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友谊岁月

临风

　 每个人都有一段值得眷恋的岁月、值得珍藏的记忆，过了好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可辨、温存可心……

我的青春岁月是在北大荒的一个边远连队度过的，当时隶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18团。18团因“天下第一团”名闻遐迩，它的前身是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现代化农场群中心的友谊农场。1954年国庆前夕，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大型谷物农场，赠送2万公顷(30万亩)土地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并派一批专家来当顾问。当年12月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正式接受苏联的援助。建场工作随即展开。周恩来要求友谊农场 “出经验、出粮食、出人才”。1969年3月撤销友谊县建制，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18团，团部设在友谊镇(总场部)，下辖9个农业营、1个工业营、1个林业营、1个后勤营，94个农业连、4个畜牧连、45个工副业连。1980年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友谊农场和友谊县制也相继恢复。

1970年5月25日，我和云南中学22位同学乘坐同一列火车先抵达福利屯，再换乘解放牌汽车一路颠簸，傍晚时分终于来到了5营(现改为庆丰乡)最边远的49连，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兵团生活。

49连，人称“小九队”(友谊农场五分场九队)。在我们之前，已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的几十位知青。连部召集我们先学习了两天，负责青年工作的副指导员申金平介绍了连队的一些基本情况，当时领导班子成员共五人：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朱成志，连长于广波，副指导员申金平，副连长牛效思，支部委员王兴绪。后来又增加了两人：副指导员兼副连长许生友，副连长冯秀娟。连队下辖五个排：一排(机务排)，正、副排长是王克勤、周维模；二排(农业排)，正、副排长是肖明久、李玉贤；三排(农业排)，正、副排长是陈勇贵、郝国仁；四排(后勤排)，正、副排长是李发、王增库；五排(家属排)，排长是李永兰。

6月初，紧张的夏锄开始了。我们扛着锄头走向玉米地，田垅一望无际，夏锄的活还可以，一到秋天玉米收割后，要把一堆堆的玉米棒扒出来，那才叫“真生活”。我所在的二排分四个班，一班、二班都是男职工，班长分别是陶万生、夏景香，三班、四班都是女职工，班长分别是孙梅、丁德香。我在一班，全班共七八个人，除了我与周贵华之外，其他都是身强力壮的，班长陶万生是全连公认的 “实干家”，话语不多，但样样农活精通，而且无可挑剔，用连长于广波的话说，他是“放到哪里哪里亮”，还有吴田、赵志强、吴士生、赵宝金、马仁臣、宋波(原友谊县委书记，“文革”受冲击下放在49连)。在陶班长带领下，我们各项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我也从中得到锻炼。

9月，连队决定建立通讯报道组。王兴绪任组长，王嘉颖和我是组员。有关通讯报道工作的情况，我在《起步》那篇文章中已有详细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不久，接到上级布置，三师要调集力量，在30团开展一场水利大会战，建一条主排灌渠和若干条支渠，引松花江水灌溉农田，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的目标。我主动报了名。过完国庆节，我们立即开拔，奔赴会战第一线。30团位于松花江畔马库力山下，前身是贫穷落后的万宝农场，当年有句顺口溜“穷万宝富友谊，不穷不富291(农场)”。一到那里，我们先平整出一块地方，掘地三尺，盖上帆布，建成一个个地窨子(即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大帐篷)，两头挂上草帘字当门，每个帐篷里住40—50人，木板搭的床，上面铺些麦秸稻草，中间过道搭2个火炉子取暖用。5营成立了会战指挥部，总指挥是营长张忠信(主管全面，负责后勤)，副总指挥是副营长徐洪财(负责水利施工、安全生产、质量检查)和副教导员马淑青(负责思想教育和战地宣传工作)。49连与5营工程连联合编成一个连队，49连的于广波任连长，工程连的刘文须任指导员，我的任务是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同时为5营会战指挥部撰写消息稿(当时负责广播站工作的是天津知青马巧平，此前我与她多有联系)。我们的任务是修筑主灌渠的堤坝，在马库力山下的水利工地上摆开了战场，6个团1万多人参战，工地绵延数公里，到处红旗飘扬，广播喇叭里不断播出好人好事、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推独轮车的、挑土篮的、抬土筐的、挖土的、修坡的，劳动场面热火朝天，大家的豪言壮语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受到感染，平时在工地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了解情况，然后写广播稿、把黑板报搬到工地现场。经过火线的考验，11月14日，由李玉贤、丁德香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此时离我到连队还不满半年的时间。当我写信告诉父母时，他们喜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大家的努力奋战，工程质量和进度都受到上级表扬。原计划会战三个月，元旦前完工，结果只用了45天就全线告捷。班师凯旋时，星夜集合出发，拉练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再乘车。虽然身心疲惫，但很有成就感。

