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场生涯

如心飞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怎么估量都不为高，它扭转了文革后的颓势，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里程。

有多少人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其中就包括我。

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的我，不安分程式化的机关体制，也不知道下一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因为工作的关系与上海电视台时有联系，隐隐中这个单位对我有吸引力。

1980年尾报纸上的这份招聘广告，给了我电闪雷鸣的一击。“你去试试吧！”父亲对我说。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

这是上海市的首次跨行业招聘，在强调每人要“当好一颗螺丝钉”的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后来听说有3000多人报名。我至今保存着当年的初试、复试通知。

结果，以百里挑一的比例有30人录取，其中仅3名女的，其中就有我。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命运有了决择权。

我没能进电视台，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招聘组负责人老徐（左一）说，他是在众考生的现场采访中注意到我的，说我很活跃，有与人沟通的能力。

右边的那位也是我的恩人。她发现我在现场写的文章完全不符合新闻体，但10道语法题竟然全部正确。

1981年春踏入电台大门的我们年纪在26–42岁。照片上还缺了几人，每个人的工作调动都是一场拉锯战。

先集中学习。同伴中不少是报刊杂志的通讯员，只有我是白丁，没给任何一家新闻单位写过稿，也没发表过什么文章。

当时电台电视台作为上海市的机要单位，门口还有两名解放军哨兵站岗。

我和小邱被分到新闻部经济组，我们成了好同事、好朋友，后来小邱成了广播电台的副台长。

记者是分条线跑新闻的，我被分配跑手工业局。这个行业多是生产日用品的小厂，大多为集体制。小厂分布在上海的角角落落，有的甚至设在居民楼里。

那时没有手机、传真与电脑，连电话也很稀罕。广播记者只有一台录音机和一支笔，新闻都是靠记者跑出来，问出来，写出来的。

后来我还跑过纺织局、公用事业局，以及教育、政文行业。每一条行业线对我都是不小的考验。

80年代上海的生产力高涨，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渴望知晓新闻的热情很高。能当个新闻记者我很自豪，左为我在会场采访。

没有汽车接送，没有红包奖金，只有一张六元钱的上海市公交月票，为了找新闻我总是不停地跑基层，不停地写稿件。

每天的太阳都是不一样的。

前辈告诉我们，新闻记者要有公关能力，若有人把你从前门赶走了，你要会从后门钻回去。

这位新闻部负责人（中，后来任台长）提醒我们，采访时要注意礼仪，不能在采访对象面前打哈欠翘二郎腿。大热天包里该放一件更换的衣服，采访前要换下汗湿的衣服，清爽见人。

新四军出身的电台台长（左三）看到记者早早到食堂排队打饭，不满地说：“电台的饭就这么好吃？你们应该在采访的路上！”

电台男记者居多，女记者凤毛麟角，但工作上彼此不分上下。

作为后起者的我怎敢懈怠。

从最初的一天退稿六篇，到后来我的新闻能上头条了，新闻稿也被评上全国好新闻了。

采访对象无论贵贱，新闻记者与之永远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与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右三）合个影。

集体采访后与当时的市领导芮杏文和黄菊合影。

到浙江去采访当时的温州市长卢声亮。

与播音组的合影。他们能分辨出记者们五花八门的笔迹（当时没有打印稿），一字不错地读出来。可惜魏星、王丽、张培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80年代末领导给我压担子，开辟一档名人访谈节目，让我自采、自编、自己当主持人。

采访楚辞专家文怀沙。

美籍华人董鼎山的母语很流利。

刚看了中野良子演的电影，就能采访到她。她是带着新婚的夫君来上海度蜜月的。

女演员刘晓庆很善谈，可以与她聊上一个晚上。

那时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亲自到上海做宣传推广。他说商店门口的“红袖章”一看到他就会用小喇叭叫：“大家把皮夹子放放好。”

