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宋建学

宋建学

2022-7-9

1考古圣地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个扫地僧，地位卑微，默默无闻，甚至无姓无名，却身怀绝世武功，各门派掌门人的实力与他相比简直是天壤云泥，大相径庭。生活中，我们也常把这一类籍籍无名、相貌平平，但身手不凡的人称为“扫地僧”。真实的“扫地僧”并不多见，然而，仰韶村国家遗址公园肯定是考古遗址中的“扫地僧”。

　　科学上公认的人类始祖是320万年前非洲的露西，其后319万年间人类只会简单地打制石器，这是旧石器时代。打制之后再磨成希望的样式，这就是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代仅有1万年左右的历史。人类动手制作陶器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仅仅5000年左右，中国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大约有3300年。

所谓史前文明指的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只能通过考古发掘，用实物加上现代人合理的想象复原出那时的社会形态。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在这里一处黄土台地上埋藏着中国5000-7000年前的文明，这里确认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100年前，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发轫。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召开。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景观串点连线，展示了仰韶村遗址考古成果，也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感受遗址的自然环境。

在中国古代学问中，与现代考古学最接近的也许是金石学。金石学研究金属（主要是青铜器）和石器上的文字与历史（1899年甲骨文才被发现），也就是当时的文献学，从历史文献了解过往历史。也许中国人是出于对已逝先人的敬重，中国人并没有挖掘地下遗址、墓葬来揭示历史的传统。现代考古学注重田野地层挖掘，根据层位堆积物验证历史，推断过往社会发展。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这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1921年，安特生和中国学者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田野挖掘，找到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一举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门。

今天，我们回看仰韶遗址，回看这段历史，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重文章、轻实践”的习惯做法100年前就在考古学界得以纠正，但在其他学科里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迄今为止，中国的硕士、博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都需要专门用一章进行文献综述，总结中外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研究进展，但却缺少“工程调查”，不研究实际中该门技术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这就导致我们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大多只是文字游戏，在书面上转圈圈，并不能实实在在地推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文化传统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古人云：穷习文、富练武，原因是练武要购买兵器，找到名家当面指点，训练过程中要花费大量钱财，而习文只需要有一定天资，寒窗苦读就可以取得功名。另外，崇尚空谈，视技能为“雕虫小技”也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从现代科技来看，但凡有所作为的大学都极其重视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只在文献、文字表面打圈圈，这不是科学的方法，需要摒弃。

2 安特生

中国考古界并无狭隘意识，称外来的安特生为“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一生雄心勃勃，性格坚毅，兴趣广泛，成就丰硕。

最能反映其青年时代个性特征的是他带领的南极考察。1901年春，27岁的安特生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这次南极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虽然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准备不足，他的团队到达南极后无法抵御恶劣气候的侵袭，最后只得草草收场。考察项目研究收效甚微，以至于安特生回国后，在几天的闭门沉思中，对自己这次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

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
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聘请书，聘请他在中国从事地质和矿产调查，主要目标是煤矿和铁矿。但安特生本人在矿产调查同时对地质、古生物化石也有深厚兴趣。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但是研究结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1919年创刊，丁文江主编，后由丁文江、翁文灏共编)上发表，某些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须送还中国。同时丁文江还提出了把中国学生送到瑞典进修的建议。
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丁文江先生

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100年前丁文江先生坚持中外合作研究成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眼光之高远，国格、人格之健全，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之坚守，日月昭昭，光照千秋！100年后，我们要求中国大学教授、研究生都必须用英文在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研究生毕业、科研人员晋升的条件，这其中的智愚高下不可相提并论。 3 温暖人心的微笑 安特生故居前面的展板显示，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期间住在村民王兆祺家。
　　故居大门外有几张当时的照片，显示当年村民形象和当时这个院落状态。其中一张照片让我莫名感动！在这张年代久远的合影上，有四位中国青年和儿童并排站立，身后是茅草顶的典型农村建筑，令人特别震撼的是这四个人脸上真诚、快乐、自信、安闲、阳光般的微笑！
我看到过很多中国这个时代城市和农村各式各样的老照片，通常由国外探险家、外交人士、宗教人士甚至是军人拍摄。与这张照片完全不同，那些老照片里民众通常形象拘谨，表情麻木，也有一些表现出明显的惊恐，狐疑，甚至恼怒，但几乎没有微笑。
　　我想，这样的表情可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军事入侵、宗教渗透、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敢怒不敢言，对于西方强大军事实力的恐惧，对西方鬼魅般现代技术的怀疑等等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即便是满清王朝的实际控制者慈禧太后的照片，那张狰狞的脸上也是充斥着疑惑和忧虑。
当穷乡僻壤的中国农民面对那些说着不同语言，手里拿着怪异器具，并可以将他们的“魂儿”收在里边时，你可以想见当时心理上的冲击有多大！那时候很多中国人相信照相机摄人心魄，会将人的灵魂收进去，永远不得翻身，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
　　我的理解是这样：这些国外探险家、外交人士、宗教人士甚至是军人拍摄照片都是与被摄者擦肩而过，一瞬之间拍照，双方互不了解，甚至充满敌意，所以被摄者脸上的表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安特生在王兆祺家先后两次共生活了43天。我们可以想象他和这家人成了朋友，并且尽力说明他跨越万水千山来到这里进行考古研究的目的。从历史资料里可以看出，安特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甚至超过普通中国人。对中国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土地，神奇的文明都充满着热忱和崇拜。我们可以想象他努力向这些村民解释，这里曾经是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世界级的灿烂文明。这些村民的心中升腾起自豪、自信，在这种相互熟悉和信任的背景下才能拍出这种照片，才能拍出这种自信、安逸的微笑。
　　不同文化需要交流，不同文明需要互鉴，交流和互鉴是多么重要啊！这张照片让我莫名感动，也让我深深思考。有人说，二十一世界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人、中国教育准备好了吗？要如何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