，连太阳光对人操纵设备的影响这种细节都考虑进去了。在父亲的老相册里，我看见他和厂里的年青人与德国专家工作、联欢、野餐的情景。

那时我父亲是厂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团委书记，厂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川苍溪籍的老红军。因为这种上下级关系，在1968年支援三线建设时，我父亲被党委书记调到了四川。造化弄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父亲当时不担任这职务，也许可能还不会来到川北的山沟里，我也还是北京人。

然而，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就像是颗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四散开去，飘向命运的远方，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半个世纪过去了，从北京来的那群人，有许多已经故去，活着的也已垂暮。九十年代关于三线人，有这么一句顺口溜：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88年10月，国家颁发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纪念章，好像条件是要满三十年才有，我父母各荣获一枚，这时我母亲已退休三年了，她的证书上写着：从事国防科技事业三十四年。我父亲是三十六年。

　　这是国家对他们一生工作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