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长樊远红（6—2）

李克

六 　　 1973年秋天，从建始县城关镇第一小学毕业的我被顺利录取到建始一中初中学习。 （我们小学毕业照，刘则萍同学提供。背景是建始县城关一小二操场） 开学报名那天清晨，心情颇有些激动的我早早起床，沿西而行走在人民大道隐天蔽日的梧桐树下，在欢快流淌的茨河水陪伴下，来到心驰神往的湖北省建始一中。 （背景为建始一中第一代校门，由尹殿臣校长提供） 想起当年母亲不允许我跳级的原因，就是担心我将来读不到初中，现在我不仅读到了初中，而且是在她的母校建始一中读初中，这要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 （文革期间建始一中校门，穆安建副校长提供。） 来到校门前，只见中间那两扇褪色的红油漆木门还没打开，我从侧门进入校园。办公室、教导处、后勤处的门也都紧闭着，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小鸟在歌唱。 等了许久，一个叫张云昌的老师才打开校办公室的门，然后慢腾腾地拿着一支毛笔开始誊写新生分班名单。 非常遗憾的是，我和樊远红同学没有分在一个班，他同李大红、江红喜、吴素芳、马伶、史宝红、王萍等几个老同学分在了初一（2）班； 我和袁健、向剑、张爱华、吴建华等同学分在了初一（3）班。 　　 面对这个分班结果，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很想跟着樊远红到初一（2）班去。 直到四十四年后的夏天，我到武汉开会，马伶同学请在汉的师生和我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才从罗祥林老师的口中得知这样编班的原因： 原来，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的他酷爱文艺，从城关三小调到建始一中后，主动向当时的尹殿臣校长提出，要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由他自己挑选。 于是我们小学五（1）班的文艺骨干就全部编在了他的初一(2）班了。 初中两年，樊远红依旧是当班长，我依旧是普通一兵。虽然两人不同班了，但还是经常在校里校外见面，互相打个招呼表示问候。 不过，他手下的那位学习委员余贻秀同学却在十一年后成了我的妻子，这也算是弥补了我俩初中不同班的遗憾。 七 在举国上下全面开展批“师道尊严”和“批林批孔”两场政治运动中，我们美好的两年初中学习时光被无情地荒废了！ 1975秋天，初中毕业的我们又直接升入建始一中高中部学习。我被分在高一（2）班，荣幸地同少年好伙伴樊远红同学再次同班。 他依旧是当班长；好像学习委员是严明；宣传委员是汤世伟；体育委员是李勇；文艺委员是吴素芳；生活委员是徐强；劳动委员是解荆书；女生委员是肖体英；团支部书记是常世兰；团组织委员是黄琪琳。 对这个新的班集体和核心成员，我充满了喜欢、信任和期待。 （背景左边是我们读初中和高中时的双层教学楼，右边为图书馆。张红玲同学提供。） 作为资深班长，樊远红把如何当好班长这门领导艺术玩得炉火纯青，他不仅带领班委会成员拧成一股绳，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广泛团结同学，向着共同目标，构建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班集体。 虽然我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小组长和课代表，但樊远红同学从不歧视我。他经常邀我和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到他家里玩，我们愉快地聚在一起，拉二胡、唱样板戏、打扑克、喝茶聊天，偶尔也偷偷地吸烟、喝酒、小声谈论本班和别班的漂亮女同学。 他的爸爸樊伯伯和妈妈孙阿姨对我们很友好，从不横加干涉，始终把我们视为家中的小客人；我们也把他们家当做自己的高中沙龙，大家畅所欲言，尽情释放，毫无任何拘束，没有心理负担。 由于我不喜欢闻香烟的味道，也没有经济条件去购买，所以一直不会吸烟；我虽然很喜欢闻包谷酒的浓浓香味，可酒量有限，所以至今不善饮酒。而樊远红却从少年时代起就同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走到哪里，身边始终有许多的朋友，直到今天，烟酒依然是他生活中的两大嗜好。 八 高中两年，我和樊远红形影不离，相同的兴趣爱好使我俩再次走到一起，成了情投意合的“狐朋狗友”。 我俩曾在一起办学习与批判专栏，用青春之笔，描绘绚丽灿烂的花季，讴歌远大的革命理想。 每年的五月和十月，我们都要在校园里办五四专刊和国庆专刊，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和散文迎接佳节的到来。 教室后面有一块木黑板，每周我们都要精心办一期用广告颜料绘写的彩色黑板报，赞美青春，讴歌生命。 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中，我们还带上自画的黑白漫画，深入乡村巡回宣传展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投降派。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们紧跟形势口诛笔伐，登上赛诗台，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与世长辞后，我们办纪念专刊，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决心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继续前进，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俩还曾在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在挥汗如雨的田径场上，强身健体，磨练意志，培养顽强拼搏的精神斗志。 他是短跑冠军，我是跳远冠军，我俩都是校田径队的队员。