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斋藏书·史部涵芬楼集古善本丛书之《南宋建安黄善夫史记》明万历写刻本—凌稚隆编，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

海陵后学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论语·先进》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贞观政要》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资治通鉴》

史书的作用，先贤已经说的很明白，予于长庆斋中，亦偏爱史书，时而诵读，时而温故，彷惶兮读史以明智，逍遥乎观史以克己，聊以自娱。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作为中华二十四史之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

在史记出现后的几百年里，各种注释和评论源源不断的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三家注本即（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

到了宋代，为了阅读方便，正式的将三家注释与史记正文合刻，并逐渐取代其他版本，成为了《史记》的主流版本。三家合刻的具体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今见刊刻最早，质量最好的三家注本，当属南宋建安黄善夫刊本。

“是书精雕初印，棱角峭厉，是建本最精者。”——傅增湘

　“善夫佳刻补龙门，旧史重翻百衲新”

——张元济

鉴于乾隆钦定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存在着大量的史实错讹以及人为篡改。前翰林张元济先生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就产生了重校正史之愿，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一部古本全史，恢复中华正史原貌，即后来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实际上居首的百衲本《史记》，却是最后一个完成的。创刊之初，张元济先生原打算用涵芬楼黄善夫残本六十六卷配明嘉靖王氏仿宋本来补齐。对此，好友傅增湘觉得“史记为全史之首帙，须得秘本，若用明本补配，冠冕全册，诚为阙点”。

在张、傅二人长年的求索下，黄善夫史记以涵芬楼六十六卷、潘氏宝礼堂二卷、傅增湘双鉴楼一卷（即国图所藏六十九卷），配以日本上衫藩所藏，终于凑齐一百三十卷。

成书之后，张元济先生又用明汲古阁本、嘉业堂藏本以及明嘉靖王氏本加以参校，勘正了南宋建阳刻本中的一些错讹，形成了新的善本，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原先的南宋刻本。

1936年11月，《黄善本史记》定稿，连四纸影印发行。类别上为了区别《续古逸丛书》，命名为《涵芬楼集古善本丛书》，后抗战爆发，丛书仅此一部，便成绝唱。

是书四函三十二册，框高21.1cm，宽13.3cm，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两行木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字木记。

　　宋代以后，《史记》另有元代彭寅翁本，明嘉靖王氏、柯氏等各种版本，其中虽不乏佳刻，但是大多只是依循南宋建本，并无多少建树。万历吴兴凌稚隆主编的《史记评林》，虽晚出，然能录载百家之注评，无随意删减，为后人保留了众多前人成果，不过眉栏记注，难免给人有坊刻的感觉，终归瑕不掩瑜。

凌氏家刻《史记评林》一面世，便风靡华夏，福建晋江人李光缙在此基础上又增补了些许注评，并于万历中期写刻刊印。日本史记学受其影响最大，各种和刻《史记评林》都是以李光缙的本子为底本。

长庆斋所藏《史记评林》四函三十册，每叶十行十九字，小字双行，白口，黑单鱼尾，四周单边，间有左右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