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格里希先生共同工作的二三事（之一）

曹小麓

一，考核

我于1969年毕业于武汉柴油机学校（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工作。

在热处理车间工作的十年里，我正值青春年华。我努力学习热处理理论，每月到湖北省图书馆借一本例如《大学物理》，《热处理》，《金相学》之类的热处理理论书籍回家钻研。同时积极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担任了工厂共青团委组织的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讲习老师。在热处理车间我担任过工人，生产组长，技术改造组工作人员，车间技术组辅助人员等等，是一位积极努力向上，技术娴熟的热处理师傅。

1980年我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6月毕业时，我曾代表分校参加由武汉市机械局组织的，由当时华中工学院，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等大学教授担任评委的毕业答辩会，机械局下属各分校各派一名学生代表参加了毕业答辩会，通过专家考核，我获得了专业成绩第一名，制图成绩第二名的好成绩。

当时工厂的技术副厂长高厂长，他曾在电大教授我们的机械制图课程，他也是机械局答辩组的专家之一，参加了全局各分校毕业答辩会的全部过程，对我的学习情况和专业能力比较了解，所以由高厂长点名，我被分配到工厂工艺科担任专机设计技术员。

1983年到厂工艺科工作时我已35岁了，本以为会搞几项设计，上班下班以家庭为中心地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却因为1984年工厂聘请德国专家格里希担任厂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84年9月格里希先生来到工厂，我在专机设计组并没有直接接触德国专家的机会。但是不断传来关于格里希先生如何严厉的消息让人紧张。特别是开除赵总工程师，张检验科长的消息简直是石破惊天，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吃着大锅饭，被厂长开除是闻所未闻的新闻，全厂职工都开始紧张起来了。

1984年1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工厂厂部有一位领导到专机设计组办公室通知我，说下午下班后，格里希先生要对我进行考核，要我到工厂计量室去突击学习一下计量器具的使用。我向组长请了假，到计量室去学习直到下午下班时间。这一天，我心里十分忐忑不安，不知道参加考核的有哪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考核我，如果考核不合格会不会被开除？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脑子里冒出来，越想越紧张不安。下午4点下班后，我就到了原工厂设计科所在的小楼。我只知道格里希先生在二楼有一间办公室，不清楚具体的房间，就站在走廊上等待考核。

我一个人在走廊里站着，一些问题反反复复搅扰着我的思维，等待时感觉时间特别漫长，也不敢去吃晚饭，担心格里希先生随时会出现。直到天黑了下来，晚上6点多钟格里希先生和余维浩翻译，以及武汉市四人领导小组的一位领导，还有我们工厂的一些领导，如李副厂长，文科长，王主任等一起从车间回到办公室，格里希先生和他们同样也都还没有吃晚饭。

这时我才看到了设计科的黄，卢，文三位工程师，我想他们可能也是参加考核的吧。

待格里希先生坐定，市四人领导小组的领导通过翻译告诉格里希先生考核我们的事情。我听到那位领导说，三位设计科的工程师是配合格里希先生工作，拟担任中方厂级领导，格里希先生和他们进行了简短交流，就让他们离开了。然后考核就轮到了我。

我听到那位市四人小组领导介绍说这位是准备推荐担任检验科的工作时，心中大吃一惊，全厂职工都知道格里希先生非常重视质量，刚刚开除了检验科长，检验科也是他亲自领导的科室，把我调进检验科，那不是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去了吗？

　　来不及考虑，格里希先生就开始了对我的考核，他的办公桌上原本就摆满了各种量具，格里希先生表情严肃，态度认真，他就拿起一个环规，和一块内径千分表，要我测量和读数，我顺利地正确完成了测量。格里希先生又拿出几把外径千分尺，分别锁死，要我将读数写在一张纸上，我一一读出正确的数据，每读写一个，就递给格里希先生检查一次，只听到他说“ya.ya”，他的表情很严肃，我是第一次直接接触格里希先生，不懂德语，也难以清楚他的态度，只能认真对待考核。

