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孙李建生：爷爷提倡简易生活，富在心而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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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报人·第2444期】 李大钊之孙李建生：爷爷提倡简易生活,富在心而非身 🔶原创 红船融媒 红船融媒 　　“他说话不像电视剧里演得那么慷慨激昂，相反，他讲课时是很沉稳的。两只手往讲台上一撑，再慢慢给大家讲革命”。在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人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印象，多来源于教科书里“最早将马克思传入中国”的描写，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很多人重新了解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革命者形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值“七一”建党节前夕，红船编辑部专访了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听他讲述李大钊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以此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建生 01. 简易生活 李大钊一生节俭，反对奢侈, 衣食住行，均不讲究。罗章龙曾在回忆录里评价他:“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1918年1月, 李大钊经章士钊举荐,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往后十年间，他的职位一路晋升到了教授，月薪也由120元涨到了牺牲前的280元，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 “一套房子也就几百元不等, 贵点的五六百，便宜点的三四百”,李建生介绍道。在北京居住的十年间，李大钊携家人搬家七次，住了八个地儿，但均为租房，从未购置房产。 👆李大钊 “院子环境也不太好, 五百平方米的三合院,属于‘三级跳坑’”。“三级跳坑”住房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种住房现象，由于住房破旧，且房屋不断沉降，导致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 除却民国时期的军阀政府为争权夺利, 经常推迟拨付教育经费，导致大学拖欠教职工薪资的缘故，即使能按时领到薪水，乐善好施如李大钊，工资也多半用于支持革命活动或接济贫寒学生，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预扣部分工资交予其夫人赵纫兰，来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置房也就无从谈起。 孙中山的后勤处处长宋仲彬也曾在回忆录里，提到过李大钊的“不讲究”。 　　1922年8月，李大钊受党的委托, 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宋仲彬看到李大钊鞋袜破旧，不太重视个人衣着，出于对孙中山的尊重，他便将李大钊的鞋袜换成了新的。 “并非他不重视这次会面, 而是他觉得简易生活是种很好的生活习惯”李建生解释道,“他还曾专门写文，关于如何看待奢华与简朴两者之间的关系”。 衣着并不代表轻视, 孙中山理解这一点，二人一见如故,“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很成功。 简易生活体现在“行”上, 便是步行。李大钊上班路很远，从文化胡同24号到北大红楼，5.6km的路程，每天都是走着过去，很少坐车。 “当时胡适有汽车, 但我爷爷就坚持走路上班，汽车在当时可是奢侈品”, 李建生称。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 不管规定有多约定俗成，只要是他认为有奢华之处，便会果断弃之。 李大钊喜好书法, 作品却无印章。 其长子李葆华曾在《我的回忆》中记述:“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山水诗，也写对联。他写字不盖章，那时好像都不盖章。” “他认为印章是种奢侈,自己没有,也根本不用”,李建生称,“当时主要将田黄玉作为印章，但这种玉非常昂贵,‘一两田黄十两金’,所以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他书法作品，有印章的多半是假的。” 02. 富在心而非身 李大钊对物质需求很低, 对精神方面却极为看重。 李大钊和赵纫兰共育有5个子女, 家中来客众多，常有人误将赵纫兰认作保姆，将李大钊子女当作乡下小孩。 “有次来客看到我二姑站在院子里, 穿着农村里的大棉袄，棉袄前头和袖子上都蹭了很多油，都说根本看不出是大学教授的女儿。”李建生说道。 　　对此李大钊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对子女的精神教育,“实事求是”便是教育方针。 “有次我大姑在家唱孔德学校的校歌,我爷爷听后就和我大姑说：歌挺好听的,但歌词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解放前的孔德学校建在臭水沟附近，环境较为恶劣,“沟里头飘着死狗死猫，并不像歌曲里描绘得跟公园似的”。 李大钊和大女儿耐心解释,“在唱歌或写文章时得注意，一定要实事求是”,许是为了安慰女儿，末了他补充道,“没关系，有朝一日，这个地方一定能变得像公园一样。” “这话一点儿也没错”, 李建生挺了挺身,“现在已经变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成了北京市中心的最大街心公园了。” 李大钊很疼爱子女, 也颇讲究教育子女的方式，除了要求实事求是，他也尤为注重孩子生活的体验感。 　　👆1973年9月, 李大钊子女合影。李欣华(左一)、李葆华(左二)、李星华(左三)、李光华(左四)合影 “下雪时,很多家长怕孩子冻着,便不让他们外出玩耍”,李建生说道,“但我爷爷不同，他很愿意让孩子们户外活动。” 到了1919年暑假, 李大钊携长子和长女从北京回老家河北乐亭，为让孩子们体验行船乐趣，乘火车下到滦州后，李大钊改道水路回乡。 李大钊兴致很高, 边引导孩子们观察师傅怎么划船，享受亲子时光，边欣赏两岸重岩叠嶂，还在船上吃了顿饭。 “尽管那时局势紧张,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但爷爷对子女对家庭深沉的爱,让整个家庭依旧充满温馨、欢乐与希望。”