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忆学生时光

琴 客

学生

学校

老师

小学

船工

我们

四中

劳动

中学

上课

　　--中小学同学会之感

周志良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圣水小学读完一年级，升二年级时，乐山县要新建一所重点小学，学生从城里的小学中抽调组成。圣水小学就把我们班整体调给了新学校。由于新学校当时还没有建好，我们就被转到了县街小学学习。当时县小教室桌凳不够，老师还组织我们学生到航运小学搬来桌凳。

1966年春，新学校建成了，我们搬进了新校舍。当时学校的名字有两个：一是叫新建小学；一是叫人民路小学。因为学校在人民路旁边，正式名称就叫人民路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又将人民路小学改叫新建小学，一直沿用至今。

学校刚建成时，一切都是新的，条件确实很好。两幢对称的教学大楼，有16间教室。明亮的门窗，雪白的墙壁，崭新的桌椅，漂亮的黑板和讲台。每个教室里都安装了日光灯，配有洒水壶、扫帚、撮箕。学校里还有许多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等体育器材。还有图书室、保温桶、小搪瓷喝水盅等。

　　搬进新学校初期，我班转入了一些月儿塘小学的同学，还有8815部队几个讲普通话的子女。他们的加入，为我班带来了新的活力。

搬到新学校后，全校师生参加了很多劳动。首先是美化校园，我们栽种了许多树苗。其中桉树栽的最多，因为这种树长的快，且长的直。全校师生还到王浩儿河滩上运回很多河沙，把学校那些坑坑洼洼的地面填平。

那时学校劳动多是学生自带工具。我们班上有的同学家长在搬运站工作，每次学校劳动，都叫这些同学借木板车大箩筐来运沙土。众多师生在一起劳动，说说笑笑的非常热闹。

说实话，当年的学校生活很值得怀念。老师认真地教书，学生认真地学习，学校对师生要求严格，管理的很正规。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任，主要精力都用在学生身上。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

到新建小学上学后，班主任是罗金兰老师。她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年轻充满活力。她家可能是农村的，刚到我班时，一些同学见她黑里透红的脸颇，穿的衣服、说的话都比较土，背后笑话过她。但是，她没有生气，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夏天的时候，她要求同学们必须在家睡午觉，不准下河游泳，并亲自上门检查。

1966年下半年，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小学生也卷入了这个洪流。运动初期，学校叫我们晚上上街搞宣传，唱红歌跳红舞。

我略记得：毕建芝普通话好，负责报幕；龙泉同学的童音又高又亮，每次都唱“春雷一声震那天，韶山出了红太阳”歌；有个家长在京剧团姓苏的同学，每场都会唱样板戏片段；女同学们又唱又跳表演民族歌舞.....

　　不久，学校组织师生提意见，同学给老师提，老师给领导提，老师之间互相提。先是在会上提，后来就写大字报提。我也常常去看学校贴出来的大字报，了解老师之间、老师与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而判断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以后，学校又把老师分了类。一二类是好的，三类是比较好的，四类是坏人，称为黑四类。

学校里叫罗兆鹤的女校长划成四类分子。她被批判后，整天在学校劳动。见她虚胖的身体，吃力地做着又脏又累的体力活，我心里真有些同情她。

以前，听老师说她是四个小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有教学经验和领导能力，我就比较敬重她。而现在说她是阶级敌人，要我们去痛恨她，我不太接受的了。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不了解。但我常常悄悄打量她，从她干活的态度看，是很认真的。她挑沙子，和灰浆，搬砖头，弄得一身灰尘。认为她是好人，不是我在电影、小说中看到的坏人的那种丑恶形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上逐渐变的动荡不安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学习秩序、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影响。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两派政治观点不一致的群众组织。学校的老师各自参加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各自的组织战斗去了。因此，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变的乱了。老师不安心上课了，学生也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上课不守纪律，给老师出难题，甚至吵嘴打架。学校的各种公共财物被随意破坏，图书资料不翼而飞，体育器材七零八落，门窗桌椅残缺破损。一个好端端的崭新学校，很快被破坏的破烂不堪，令人很痛心。

