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社丨 以诗取士成就大唐七个盛世

大唐诗社

作者：东湖

　　余沉溺唐诗久矣。读唐诗、习唐史，经年不辍。回溯那个距今已一千一百多年之盛世，余竟发现有七个盛世：唐太宗之贞观之治、唐高宗之永徽之治、武则天之武周之治、唐玄宗之开元盛世、唐宪宗之元和中兴、唐武宗之会昌之治、唐宣宗之大中之治。何谓盛世？勿庸讳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与大唐三百年相比，两宋有四个盛世：宋太祖建隆之治、宋真宗咸平之治、宗仁宗盛世、南宋孝宗乾淳之治。大明有三个盛世：明太祖洪武之治、明成祖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清有两个：康乾盛世和咸同中兴。纵观封建王朝之盛世和大治，首先是皇帝英明神武，从善如流，治国有方，没有一个是暴君、昏君、庸君，更没有胡乱折腾，倒行逆施。都是各朝各代最有作为之君主。治世能臣、名相名吏、文化名人皆出此世，盛极一时。如宋仁宗盛世，唐宋八大家中竟有六位名家，出在此朝。文化风流，千古仰望。再者，每个盛世，几乎都给后世留下了丰硕的文化遗产，有的甚至成了永远难以超越的文化高峰。如唐诗、宋词、明之《永乐大典》、清之《红楼梦》等文化极品，全部诞生在此时。时至今日，都是中国文化之高标。

唐、宋、明、清都是存世三百年之大帝国，缘何大唐产生七个盛世？遥遥领先诸朝。认真研究其原因，竟然是以诗选士的制度成就其伟业。换句话说，大唐选拔人才的标准，是通过诗歌创作水平来鉴别人才，将天下第一流的天才英才选拔出来，创造了前所未有之奇迹。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标准是不一样的。大秦至汉早期以军功为主，故猛士如云，武将特别容易擢升。汉武帝，想提拔他的小舅子李广利。尽管贵为皇帝也不得不安排李广利从军建功，才能实现其目的。汉武之后国家大治，几无军功可言。于是创立了“察举制”，即以地方官员为主，向朝庭推荐人才。这种制度的最大弊端是，地方官一旦失去公心，推荐出来的人才，不是权贵子弟，就是花钱买官的庸才。最终，英才在野而小人满堂。三国时期，诗人出身的皇帝、魏国之主曹丕，深知“察举制”之弊端，开创了全新的用人机制“九品中正制”。即为以地方官为中正，建立“人才库＂分为九等，由中央考评任用。开始，这种制度实施的很好，为魏国网罗了大量的人才。时间一长，更大的弊端出来了：官二代、富二代全部挤进人才库，寒门子弟几乎没有上升通道。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到南北朝，愈演愈烈，几乎形成了世代垄断的门阀大族，权力影响甚至超过皇家。无论谁当皇帝，只要选人用人，只能在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瑯琊王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江东萧氏等几大家族中选才用人。其他寒门子弟，根本进不了皇家视野之中……

隋朝为打破氏族垄断，破天荒创立了“开科取士＂制度。然大隋国祚很短，尚未形成气候，就国破家亡了。真正将“开科取士”推向极致的，便是继之而起的大唐王朝。

大唐出自晋阳，太原诗人成就了唐诗半壁江山。

太原公子李世民，世人皆知其控弦百万，攻无不克。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而不知其诗赋才学，冠绝一时。现存晋阳《晋祠之铭并序》，丝毫不逊后世王勃之《滕王阁序》。李世民立国之初，用才之道，无非两类。一类是太原从龙，开国勋臣。继续戊边镇夷，开疆拓土。另一类，便是文学馆十八学士，当世诗赋名士。温大雅、魏徴、房玄龄、杜如晦等等皆入门下。太宗先后擢其为相。立典章、树规范、选贤才、开新政、施良策、辨得失、刊旧籍、资后人。终成贞观之治。高宗亦用其策，遂成“永徽之治”。武后主政，初唐“四杰”王勃、杨炯、陈子昂、骆宾王俱为少年天才诗人，名满天下。皆恶武后，身受其害，遗于乡野，痛斥恶政。特别是骆宾王，飞檄传世，怒暴其恶，四海皆惊。武则天读罢，心灵震动。如若寻常帝王，皆生暴戾之心，诛其九族，以泄私愤。武后伟大之处，善于从对手痛骂之处，反思不足。数次责备宰相：如此经略天下、诗名四海之才，焉能附逆，不入宫阁？良久思虑，比选历朝选贤之制，重启大隋“开科取士”之法。此举不设门限，公平竞争，除考墨义、帖经、策论、面试等等之外，最关键的是“省试诗”，即入围人员，要在朝堂之上，当场命题，当场作诗，评定优劣。状元、榜眼、探花及进士由此产生。“以诗取士”之法，彻底废弃了汉魏以来的官员推荐制和贵族投票权，门阀子弟与寒门学士同步竞争，为寒门俊秀彻底打开了上升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大批优秀人才，从此入朝参政。源源不断之新鲜血液，成长为国家柱石。大唐从此日益疯长，光芒四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皇武则天是大唐昌盛基业的真正奠基人，千古一帝之名，丝毫不逊色于汉武唐宗。

