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人生

临风

　　1976年8月我大学毕业踏入职场，虽然不在三尺讲坛，没有弦歌教鞭，却都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机构名称都始终姓“教”，实在很有意思，也许是缘分使然，就像电影镜头，在眼前一一闪过，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时跳越，有时定格，有时兴奋，有时寂寞，无不给我感悟、启示与温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6年 8月到 1979年 1月，我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

这是我教育人生的起步阶段，也是动荡多舛的时期。我最初的工作岗位是大学组下的函授组，负责人是韩中岳，在红楼二楼办公。我对函授教育并不陌生，大学三年级时曾去安徽阜阳参加过函授教育，本来准备马上出发的，因毛泽东逝世悼念活动推迟了一段时间。9月20日，我与张永弟前往江西赣州地区，度过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几乎走遍了赣州地区的所有县，了解函授教育情况，接触了很多知青，趁此机会也参观了一些革命旧址遗迹，目睹了粉碎“四人帮”给老区带来的变化。

随着形势变化，函授教育也有相应调整。3月初，我被调到调研组，负责人是蔡得琪、吕型伟，调研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局里撰写一些专题文章，编写揭批“四人帮”的材料，起草市领导的发言稿。

7月初，我又被抽调到运动办工作，负责人是陈源与陈奇。随着揭批工作的深入、工宣队的撤离，教育局的领导班子（当时叫革命委员会）也做了调整，成员7人：刘芳、陈源、杭苇、陈奇、李利、沈元、李俊经。运动办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陈源、陈奇负责，成员从各处室抽调来的，有熊铮、庄锡玉、贾振欣、贺百云、吴清栋等。我与吴清栋具体负责了解思想动态，搜集整理情况。那段时间里，中心工作是拨乱反正，开得最多的是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专题会、为蒙冤的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运动办承担了大量的调查取证、材料整理工作。一些揭批“四人帮“的会，我与工农教育处的孙运时具体负责会议记录，从中了解了许多第一手的情况，对“文革”进程、重大节点、干部历史都有所掌握。

1977年8月中旬，局里调我到局长室工作。原来的机要秘书孙宝成另有任用，他的工作由吕尔富与我承担。12月上旬，市委批复调整市教育局领导班子，由王永贤、刘涌波、杭苇、陈源、余立、韩中岳、吕型伟、李俊经8位同志组成。随后，各个职能处室的负责人也相继作了调整，局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因为“文革”中撤销了高等教育局，所以这时的教育局涵盖了高教、普教、成教等多个方面，人员编制也较庞大，除此之外，还从基层借调了一些同志，不少在“文革”中被下放的干部纷纷回到机关，尽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还相处得不错。

1978年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年，发生了许多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分期分批开展整党整风，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工宣队组织撤离；上海根据教育部扩大招生的意见筹建了13所大学分校；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等，我在局长室工作，接触了大量的文件材料，亲历了不少的会议活动，对丰富人生阅历、积累工作经验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阶段是 1979年 1月到 1983年6月，我在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工作。

1979年1月中旬，市委决定恢复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建制，舒文兼局长，陈准堤任党组书记，刘涌波任党组副书记，余立、韩中岳、李俊经、李锐夫任副局长，陈云涛任顾问（以后几年，又增加了向旭、高山任副局长）。经过领导协商，对人员做了分流，我被安排到高教局，继续担任机要秘书。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1979年起，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教育部门提出要不失时机地讲学校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教学和科学水平上来，牢固地树立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心工作的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改进课堂教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并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业务中去。相对于教育局来说，高教局的人员编制较少，所以内设机构设置也较为简单，包括办公室、教学处、科研处、职工教育处、外事处、学生处、体卫处、计财处、基建处、设备处、研究室（后来改为高教研究所）等，直属单位有高校招生办公室、高校建筑设计室、高教电化教育馆等。人员不多，却很精干，正副处长都是一些很有经验的同志担任，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1979年7月发生了上海纺织工学院中外学生斗殴事件，时任高教局副局长余立、时任市外办主任石奇、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夏明芳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反复协调，周密指挥，其工作难度之大、政策把握之严，旁人是无法体会的。

我在高教局工作的四年多时间，是我精力最集中、工作最勤奋、生活最充实、学习最认真的四年。因为有了前几年工作的经验，加上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基本上能独挡一面，游刃有余，与各方面的协调也初见成效。

1981年6月，高教局从陕西北路500号搬迁到陕西南路202号，总算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我在做机要秘书工作的同时，要调度安排局长们的会议活动、外出的用车，还辅助办公室做一些文字核稿、清稿的工作，并担任电台、电视台的通讯员，为媒体提供动态信息，忙里偷闲为报刊撰写点“豆腐干”文章，锻炼提高自己文字工作的能力，也为以后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工作虽然繁忙紧张，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那时自己未到而立之年，健康状况不错，没有太多的家庭拖累。

第三阶段是 1983年 6月到 2001年 9月，我在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与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合署办公）工作。

在我而立之年，适逢党政机构调整、干部新老交替的变革和机遇，市委决定建立大口工作党委和对应的政府委办，教卫工作党委由陈铁迪、毛经权、胡绿漪、胡志宏组成，陈铁迪任书记，毛经权、胡绿漪任副书记，舒文任顾问；市政府教卫办公室由毛经权、黄荣魁、奚心雄组成，毛经权任主任，黄荣魁、奚心雄任副主任。原任市政府教卫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同时免除。6月上旬，林政安(时任人事处长)与卜中和(时任局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调我到教卫党委工作。我与接任机要秘书的包于灿作了交接，一周后即到外滩履新，被安排在机要室工作，与于明黎搭档，具体负责教卫党委、教卫办文件的保管、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等。当时原来党组成员还没有完全退下来，我们还要负责安排好他们日常的活动，有些会议经常要请他们参加，而且都年事已高，不能有任何闪失。好在他们都很支持新班子的工作，表现出老一辈的高风亮节，对我们机要秘书的工作也给予充分的理解。由于我在高教局工作的关系，我与教卫办许多同志早已熟悉，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十多年间，人员的进进出出确实很频繁，但我与他们都相处得很好，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在教卫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经历了许多大的活动和事件，因为负责信息报送，借助教卫党委和教卫办这个平台，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服务中心工作的同时，也使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

我到教卫党委办公室工作不久，就在方文哲主任倡导下，编辑创办了《一周纪事》，坚持了几年，为后来编写党史大事记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参与了教育、卫生、体育等专业志的编纂工作，为地方志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参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举办的“公文主题词”培训学习班。参加了教育部办公厅分别在武汉和郑州召开的高校信息工作专题会议。我与本市各大口党委、部委办以及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督查室都有广泛的沟通和联系，与很多同志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我参与了上海市秘书学会及教卫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当选理事。教卫党委办公室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上海为数不多的信息直报点之一，报送信息工作一直得到好评，在本市各大口单位中也名列前茅，我因此被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授予报送信息先进工作者。我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和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考验。

由于这18年里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酸甜苦辣在所难免，平时的纰漏过失也困扰着自己，每每想起，内心总是深深的歉疚。但我唯一欣慰的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没有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特别在报送信息、撰写文稿时，我庆幸自己有把握的能力，没有给领导添乱。这是教卫党委办公室这个平台给予我的培养和教益。

我的教育人生第四阶段是2001年9月到2014年2月，请看《我的赶考之路》。

陕西北路500号，当年的上海市教育局在此办公。

陕西南路202号，当年的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在此办公。

中山东一路12号，当年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