李建生曾在采访中说道。 03.文人闹革命 李大钊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留过洋,本可轻轻松松教书做学问，安心做个文人，但他为何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闹革命？ “经历的变化推动着他思想的变化,二者相互作用着”,选择革命并非“拍脑门”决策，李建生对李大钊的革命之路缓缓道来。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彼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以及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 年幼时的李大钊在私塾里上学, 听老师讲述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民不聊生的悲惨境界和人民的英勇反抗，在他成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幼年丧父丧母, 幸得祖父照料，20世纪初，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李大钊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堂，成为新式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实业救国的思想。 中学毕业, 李大钊继续深造,面临三个选择，银行专修所、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以及北洋军医学校。 前两者均已考取,“对发财没兴趣”的李大钊，于1907年进入了北洋法政学堂。除了学习各国法律法规，他还有过一重鲜少被披露的身份，即担任中国社会党天津地区的召集人。 主张无政府主义, 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党吸引了上百万人入党，其中也包括从小目睹不公、立志消除不公的李大钊。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 组织较为松散，在北洋政府的打击下，社会党一触即溃，党头目也逃到了国外。 “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政治实践。”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李大钊的老师、同盟会会员白雅雨在北方发动了辛亥滦州起义，后因叛徒出卖，白雅雨被清军逮捕英勇牺牲。 革命就会流血, 老师的壮烈牺牲让青年李大钊深受震撼，而这时的李大钊产生了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理想。 1914年, 李大钊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的李大钊先后任《晨钟》《甲寅日刊》编辑，很快他发现仅凭文章来唤醒民众是不够的，他反省与思考新的革命道路，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予李大钊很大启发:“以暴力推翻暴政”才是革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他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大钊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回溯李大钊的求学与革命之路,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于1895年入私塾学习，到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辗转求学20年，始终把自己的求学和挽救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断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李建生说道,“所以其实他的根本目标是没变过的。” 04. 不可以“名”谋私 作为革命英烈的后代,李大钊牺牲时, 李建生的父亲才刚满四岁, 虽从未谋面,但“简易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传承,让李大钊精神对家族后代影响颇深。 　　“我们后代与英烈之间的关系, 只是血缘上的亲属关系，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谋私利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做”,李建生提到，家中长辈为此还专门开过会，规定不允许打着大钊先烈旗号以名谋私。 距李大钊生活的那个动荡年代,已过百年。当下社会稳定，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相较于积极探寻民族出路、饱含革命激情的前辈，现代青年是否还复当年热枕？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有压力, 压力可以反作用于动力，这就是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区别”。长期“觉醒年代”,李建生并不认为今不复古,“处理好社会环境变化与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大目标对了后，无论身处哪个年代，个人激情都能展现出来。核心是要眼界开阔，朝着自己的目标，配之以正确的方法论，脚踏实地前进。” 正值七一建党节前夕,“唐山烧烤店”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李建生看到了政府管理层的漏洞，权力机构的态度与治理环境影响颇大,“要严打严惩，正气儿要是上去了，同类事件就会大大减少了。” 李建生谈起公职人员在当下与革命时期的区别，并呼吁公职人员“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份工作，而要当成一份事业来做，如果只当官员那就没意义了。” 建党百年, 不计其数的党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成果来之不易,“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核心精神，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带头作用，才能把国家推向一个更好的发展。” 撰文：刘蓓视觉：王学民统筹：张喜斌程序编辑：朱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