　　最后他拿出一把从德国带来的内径千分尺，锁定位置，要我读数。这种内径千分尺当时在我们工厂里还从来没有见过，旁边的工厂领导也紧张不安起来，有些人远远瞧了一眼，就想传递他们的答案给我，格里希先生示意不许说话。我仔细观察这把内径千分尺，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理解千分尺刻度原理，可以用千分尺刻度原理去读它。我快速分析出它的刻度正好与外径千分尺刻度相反，也应该反向读它的刻度，前面工厂领导们读数是错误的，他们错在按外径千分尺的刻度方法去读这把内径千分尺。我看懂了这把从未见过的内径千分尺后，准确地写下了正确读数。我把写有数据的纸递给格里希先生，他看过后，一边说“OK”，一边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格里希先生到厂以后发现了工厂管理的许多问题，常常对劳动纪律散漫，工厂管理松弛，产品质量低下不满意，甚至发脾气。这次他伸出大拇指表示满意，让在场的领导们也长舒了一口气，我在笑，却笑得有点羞涩，尴尬和紧张。

　　这时，我听到市四人小组领导人在问格里希先生对考核的几个人的工作安排。格里希先生说三位设计科的工程师们先跟着他工作几天，他需要观察他们的工作态度。而对我则同意我到检验科工作，同时对我提出了三条要求，具体的三条我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要认真对待质量检验，要深入生产一线的关键岗位，控制零件质量，不希望在办公室里看到我。

离开格里希先生的办公室，已经是繁星满天。 我仍然感觉恍惚，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我这就这样被推到了工厂工作的风口浪尖了吗？我该怎样配合格里希先生的工作呢？我原本设计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完全被打破，该怎样以工厂工作为中心又能够兼顾家呢？……思绪万千，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 没有劳资科调令，只有格里希厂长的一句话，我就到检验科上班了。

我到检验科上班，也没有人通知工艺科，工艺科黄副科长还找我，指责我没有去专机组上班，我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估计黄科长也是听到了消息故意这样问的，我只是笑了一下，又进车间干我该干的事情了。

三天以后，格里希先生任命卢工程师担任检验科科长，文工程师和我担任检验科副科长。我们三人都被加强到了检验科。

二，初到检验科

1984年中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制企业。

当时，我们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科室科长几乎都是由50岁以上的男性老工人担任着。尽管党中央已经对选拔干部提出了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固守着老旧的思维方式。

工厂里刚刚发生了格里希先生开除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事件，又听到了格里希先生任命了一位年轻女工当检验科长的消息，工厂里又激起了一阵雷霆。人们议论纷纷，开始人肉我，一起出底来，原来还是一个热处理的女工！这又给新闻增加了谈资。最盛行的传言是“格里希提拔了一个热处理青工，连游标卡尺都不认识，还当检验长？！”言下之意是格里希先生在瞎搞。

从格里希先生担任厂长以后，经常有多家媒体来采访报道，这件事不可避免的也成为了一则新闻。

其实那一年我已经36岁，现在看来并不年轻了。但是当时我的36岁年龄还被看作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我也特别能理解那些流言蜚语，因为机械加工测量是以千分之一毫米为误差单位，而我们热处理在加热前估计零件尺寸误差5毫米也不算大问题。热处理是以获得准确的金相组织，得到零件所需要的机械性能为目的，机械加工是以获得准确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为目的，得到零件所需要的公差配合为目的。热加工和冷加工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当时检验科的领导班子有：

科长，负责全面工作

副科长，负责柴油机总装和试车检验。

副科长，负责机械加工零件的检验。

副科长，负责计量室和技术工作

党支部书记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中方领导对格里希做工作，原总工程师被调到其他工厂工作，检验科科长只免除了科长职务，继续留在检验科外协组工作。格里希先生只能免除他的科长职务，党内职务并没有罢免，所以，原检验科张科长仍然担任着检验科党支部书记。从这件事的处理上，我认为从现在看来，当时对格里希先生的改革举措上级领导也不能完全接受，格里希先生履行厂长权力还是有制约的。