　　社会上越来越混乱后，许多家长就不让自己孩子到学校了。后来所有小学的少先队组织都改成为红小兵组织，将少先队的红领巾改为红小兵袖套。由于红小兵人小，辨别是非能力低，在混乱的岁月里，实际也是名存实亡。

从1967年春开始，社会上更加动乱不安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完全瘫痪了。我们几个耍的好的男同学每天到学校看一看，见不上课，就到附近的农村里玩，到山上去打游击战；或者在教室里把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或到学校外打篮球等。每次都要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家。

面对社会上和学校里的混乱局面，罗老师有一天把我和部分同学叫到她宿舍，说社会上现在比较混乱，学校已经基本停课了，叫我们暂时不要到学校了，过一段时间形势好了再来学校。她还说，你们已经能分析一些事情了，平时要多观察，多动脑筋，多思考问题，多接受新鲜事物，要学习好的东西，在外面还要注意安全等。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到学校去了。以后，乐山两派发生了严重的武斗，造成社会秩序大乱。大批解放军进驻乐山后，局势才稳定了。

1967年秋，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工人开始上班，我们学校也开始上课了。但是，以前的教材不能用了，新编教材又没有发下来，上课就是学习一些报刊文章、毛主席的语录、诗词等。

　　当时毛主席对学生的题词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由于毛主席要求的内容多，读书没有正式教材，学习时间又不保证，真正用来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不多。

1968年，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号召后，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就派进了上层建筑的很多领域。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学校里的一切事务都要请示他们，接受他们的领导。

派进我们学校的是通用机械厂的工人宣传队，他们来学校后，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协助老师维护学校和课堂秩序。每学期的学工时间，带领我们到工厂干活。

我是比较喜欢到工厂劳动的，因为在学校学不到什么知识，能到工厂去向工人师傅学点技术也很不错。通用机械厂不太大，主要生产电动机和煤斗车。有六七个车间，每个车间我都去劳动过。

我们到工厂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一般帮助车间里搞些搬搬运运的活儿，或者是给车间里打扫卫生。有些工人师傅比较好，主动向我们讲各种社会知识，有时也教我们干点技术活。

有一次我在钳工车间劳动，工人师傅教我们给电动机外壳上的端盖拱丝，他们说，这种活以前要满2年的学徒工才给干，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规定了，教你们干，让你们学点技术。我们在他们的指点下做，心里乐呵呵的。那时工厂制度也不严，产品质量好坏无所谓，工人工作多少、工作好不好也没有考核，所以我们替他们干一点，他们就少干一点，他们我们大家都高兴。

　　我觉得让学生参加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把学校学习的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联系实际讲是对的，确实很有必要。通过实践证明，让学生走出课堂，到生产活动的实际中，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培养爱学习、爱劳动、爱人民的观念。

1969年，我读完了小学。由于县城里的中学因为搞文化大革命瘫痪了几年，才恢复上课不久，学校师资力量还未完全配齐，不能按照正常制度接收新学生。

当时已经没有考试入学的说法，各个中学里66届、67届、68届小学毕业生同时在一起学习。三届的学生一起进中学，编入同一个班学习。因为学生太多，年龄和知识程度差异比较大，老师教起来很吃力。加上学生已经在社会上晃了几年，心比较野，在教室里坐不住，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调皮捣乱，使学校的教学秩序很不正常。我们69届的小学生毕业后，中学已经没有能力马上接收。

我们一时进不了中学，只好在小学里读中学课本，那时社会上把这种初中班叫戴帽子的初中。由于是小学自己组织的力量办初中，师资力量弱，多数老师是现学现卖，他们上课感到吃力，我们学起来也吃力，特别是有的课程需要做实验，而小学根本没有条件，教学质量完全无法保证，学生和家长都有不少意见，社会上反映也强烈。最后，地方和学校领导人也感到维持不下去了，才想尽各种办法，克服了不少困难，把我们城内小学戴帽子的初中班转进了正规中学校里去。

