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如其人”话康巽

文人画研究

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有一天，我从西安市东大街美术图书商店买了一期《中国书画》，上面专题介绍长安画派画家的作品，买后带了杂志顺道去了时居住在西安音乐学院家属院的西安美院教授陈忠志先生家。 陈先生见我拿了一期新杂志，顺便接过手翻了起来。他知道我当时学花鸟画，就在翻到康师尧先生的作品时指着图1这幅画说：“这幅好。”又指着图2这幅画说：“这幅也好。”我顺着他的话问：“这幅为啥好？”他说：“这幅画一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有生活感受，整体感好，整幅画面以花青为主调，以色代墨，有新意。”又返回去指着图1这幅画说：“这幅画也一样，不写生是画不出来这种感觉的。”我当时虽然也觉得好，但是说不出来好在哪里。听陈先生这么一说，我似乎听懂了，似乎又没有完全懂。后来，随着我在中国画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所见大量历代名作之后，我对康师尧先生的作品的认识也渐渐有了改变。总体上讲，不像从前那么喜欢阅读了，总觉得他对传统笔墨的挖掘还不是太深，写生味太浓，笔墨太直白，韵味不够，大多数作品“画的还是生活，而不是艺术”（王子云批评方济众作品语），从而少了许多与他的名气本该相符的笔墨境界。 艺术这东西，很奇妙。人们常说：“画如其人”。长期以来，我不喜欢康师尧的画，只是凭感觉，但到底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直到昨天晚上，我终于明白了，还是“画如其人”的问题。 昨晚，我读石鲁先生的生前好友马良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段： 石鲁就开始诉说：“康师尧个混球，我好心好意带他到杭州西湖办美展，他为了感谢我，把饭店里一个小女娃领到我住的房间，让那个小女娃给我作服务生，多关照一点。那个娃小，我就当是自己的孩子，没事时就逗逗她，和她说说话，开开玩笑，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文革’中他竟然检举我，说我有说不清的男女关系。这一下，他立功了，胸前戴上大红花，我却从此倒了霉。”说着说着感叹说：“我是东郭先生，养了一头中山狼。我对他一直很关照，为了给他打好台阶，60年代初我把他派到户县，指导那些农民画家画画，做出了一些成绩，几次受到全国美协的好评。但是，‘文革’一开始，他却反咬我，真让我心疼。” 这是我研究长安画派多年来第一次读到的猛料，世俗的人可能认为这纯属个人恩怨，或不应该爆料。但我认为，这实际上太关乎长安画派的研究了。也许石鲁在文革中的很多不幸和厄运，都会与此相关；磨难出诗人，石鲁文革后画风的突变，谁能说和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折磨无关？另一方面，这也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我总看不上康师尧的画呢？现在，马良先生的这段回忆，终于解决了我的这个困惑。见利忘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我是受过这种恶人的苦的。所以，看到石鲁骂康师尧的这段辣语，我实在是有点感同身受。古人言：“画如其人”。人品不高，画品自然难趋高格；换言之，有怎样的人品，画面间就会流荡着怎样的气息；这种气息虽然难以言说，但是，却是能感觉到的。 这几幅作品，的确是康师尧先生作品中精品里的精品，虽然说传统笔墨味道欠缺了一点，但把它归于“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新花鸟画”，还算是可以的。不过作为美术史人物，仅凭这一点恐怕是不行的。黄宾虹先生说过：“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让后人来做结论。”现在，就到了让后人做结论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过了五十年了。两年前，邢庆仁先生在编辑《长安画派画集》时，只选编了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四位，直接把康师尧和李梓盛从多年来几乎已成定论的六人名单中给砍掉了；却增加了黄胄。因此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邢庆仁主编的这套《长安画派》作品集只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黄胄五卷本。这等于说给长安画派代表画家群体作了一个重新的定位。在原本几乎已成定论的六人名单中砍掉康师尧和李梓盛我是赞同的，也很欣赏邢庆仁的胆识和魄力；不过拉进黄胄，我认为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商榷的。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中叶长安画派酝酿期，黄胄已经被调到了北京工作，脱离开了他原来所在的画家群体，并在北京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 虽说如此，不管怎么说，邢庆仁的这个重新定位仍合乎黄宾虹先生所说的“让后人来做结论”的这一说法。记得十年前，我在我的一篇QQ空间文章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和邢庆仁的观点大体一致。所以，我看到邢庆仁编辑出版的《长安画派》系列作品集时，瞬间竟有过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感…… 但话说回来，现在，我们提起康师尧，仍然能回想起这几幅画，这说明康师尧先生在画坛还是有他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