按格里希先生的要求，我每天都直接到机加工车间去工作。和检验员一道控制零件加工质量，防止出现批量质量事故。

格里希先生每天都会出现在大件加工车间（三车间），他非常重视曲轴，凸轮轴磨削加工质量，在车间遇到我，他通过翻译耐心告诉我零件表面粗糙度对柴油机整机寿命的重要性，亲自示范怎样用用带有刻度的放大镜检查零件质量。为了方便我的工作，他后来专门从德国先后带来了两个放大镜（一个带有刻度，一个普通放大镜）送给我，要我随身携带，经常使用。

那时候，我国的表面质量标准是光洁度，光洁度级别的判断是用标准块来比对。

在工厂计量室有一套标准块，车间生产一线的检验工不可能拥有，他们完全凭经验，凭视觉判断光洁度是否达标。检验方式确实不科学。

格里希先生有一个蓝色手提工具箱，里面装着的是一台从德国带来的表面粗糙度检查仪器。他把这台仪器带到车间里，一开始他自己进行测量曲轴，凸轮轴的表面粗糙度，看到我和检验员们在很感兴趣地认真围观，格里希先生就手把手地教我使用，并讲解表面粗糙度值与光洁度的对应关系。要求我每天都要用仪器测量曲轴，凸轮轴的表面粗糙度，测量结果要上报给他。他把这台仪器交给了我。为了保管好使用好这台仪器，后来，我把仪器交给了计量室，要求曲轴，凸轮轴生产线的检验员每天抽样送检，取回检测报告，形成必检项目，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为了方便我控制零件加工质量，格里希先生还送给我一把从德国带来的数字显示的游标卡尺，要求我随身携带，随时使用。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数显量具，我们感觉这种游标卡尺好先进，连盒子里垫着凸凹不平的泡沫塑料，真高级啊！当然现在看来很是普通的了。

　　格里希先生在大件加工车间巡回时，发现检验员们在测量孔的尺寸时，用千分尺校对百分量表，测量结果有比较大的误差。当时我们工厂只生产S195柴油机产品，大件加工车间生产的零件孔径是固定的。格里希先生就找来工具科科长，要求他按产品尺寸订购一批环规，以提高检验人员测量的准确性。这批环规很快购回，投入使用。我们也立即把环规列入了计量器具名录，开展了定期检测的制度。

对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认真工作的检验人员，格里希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每个零件，哪些部位非常重要，他也会不厌其烦的讲解。对那些把检验岗位当作养老院的检验员格里希先生就十分愤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

那时候大件加工检验组没有专门的检验室，在机体加工线的末端放一块平板，每个月大件加工质量测评就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进行着。格里希先生看到我们在车间平板上测量机体各孔的坐标，感觉环境对测量数据有影响，他一方面，给我们安排了在当时工厂最先进的坐标镗床上检测机体各孔坐标，另一方面，要求工厂给检验科安排一个检验室用在大件加工检验上。很快，我们搬进了三车间大门旁的房间，月度大件质量测评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我作为检验工作管理人员，作为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亲自检测控制零件质量。我的工作对检验人员工作作风的转变，对机加工零件质量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全厂职工们都看在眼里，那些对我和格里希先生的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车间里，我总是到中班生产比较稳定后才离开车间。下班后，我还借阅了柴油机构造和理论的很多书籍，研究了当时工厂生产的S195柴油机的全套图纸，对各个部位的配合尺寸进行分析和背记。我也查阅了所有机加工零件的工艺卡，对零件机加工工艺过程和要求了然于心。这些都是做好检验工作必备的条件。工作中我体会到，检验科长并不像工人师傅们想象的那样，会测量，会用量具就能够胜任。而是的确如格里希先生要求的那样，需要有全面知识，而且能够深入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