　　我们新建小学有2个班，约100名学生，属于城区一街范围的同学划到了四中，其他同学划到了二中。从此，我告别新建小学，进入了乐山四中。

四中学校在我家的河对面，人们称为“过河过水的第四中”。文化大革命前，乐山城里就这么几所中学，人们的看法是：王浩儿的一中教学质量高，称为“又红又专的第一中”。老霄顶山下的二中以前是女子中学，被称为“妖妖精精的第二中”。在关帝庙的三中是男子中学，，被称为“调皮捣乱的第三中”。四中在河对面，所以被称为过河过水的第四中。在372医院对面的五中是高中学校，就这么一所独立的高中学校，学生学习很努力，学习风气好，被人们称为“勤学苦练的第五中”。

当年除了这几所公办的中学外，乐山城里还有几所民办中学。如草堂民中、嘉乐民中等。我读的四中，校址在岷江东岸，学校房子主要分布在两个山湾里。由于离城比较远，学生可以住校，男女学生分住在不同的山湾里，教室大都在男生湾的山坡上。全校师生共有千余人。

读四中是比较艰苦的，那时岷江上没有桥，上学要坐船过河，每天来回两趟。过河的渡口有三个，分别是迎春门、水井冲、王浩儿渡口。坐渡船过河要买船票，每人每次一分钱，这是照顾学生的票，不是学生的其他人就要两分钱一张票。所以，读四中的学生除了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交学杂费以外还要多花过河费，每年大概要五元钱。这五元对当时来讲，不是一个小钱，因为那时的工人一个月工资就二三十元，对我家来说就更是不小的负担。

　　在四中读书的学生大多是城外的人，而且大部分又集中在水井冲至张公桥一带住。因此，每天有几百学生在水井冲渡口过河，给渡口带来很大的压力。渡口的船工只有六七人，渡船二三条，每只船只能载三十人左右，载学生最多也只能是四五十人。

说起那几个船工，是很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约50岁的人了，除了工作非常辛苦外，还常常要受学生捉弄。有些学生根据船工的长相给他们每人都起了外号，经常无理取闹。上船后，这些学生为了寻开心，有意惹船工生气，叫船工的外号，说侮辱船工的话，引起船工骂人。

由于学生多，渡船少，每往返一次要半小时左右。为了上学不迟到，每天早晨过河时，大家都要拼命去挤船，几乎每天都有被挤下河的学生。

因为学生太多，船工很不容易收齐船票，为了收到票，他们便经常把船停靠在离河岸一丈远的地方，从船上伸出一块跳板来，跳板只有一尺来宽，只能容许一个人一个人的上。

每次都是船一到，船工把跳板伸出来，学生就一窝蜂往跳板上挤，互相你推我，我推你，谁稍不注意，就要被挤下河去。男同学力气大，一般都先挤上船，抢占了座位。女同学一般也知趣，让男同学先上去，然后再上。上了船一般也只站在船头上。

但是，也有逞强的女同学，也象男同学那样去挤，但根本挤不过男同学，经常要被挤到河里去。女同学不比男同学，男同学掉到河里，大家哄笑一场，他自己苦笑一下就没有事了，而女同学可不一样，她们一旦落水了，大家哄笑的更欢，她们一被人哄笑，马上就会“下雨”，哭着往家跑，起码当天不会到学校上课了。

　　每天挤船总是早晨上学和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由于船少人多，秩序总是不好，学生中那些调皮的人，总希望船装人越多越好，人越挤越好，这样逃票的机会就大些。

有时候，船工在上船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到票，就把船撑到河中间，停下船来收票。即使这样，由于船装人太多，船工在船上很不容易走动，总有少数滑头的学生会混过去。

