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车——红旗自行车的回忆

月明千里

今天回老家，沿途看到许多汽车，村民们说比过年的时候还要多，汽车工业的发展使得汽车走入了千家万户，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及的交通和运载工具了，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才是运输主力，虽然我们也从电影里看到在抗日战争中间就已经有人骑自行车，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家里有个好马车才是正着（zhao），得儿驾、得儿驾的喊声还是不绝于耳的存在于八十年代。

我们家里有一辆自行车，还有阳高县公安局颁发的自行车执照，车把上打着六位数编号字头，这是一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二八型男用链条自行车，我之所以要加这么多定语，就是为了准确定义那台自行车与别的自行车的区别，当时自行车的品种并不多，主要是男车和坤车，按照高矮分为28型和26型，也说是按照车轮直径分类的，28吋比如。这些车有简易护板的多一些，也有一些大链盒式自行车，自行车骑久了可能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响，据说公安部门还能根据自行车链条传动声音破案，很简单，就那几种车，一听就能知道，有车的没几个，也很容易排查，骑着车老走那些路，很容易跟踪。

截止1981年底，我国自行车产能是每年1934万辆，当时上海和天津是自行车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就好像后来的重庆是摩托车的主要生产基地一样。1980年，天津自行车一厂全员劳产率为4.8万元，百元资金利润为74.1元，同行业其他单位要低于此水平。当年全国自行车进行了一次评比，包括红旗、永久、凤凰等，当然也有飞鸽，但是主要是前三种比较，红旗车位居第三，结果并不重要，它揭示出红旗自行车在农村非常受欢迎。在之前红旗自行车车已经开始出口，但是由于烘漆、电镀和焊接方面的问题，出口量不大，1979年在联邦德国售价40美元，高于英国自行车，而且质量问题因为前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销量不是很好，这是个硬伤，天津自行车厂为此进行了技术改造，出口时也加入了法定检验，之后出口销量翻了一倍约20万辆，1984年出台自行车标准GB3563-3593系列。

虽然自行车产能很大，但是销售到农村这个末端还是略显紧俏，要凭票供应，我爸是教师，联校优先照顾结婚职工，所以给了一张自行车票，如果没有这张票，就只能买燕山牌自行车了，有的话可以买红旗自行车。当时他的月薪只有40.5元，一辆自行车需要147元，大约是一个季度的收入，如果没有任何其他开销的话。结婚需要，还得买手表（120块钱的上海钻石手表）、缝纫机之类，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大件”。在这个自行车之前，爷爷家似乎也有一个自行车，从这辆车身上，我爸学会了自行车维修技术，能自己补胎和一些日常维护，有了自行车以后，活动半径扩大，去乡里领工资什么的方便多了，那时候也没有工资上卡，领了工资回来再发，这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起初有自行车的人不多，所以很多来借车的，也可以说有借有还，也可以说不胜其烦，所以父亲干脆在车身上油漆写了“公用”二字，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这个自行车是我们家的，因此反倒再没有丢过。

这辆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包括把一台前进牌缝纫机从“河南”（应该是友宰、鳌石那里）运回我们村，也包括磨面、卖粮、去地里劳作，总有自行车出现的身影，每天傍晚的时候，父亲拖着长长的影子和自行车一起回了家，接着就是我学车和玩耍的时间了。父亲有时也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骑车遇到的危险，包括从两辆马车中间极其狭窄的缝隙穿过去，也有一些后车追尾还要找他理论的事儿，还有一些是别的老师讲给我们的，父亲没有提及的危险时刻或特别事件。

我从三年级开始学骑车，摔了很多跤，学会了很多同龄人早已掌握的本事，包括掏档骑、后座骑、单手放把和双手放把，这样每天放学后，我也能跟着别的同学一起在村子里巡航了。此外，周末的时候去姥姥家，可以不用等着妈妈一起回，自己提前回来，还能赶上大风车节目动画片的播放。可惜的是，最终也没学会修自行车这门技术，有天自行车车胎扎了一个蒺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车胎漏气了，我让父亲去修，他好几天没有修，总有各种事儿误过，我决定亲自上阵去修，捣鼓了一个下午，终于把一个窟窿补成了两个，父亲看着车胎笑开了花，我为自己的拙手笨脚感到不好意思。有个算命的说“这孩子以后一定会从事技术相关的工作”，大意是这样的，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看看，也不可不信。

后来自行车就普及起来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摩托车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不过自行车并没有就因此失去了市场，现在山地车等还是很畅销，有时候我总想起村里那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家五六口人的情形，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印度火车那样，开挂了，夕阳下，他挺拔的背影，欢声笑语带着孩子们回家去。

（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