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自己的故事（八）

好笑是我

　　 每年到了“六•一”儿童节，朋友圈总有人喜欢把自己假装成小孩，梦想回到孩提时代，寻找曾经的纯真岁月的痕迹，我也不例外。有点不同的是，我总会想起那条“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的一角——“红领巾”，想起了自己一路上有点奇葩的“加入组织的经历”，一些感慨油然而生。

当年农村小孩入学年纪都偏大，普遍是8~9岁，有的甚至年龄更大，我是五岁入学的。严格来说，只是一名旁听生，没有注册、没有课本，因为调皮好动，我家“老革命”让我抱起一张小木凳、带上一支铅笔一本练习簿，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到学校“静禁”。

是年，老师从班里挑选了几名表现好的哥哥姐姐入队，8岁的哥哥是其中之一，却没有我这个“三无人员”的份。而我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因此内心特别委屈、特别不服气，屈强的我暗暗发誓：从此请我入队，我也不干！

第二年，我正式注册就读二年级，成绩仍是班里最好的，哥哥姐姐们都干不过我。于是当然地能成为少先队员，老师也真的来动员了，可是我偏偏不干，不入就是不入。吴资源校长因这事专门到我家，美其名曰家访，实质是来“老革命”面前告状，我依然“宁死不屈”。于是，我这一辈子与红领巾无缘，“入队”是别人家的事。

1976年，“老革命”因病撒手西去，家里经济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生活在渔村，耕地很少，就一点可怜的自留地，家中失去一份革命工资，又没有渔民可领供应粮，惨状可想而知。靠政府减免学费和亲友相助，兄弟俩勉强念到初二。这期间，在班里来自公社各乡各里的哥哥姐姐们面前，咱小不点一个，逗我玩他们都喜欢、带我玩他们都不干，就别说排上我写入团申请书了，成绩好也是不可能事。初三开学了，仍交不上学费，身上有兄长、身后还有弟弟妹妹念着书。我牙根一咬，必须先让家中长子念下去，读高中、争取考上大学。初三仅开学一星期，我选择缀学！

两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在开着手扶拖拉机、基本上有一份稳定收入的二姐夫支持下，我一心想回校就读初三。第一个期中考就让我拿了个全年级成绩第一名，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切荣誉接踵而来：立即补上申请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接着成为班团支部书记，还是学校团总支唯一副书记（书记是老师），我都忘了入团是否需要预备期！

说到入党，过程可有意思啦！高考结束后，选学校时我算是走点“后门”吧（成绩上虽然失手但分数仍理直气壮），左挑右拣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因此比其他同学整整慢了一星期入学，被分配在1班的我也因此只能寄住3班的宿舍，与年级临时指定级长上下铺。

新生入学后，必定要有新生们自己组织的一场“新生晚会”。离晚会开始剩下3天2夜时，级长突然通知我，年级辅导员老师找我。原来，一个自告奋勇负责组织整场新生晚会的爱吹泡泡的同学，在离晚会开始仅剩这点时间时，节目、音响、布景等仍一问三不知，一点都未落实，这可急死了老师和所有的人。级长根据我在宿舍里的活泼劲，向辅导员老师推荐了我。“士为知己者死”，我就这样硬着头皮上火线了。于是，自己挑选一位女生一起当主持人，自己写诗又朗诵，给各小班下派指定节目，找关系向军分区后勤部借音响，用给煤炭灶鼓风的小马达和纸箱板、五色纸自制“镭射灯”......一场“有史以来最好的新生晚会”（院长的话）就这样诞生了！

然后，我当仁不让地成为唯一加入学生会的新生，也成为第一个被动员写入党志愿书的新生。不知什么原因，到毕业快离开学校时，有的同学进入了预备期，可是没有我什么事。记得当时一条“555”牌香烟是150元，两条是300元人民币，可以当我两个月生活费。人云亦云的，总之，我自己已经找到一个同学们眼中“分配最好”单位，入党的事也就随它去吧！

我是1992年参加工作的，说实话，对入党的事已经有些心冷。1995年回家途中逮住两名抢劫的退伍军人进公安局这件事暴露后，单位就动员我写入党志愿书。学校也不知道把我的入党志愿书弄哪里去了，并没有随其它学生档案进入单位。单位只好开出介绍信，让我找学校党委组织部开来证明材料，由此省去了入党前的思想汇报等，只是补上一份入党志愿书。

有幸的是，入党时适逢汕头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时党中央总书记莅临汕头考察并出席庆典开幕式，我是在潮汕体育馆，面对鲜红的党旗、面对党的总书记同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另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就是我女儿是在这一个好日子里出生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温暖和希望。

加入“组织”的心路历程看似曲折，其实有趣且水到渠成，虽然有点小怨气，但内心始终坚定。如今，家门口右侧墙上那一块“共产党员之家”的红底金字小牌子，时刻鞭策着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踏着父辈的足迹，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