由于贪玩之心，少数调皮学生还常常在船上故意摇船，使船在河里摇晃的很厉害，很危险，吓得不会游泳的同学惊慌乱叫。

船工对学生的这一手也非常惧怕，因为船一旦摇翻了，学生发生了事故，他们要负责任。因此，每次只要学生故意摇船，他们就要破口大骂，实在摇晃的厉害了，他们就停下来不撑了，把那些故意摇船的学生寻找出来批评。

学生那时不懂事，摇船是为了开心、好玩，我有时也会觉得好玩，摇摇晃晃，飘飘然然，很有趣味。因此，我也悄悄参与过摇船。船在水上运动，坐在船上本来就有轻微的摇晃，只要船上有人有意识的将身体顺着船自然摇晃的摆幅移动，船摇晃的幅度就会越来越大。

但每次见船摇晃的厉害了，我就不去参与了，毕竟这样的玩笑不能开大了。每当船摇晃的太凶，有可能翻船时，我也会提心吊胆的。尽管自己会游泳，但是船上的人太多，如果船翻了，掉下水的人在混乱中，死死抓住你，那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是冬天，人掉进河里是很冷的。反正只要翻船，总是不好的事情。因此，我也很讨厌那些开玩笑没有分寸的学生。

　　有一次，大概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放学回家在水井冲渡口，我挤上船后。由于船上的学生很多，我挤到了船舱后面，也就是后领浆掌舵的地方，我和几个学生坐在船尾边沿上。那天船上的学生特别多，也特别调皮，把船摇晃的非常厉害。

由于船上的人很多，船吃水深，船摇晃的最厉害时，船边沿与河水的水平面快齐平了，河水几次差丁点就要漫进船里！船工们十分惊慌，完全失去了常态，有的怒火中烧，大声漫骂；有的哭着哀求：“同学们、小先生们、小老子们，不要摇了！不要摇了！”“你们的家长在等你们回家，你们还活不活了？”

船上的学生随着摇晃出现的险情，一阵阵惊慌的叫喊，连岸上的人们也在高叫：危险！危险！站在船前面的许多女同学，有的尖叫着，有的哭喊着。真是万幸啊！最后船终于摇摇晃晃靠到了岸边。

下船时，我见船工们全身被汗水湿透了，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害怕，个个满头大汗，脸色铁青，虎视眈眈地瞪着下船的男同学们。但是，对于这些似懂事又非懂事的学生，船工们又有何奈何呢？只能干生气。

到了夏天洪水季节或初冬浓雾季节，为了保证安全，提高渡河能力，木船运输社就要派大驳船来当渡船用。大驳船容量大，一次可装二三百人，有汽划子牵引，速度又快，我们特别喜欢乘坐这种船。

　　不过，船大也有大的难处。有一个冬天的早晨，雾罩特别大，能见度只有一米左右，如果是木船，这样的天气就不开渡了，学校也因此会停课的。那天因为是大驳船，就照常开渡。可是，由于雾罩特别大，船离开渡口没有多远，就迷航了。

船在河中，一会儿往左驶，一会儿往右驶，一会儿往上驶，一会儿往下驶，就是分不清方向。只见水手们拿着测水速度的标杆，不断测量河水的深浅，流速。但是，冬天的岷江水量不大，水流很慢，按照乐山人的说法就是二流二流的，很难准确判断水情。为了防止与其他船只相撞，就不停地鸣汽笛，并慢慢地往估计的岸边靠。

没有一会儿，突然一声闷响，整个船十分剧烈地震动了一阵，同学们惊叫了起来，原来是船头部已经撞到了对面河岸上，有十几个女同学一下子掉到了河里。

在这危急关头，开船的船工立即将船退离岸边十多米，船工们抢起船上的救身器材慌忙往河里跳，在河水中拼命抢救落水的学生。

船撞岸的地方正好是木船厂外面，厂里工人们发现出事后，都跑出来了，有的拿着救身衣，有的拿着竹竿，还有的拿着门板。由于很多人及时参加抢救，很快把落水的女同学捞上了岸。