女作家程乃珊坦率真诚，所以才能写出浓浓上海味的小说。

在饱学鸿儒、文艺理论家王元化的旁边，我显得很“土”。

台湾作家白先勇对昆曲“牡丹亭”结缘于斯时斯地。

在广州采访昆剧“游园惊梦”组，与复旦大学教授陆士清、昆曲表演艺术家华文漪和文学家余秋雨在一起。

从小只闻其声的滑稽艺术大家——姚慕双与周柏春，现在终于面对面了。

作家白桦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他的言谈有着深刻的哲理。

骆玉笙谈京韵大鼓“四世同堂”的音乐创作。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来上海，赶快读她的书，然后进行采访。

文艺评论家梅朵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英籍钢琴家傅聪第一次回故乡开钢琴独奏会，感慨万千。

美籍电影演员卢燕那时才五十多岁，玉树临风 ，毫无大明星的架子。

科学家杨振宁忙里偷闲接受我的采访。

能在上海李政道家采访到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真是不胜荣幸。

采访大书法家舒同时，我没有向他要一个字。

国内性学第一人的刘达临教授的访谈，让人有毛塞顿开的感觉。

上海市妇联主席谭弗芸（后赴港工作），是记者们最亲近的大姐。

采访对象中还有画家刘海粟夫妇。

著名金石篆刻家韩天衡，等等。

感恩时代让我选择了记者这份职业，让平凡的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聆听到很多真知灼见。

我至今怀念80年代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同仁，那时我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多么的团结友爱啊！

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整整工作了9年。在1989年离开电台前，我登了一次泰山。这张登泰山的照片让我感慨不已：人生的攀高除了自己的奋力外，少不了后面撑托的力量和凝视的目光啊！

时光到了1993年，我在出国留学3年后回到了上海。

我又有了选择的机会，我决心从广播记者改行做电视编导。

我是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第一批100名员工之一，也是年纪最大的女员工，那年我43岁了。

我选择了去拍电视纪录片，这是行业中高难度的工作。我又一次自讨苦吃，又一次从白丁开始。但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

画面第一，文字第二，这是做电视必须遵守的原则。所以掌握剪辑技术是当编导的第一步。

实地采访也是要学会用镜头说话。

拍第一部纪录片朱家角时，我有点手足无措，是摄像和灯光兄弟帮了我。

我的年纪和经历，不可能有人带教我。只有一边实践，一边找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材自学。

每制作完一部纪录片，我都会做笔记：还有哪些问题，以后如何做改进。

除了拍摄外，还要熟悉后期的合成、特技、配音、配乐等，与所有人有良好的沟通。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广播记者可以把稿件说成是“我的”，而电视编导却不能，只能把作品说成是“我们的”。这是两者的不同。

电台记者的素养帮助我顺利进入电视编导的领域。很快我就乐在其中了。

我的纪录片偏爱关注时代变化中小人物的命运。

我在东方电视台任纪录片编导大概有10年的光景，完成的纪录片有一百部出头，其中有得全国优秀纪录片大奖的。

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此生没白活！

2000年东方电视台很动荡，我不得不放弃拍摄纪录片改行戏曲电视。我对戏曲一窍不通，但很快调整了心态，跟着转播车到剧场，向同伴学习录大戏。

也参加录制大型戏曲晚会的工作。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三年，我培养了对戏曲的深深热爱。

当上海在电视镜头中越变越美时，我不得不退休了。

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这位干部将我引领到另一个工作岗位。

从2005年起，我与淮海中路1800号的这家单位结缘，每周去两天，又工作了10年。

这是市委宣传部新成立的单位，任何新事物都有蓬勃的朝气。

东方宣教有视频部，要定期出产录像制品，我任视频部的编审。

视频部的年轻人大多是我招聘而来的，其中上海应届大学生居多。

我十分喜欢这个年轻的集体，我与年轻人没有代沟。他们向我学习电视制作经验，我向他们学习现代理念和技术。

职业生涯总有结束的一天，回顾过往，9年的广播记者，20年的电视编导，真是长长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知足了！

感谢时代让自己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感谢一路出现的贵人。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选择我喜欢的、具有挑战性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