因为当时没有探亲假的规定，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和春节都是在连队过的，连队放了假，食堂里改善了伙食，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享受了。我们还自编自导了一出忆苦思甜题材的小戏，让有文艺细胞的知青主演，借用了歌剧《江姐》中“狂风吹不落满天星”的旋律，我至今还记得，大家自娱自乐，反响不错。

东北刮大烟炮是常有的事。1971年4月12日中午突然狂风大作，营部某职工做饭后，没等炉灰完全熄灭就倒在屋外，结果被风一吹，火星复燃，点着了房前堆放的玉米秸，瞬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烧连营，整个家属宿舍区到处烟火缭绕，扑鼻呛人，俱乐部、商店都相继过火。我们接到通知，乘拖拉机赶到营部，任务是在家属宿舍区巡查。从下午一直到后半夜，我们不停地巡查火情，防止复燃。风虽然小了，天还特别冷，真正体会到饥寒交迫是什么味道。因为干燥，因为刮风，在北大荒经常会遇到救火的事情，我印象中还有过好几次。

1971年5月，原来的文书黄志敏调到营部学校任教，连里要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欣然答应。那时候，连队都有“八大员”，有点像干部编制：司务长(孔庆书）、会计(白振生）、出纳(肖明义）、统计员(先是孙忠孝，后是王守义）、农业技术员(于明哲)、机务技术员(张迎春）、保管员(李德成)和文书。1972年以后，我除了文书工作以外，还兼任连队统计员，协助王守义负责跑地号。连队的文书工作主要是负责保管文件资料以及全连职工的档案，有一定的保密性，责任很重，这为自己尽快掌握连队职工情况提供了机会，也为日后从事机要秘书工作奠定了基础。时逾半个世纪，我还记得很多职工(知青)的名字，记得他们的特点和模样，可见49连给我的印象之深。

在北大荒的几年里，除了没有上山伐木、兴修铁路，其他农活我都干过，还干过脱坯、烧窑、打井、沤麻、拉煤、采石、开挖土方、高温造肥等工作，为连队学校代过课，开过履带式拖拉机，操作过机械播种和翻地……甚至到远离连队的罂粟地值夜班，因为地处荒野，深夜狼嚎四起，令人毛骨悚然。

1972年新年过后，连队开始有了新变化——在大家的努力下，连队通了电灯，修建了晒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晚上一片漆黑，只有马灯和蜡烛如豆的光亮。经过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砺和锻炼，我的素质、思想都有所提高， 9月中旬，连队召开支部大会，同意发展我为中共党员(当时没有预备期)，9月29日，营党委正式予以批准。那年我刚满19周岁。我至今记得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名字——牛效思(副连长)、周维模(机务排副排长)。

1973年过完春节，我第二次享受探亲假。假期结束回到连队不久，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国务院下发了当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文件，明确指出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治条件”不再是唯一的条件，这对于当时一些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拒之门外的人来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6月下旬，我与许多战友走进设在团部中学的考场，参加“文革”后首次入学文化考试。毕竟经历过北大荒艰苦生活的磨练，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和与坦然。考试后，工作、生活一切如常，谁也没有太当回事。9月初，刚刚过完20周岁生日的我，收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抓紧时间办理了工作交接的手续以及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给家里发了一份10个字的电报“录取上师大 中秋节启程”。

从1970年5月到1973年9月，虽然只是短短的40个月，但却在我的人生履历表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录，一旦真要离开，心中依依不舍的感觉难以言喻。9月11日正值癸丑年中秋节，我与机修连的毛勤芳(她录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一起，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的连队、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福利屯小站转车，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但愿这40个月的友谊生活经历成为今后40年工作、学习的坚厚基石和不竭动力。友谊作为北大荒精神(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艰苦奋斗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新路的勇于开拓精神，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不计得失、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的发源地，将珍藏在我的心中，并引以为豪，永志不忘！

刚到连队不久，全体上海知青拍了这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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