那天早晨很冷，被救上岸的女同学全身衣服都打湿了，冻的发抖，有的在不停的抽泣，还有的可能喝了河水，被淹的奄奄一息。工人们把她们背到木船厂里去了。

以后，大雾逐渐散去，我们赶到学校后，学校已经知道了学生出事的情况，全校都没有上课。各班老师都焦急的等待自己班上的学生，打听学生的情况。一会儿，学校领导宣布今天不上课了，全校老师都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弄清每个学生的情况，并对家长进行慰问。

　　事后得知，幸好那天没有学生淹死，除了十几个学生落水受到惊吓外，其他基本平安无事。

在四中读书对我们住在河对面的学生来说，很不方便，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天三餐可以在家里吃，而我们由于路远，每天都要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当然学校也可以买来吃，但那时学生家里普遍比较贫穷，在学校吃住的学生很少，大多数都是自己带饭。

我们带饭的学生都是早晨把饭菜装进盅盅里，拿到学校厨房，让厨房加热，中午端出来吃。厨房给大家蒸饭要钱，大盅盅2分钱，小盅盅1分钱。这样我们读四中的学生就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又要多花蒸饭钱。有的家几个子女都读四中，一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庭经济困难的，就会感到压力很大。正是这些原因，不少学生在过渡船时，就耍滑，为了逃票，能躲就躲，能混就混。

最让我们烦恼和伤心的是自己带的饭自己吃不上。由于学生多，中午取饭盅时，秩序很乱，常常因为拥挤哄抢，把饭盅挤倒，使饭倒在桌子或地上浪费了。饭盅被挤倒浪费了可以看见。

最气人的是：有的学生自己带的饭少不够吃；或看见别人带的饭菜好吃；或自己根本就没有带饭，而在取饭时乘大家拥挤，便浑水摸鱼，将别人的饭盅偷偷端走，藏到山上去吃，吃完了把空饭盅扔在草丛里。

有这些调皮的学生存在，就把全校学生搞的人心惶惶。每天只要是上午最后一节课，大家就老是牵挂着自己的饭盅。估计快到下课时，便把书本收好，坐着等下课，一旦下课铃声一响，便焦急地看着老师，只要老师说可以下课了，便象脱玄的箭，出膛的弹，直向取饭处奔去，赶紧寻找自己的饭盅。

　　进入正规中学后，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音乐、体育等课基本都有了，老师全是资格的中学老师，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就是跟小学的不一样，他们上课很自然、轻松、有的还很风趣幽默。不象小学老师上课有的结结巴巴，甚至紧张的直冒虚汗。

中学的学习内容比小学增加了很多，但是，比小学有意义多了。尽管那时学校在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后，社会上“读书无用论”很盛行，而我没有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头脑里始终很清醒地牢记自己读书是不容易的。家里除大哥读了大学外，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连初中门都没有进过，我一定要珍惜读书的机会，努力学习好每一门课程。当时，只要是老师讲课，我都会专心听讲，凡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会自觉认真去完成。

其实，那时学生的负担轻得很，老师传授知识时间有限，内容不多，因为教材不光少，而且内容乱。一会儿学省里编的教材，一会儿又学地区编的教材，没有统一的课本。每一种课本在每学期从来没有完全从头至尾上完过。大多数老师讲课很随便，愿讲多少就讲多少，学生学的也很自在，师生都没有多大压力，考试也是走过场，及不及格没有关系，不会担心留级，人人该升级时照样升级。稍微认真一点，下不了多大的功夫，就会轻松掌握老师每天讲的内容，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那时和许多学生一样，很少把书包带回家，放学后，把书包放在书桌抽屉里，第二天拿出来就是。有的同学对书本很不重视，丢了也不着急，有的上课书也不拿出来看，还有的学生一学期就没有认真翻几次书，从来不完成作业。上课就带个身体，睁着眼睛看着老师，竖着耳朵听课就行了。他们最喜欢有人捣乱，只要有人开始捣乱了，他们就赶紧响应，并且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不太认真学习的学生，老师在上面讲课，他们就在下面看连环画，看小说，吃东西。女同学有的还在课堂里勾花，打毛线，而男同学有人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老师看见了有的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有的就睁只眼，闭只眼。实际是不敢过问，怕学生与他吵闹。