每年秋季，在学校举办的田径运动会上，由樊远红、严明、李勇和我四人组成的接力组，总是夺得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冠军，为我们班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还经常在下午放学后跑到船儿岛上游的狮子滩，赤身裸体地扑进广润河戏水游泳，尽情享受蓝天、白云、阳光、浪花带来的欢乐，然后背着黄色书包一路欢歌，潇洒地走在绿树成荫的人民大道。 我俩也曾还在一起唱歌跳舞，寻找生命出口，抒发青春激情，培养积极向上，文明高雅的健康生活情趣。 那是在1976年10月初，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粹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班上两位美女同学吴素芳和张玲在化肥厂大礼堂舞台上组织同学们排练舞蹈节目，欢庆党和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樊远红和我站在两位美女后面翩翩起舞，春心萌动，心花怒放。 不久，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組歌》搬上了银幕。樊远红、孙友林、李勇、孔祥勇和我等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到大礼堂电影院观看这一经典剧作。放映即将结束时，觉得看一遍没过到瘾，但又舍不得花一角钱买票再看一次，于是便偷偷躲在舞台银幕左侧二楼解荆书同学的家里，等下一场放映时再偷偷溜出来复习一遍。 　　 很快，我们学会了《长征组歌》的全部歌曲，并常常聚在一起放声高歌，自娱自乐，表达对红军英雄和三军统帅的无比崇敬，立志要重走长征路，将革命进行到底！ 九 樊远红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善于处理同上级的关系；同时他能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地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始终受到学校领导、班主任和老师们的肯定和重用。 高中两年，他不仅是班长，其实还行使了班主任的职权。每次外出活动，都是他协助班主任大刀阔斧安排工作，精心分组，落实任务。并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高一上学期冬天，我们到长梁公社头坝堰参加县委书记于修生挂帅的人造平原大会战，在冰天雪地里劳动了十天，全班男同学住在建始五中一间大教室里，条件十分艰苦。他不仅带头吃苦，还利用空闲时间写广播稿。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坚持两天写一篇，落款的笔名是“锐茂”。 高一下学期春天，我们到苗坪公社罗家坝进行一周的劳动锻炼，并走访平头山武汉知青点的哥哥姐姐，学习他们离开大城市，扎根穷山乡的革命精神。 晚上，在罗家坝小学教室举行的忆苦思甜大会上，当老妇人因控诉地主的欺压而伤心落泪时，樊远红突然带领全班同学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响彻罗家坝寂静的夜空，让这场水平很一般的忆苦思甜会起到了触动人的灵魂、激发对剥削制度仇恨的特殊效果。 高一下学期夏天，我们背着行李，徒步到王兰同学的父亲王华山任党委书记的茶园公社进行一周的摘茶、割麦劳动。他带领黄琪琳、游虹俊、李建立、余以茂、孙友林和我开展采茶竞赛，并用他宏厚的歌喉演唱当年的流行歌曲《采茶曲》：满山茶叶青又青，采茶的姑娘笑盈盈，茶叶献给毛主席呀，一片茶叶一片心。呜！呜！ 高二上学期秋天，伟大统帅去世后，我们到化肥厂开门办学，深入车间，拜工人为师，劳动锻炼一个学期。善于人际交往的他，很快就同所在车间的领导和工人师傅搞好了关系，交上了朋友，彼此称兄道弟，让人刮目相看，不能不佩服。 （建始化肥厂全景，黄斌提供。） 高二下学期夏天，即将高中毕业的我们到长梁公社金星大队劳动锻炼一周，在辛苦的“三抢四块”劳动之余，他带领我们访贫问苦，学习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万述云同志热爱公社、热爱集体、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每次下乡劳动，他都尽量把我和他的小老辈子同桌孙友林同学安排同他在一个劳动小组，并让我和孙同睡一床，处处体现出对我俩的关心照顾。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最难忍受的孤独莫过于缺少真正的友谊。”高中两年，作为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内心世界常常能感受到热闹温暖而不至于孤独寂寞，那是因为有樊远红老班长用友谊之火把我潮湿的心点燃照亮。每想到此，我都控制不住热泪盈眶。 记得高中毕业前夕，那个布满繁星的炎热夏夜，他还和吴素芳同学一起策划并主持了我们班的毕业晚会。尹殿臣校长激情澎湃地朗诵了诗歌，鲁恩宁班主任饱含深情地用俄语演唱了苏联歌曲《喀秋莎》，作为主持人，樊远红那充满激情、热情活泼的主持风格，给每一个同学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最令人感动的是，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他还邀约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告别我们心中的偶像、尊敬的班主任鲁恩宁老师。 鲁老师身背120相机，兴致勃勃地在学校行政楼前和广润河畔给我们拍下了终身难忘的合影。 除高中毕业集体合影外，这是中学四年来我在建始一中校园里唯一的一次合影。 那照片我一直细心珍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庐山牯岭街带回的一本黑白影集里。四十多年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酸甜苦辣咸的两年高中时光，想起与我携手并肩、情投意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樊远红班长，心中充满了感激感恩和感叹。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