女皇“以诗取士”制度创立之后，大唐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诗人，前赴后继，进入了朝廷，其中不少成为国家的柱石。王维、王昌龄、岑参、高适、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韦应物等等纷纷中举……其中王维等还成了状元。不少诗人登上了宰相高位，辅助君王成就大治，传为千古佳话，如唐玄宗与姚崇、宋璟、张九龄；唐宪宗与裴度、王播；唐武宗与李德裕；唐宣宗与牛僧孺、白敏中等等。但大唐最著名的诗人李杜，却与“以诗取士”失之交臂。李白天纵英才，看不起科举一途，未参加考试，却因诗名获职。但其个性狷傲，与人很难相处，挂靴而去。杜甫，生逢李林甫当政，专权弄柄，屡试不中，凄苦一生。然，诗人一旦中举者，英才名士居多。

诗人治世，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异于常人。

其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多世之君子。经世济民、报国安民是其人生宗旨。故，诗人最多进取精神，最少贪图安逸；最多天下情怀，最少个人得失；最多大局观念，最少蝇营狗苟；最多选贤用能，最少结党营私；最多建功立业，最少安于现状；最多悲天悯人，最少薄情寡义。因此，诗人无论为相为吏，除诗名满天下，功业亦传之四海。“白杭州”、“韦苏州”等等无不如此。诗人君子，重道德而不重权谋，重民心而不重机巧，重羽毛而不重贪墨。

其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一首好诗，表面评判是格律之美，深层次原因，功夫在诗外。源于诗人的修养，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修养。读诗养文气，读史养智慧，读哲养正气。如此修心修身之人为官，必是国家柱石，兴国名臣。有文气者，必言之有物，滔滔不绝，囗吐莲花，出口成章。有智慧者，必开天眼，明古今得失，辨贤愚之道，择前行之路，成圣明之治。有正气者，不屑奸巧之学，不入淤泥之径，不行小人之道，不复愚昧之为。大唐那些诗人宰相温氏三杰、张九龄、裴度、李德裕、元稹、白敏中等等诸如斯。岑参、高适、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等等诗人高官，无论在庙堂，无论在州吏，皆是千秋佳话。

其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秦时以愚民、弱民、疲民而施苛政。孔孟之后，诗人君子主仁政、善政、德政；痛斤恶政、暴政、苛政，同时也鞭笞平庸之恶。诗人多君子，君子多行孔孟之道。君子远小人，小人苛政猛于虎，暴政猛于蝎，恶政猛于豹。所谓诗人君子者，达济天下，穷善其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司空图是也。宁隐庙堂山林，不与恶也。后世以降，结党营私，以苛政、暴政、恶政广施之，不以为耻，反以治国有道，治世有术，御民有策。民皆畏之，草皆割之。殊不知，政生毒疮，百代皆骂之，岂能有福焉！是谓：诗人君子坐庙常，而知君王百姓之忧而忧。去江湖之远，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独立高标，梅兰竹菊，忘山海之远而远，诗人也，君子也，仙客也。

唐宣宗之后，皆为昏君。上不识治国之道，下不识用贤之策。诗人君子隐之山林，国亦亡也。

大宋立国。太祖太宗皆圣皇，取之唐制，亦有更新。宋初，以诗文取士代之以诗取士，尤以仁宗嘉佑二年为盛。状元榜眼探花虽不知名，同榜三百余名进士，皆为天下英才。八大家中苏轼、苏辙、曾巩入榜；理学大师程颢、张载题名；名相名臣吕惠卿、章惇、曾布高中。主考为文坛盟主欧阳修，天下英才，一榜尽收者，唯此一举。

拗相公王安石主政。厌司马厌二苏，改弦更张。科举，由诗文取士变更为策论取士。貌似解决实际问题，意外招纳大量投机分子。其故后，弟子蔡京、高俅、童贯等主政，恶政暴政横生，终致“靖康之耻”，国破家亡。

大明大清，废宋以文取士，更废大唐以诗取士。独创“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为标准答案，分破题、承题、起题、入题、前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四六对仗，三五成句，前后押韵。这种单纯靠死记硬背为天下选才，最终选拔出来的，既不是大唐的天才，也不是大宋的英才，而是彻头彻尾、俯首帖耳、上恭下倨的奴才。特别是晚清，甚至出现：愈无耻愈发达；愈流氓愈高升。匪夷所思。故，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既无大唐之江河奔流，亦无大宋之诗酒风流。

我们今日之选士制度，可能离唐宋太远，而距离明清过近。故而，因袭明清的东西太多太甚。按毛主席的说法：反对党八股，党八股祸害太多。

一个知名作家曾言：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人文修养。政治家有文学的想像力、哲学的思考、史学的睿智和识才选才的眼光。政客没有理想、没有情怀、没有底线、没有修养。唯有贪欲、无知和结党营私。

回望大唐，七个盛世。那个以诗取士的制度，选拔了中国第一流的天才英才，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壬寅仲夏 东湖书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