老师那时不敢多布置作业，不敢多讲新内容，多了学生要吵闹。有些负责任的老师常常哄着学生上课，哄着学习，甚至是求着学生。在讲新课时，只要看见有的学生不耐烦了，马上说：没有多少内容了，只这点，马上就完；在布置作业时，也是这样，只要有学生说太多了，老师就说如果多了，就减少一点，保证大家不拿回家去做。

当时，为什么老师怕学生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学校的老师被学生批判，说他们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学校复课后，许多老师都心有余悸，怕学生胡来，不敢得罪学生。

　　那时的学习负担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以后踏上社会，才明白在学校虚度了年华，浪费了宝贵的学生时光，特别是遇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时，更加后悔莫及，甚至会产生抱怨情绪，怨我们的命苦！

在中学读书时，学工学农的劳动时间长，次数多，每学期至少一个月。学工的地方仍然是通用机械厂，这也是四中挂钩的工厂。学农劳动就在学校办的农场内。农场在岷江大桥东面的山沟里，面积有好几座山，田地有不少。

全校除了成立有专门的学工学农小组外，还统一安排师生轮流去农场劳动。每一年还下达了每个师生要积多少斤肥料，送几担粪到田地，开多少亩荒地的任务。

我们第一次到农场劳动时，在农场负责的老师首先给我们讲农场的现状，向我们描绘建设成大寨农场的美好蓝图。

对于我们没有什么了解的学生来说，听了老师绘声绘色的宣传后，感到农场发展前景很鼓舞人心，有心潮澎湃的激情。分配干活时，我们都很卖力气。要我们开荒造大寨梯田时，我们几个男同学轮流掌钢钎、挥铁锤。

砸石头开荒这种活很费劲，稍不注意就容易伤人，而且体力消耗很大，干不了一会儿，肚子就饿得咕咕叫，吃饭是自己家里带的，农场劳动一天，每人每天只补助一两粮食，根本补偿不了劳动的消耗，干不了几天，大家累的腰酸背痛，全身象散了架子，再也不想动了。

拼命劳动了几天，大寨梯田没有造出多少，心里虽然有点灰心，但是，大家还是咬牙坚持住，因为参加劳动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教育方针要求的。

　　那时我们学生的心灵都是很单纯的，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劳动改造的对象，越是感到累人，越是认为自己是缺乏锻炼，越应该加强改造，苦和累正是磨练和考验自己的时候。

记得劳动结束时，自己在总结中写到：通过劳动锻炼，自己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尝到了汗水冲私心，劳动炼红心的甜头。自己要永远向劳动人民学习，将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经过艰苦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不怕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中学时代，按理说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很重要的时期，但我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学校因文化大革命冲击停课几年刚复课不久，学校秩序比较混乱，教学制度不健全之时。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被丢进了垃圾堆，新编的教材既缺乏又很不统一。开始学的是乐山地区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两本又大又厚的书，一本叫《工业基础知识》；一本叫《农业基础知识》。平时，我们就叫“公鸡”和“农鸡”。上课时，老师叫大家把书拿出来，我们就喊拿“公鸡”还是“农鸡”，弄得老师也会笑起来。

我读初中是从1969年9月开始，到1972年1月毕业，上中学时间只有两年半。如果扣除劳动和政治学习时间，真正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每天课程除了语文、数学有一节课外，其他的功课每星期多则三节，少则一节，加上那时学生学习态度不很端正，老师大都教的不很认真，课堂秩序不好，所以，在读中学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

说实在的，其实我在小学、初中都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1963年开始读小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严格讲，就一直没有正正经经读几天书，稀里糊涂读完了小学，又稀里糊涂混到了中学毕业。后来我的不少同学继续读高中，我参军离别了家乡。

2022年7月中旬

《五十年后的同学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