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髙水長憶恩師（上）

下里蒿人

　　我的恩师——谢裔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多了。今年七月二十二日，是先生的九十周年诞辰。随着这一特殊日子的日益临近，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在我眼前浮现和耳际萦回。在这万籁俱寂的大山深处，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将几十年来我与先生交谊的许多难忘的片段，“回放”于纸上，谨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感恩之情。

我是从一九七四年的秋季开学时认识先生的。那时，我刚小学毕业，到王家大份中学读初一。该校坐落在大份湾的最西头，其主体原是地主王献章的一栋土木结构的豪宅，坐北朝南，青砖黛瓦，内设一方大天井。后来，在豪宅的东边和西南角，新盖了四间教室，形成了一个占地大约四五亩的四方形院落。院落的正南面居中是校门，门外是一个四五亩大小的黄土地面的开放式篮球场。开学不久的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学校在篮球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我作为新生代表，走到由三张课桌拼成的主席台旁边，做了一个发言。记得典礼的最后一项，主持人高声宣布，请谢校长讲话。只见一位中年男子从主席台中间站了起来，面带微笑，向台下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开始讲话。他中等身材，腰板硬朗，额头开阔，鼻梁端挺，有些稀疏的头发自然蓬松而略微向后，炯炯有神的双眼透出几分睿智和慈祥。虽然初秋的天气还有些闷热，但分明看见，他所穿的一件灰色长袖衬衣的两只袖口，仍然扣得很严整。整个讲话都是脱稿，声音洪亮而又略带一丝磁性。当讲到激昂处，他不时挥动右手，显得果决而坚毅。同学们听得很是入神，整个会场自始至终鸦雀无声。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谢校长，也是第一次见人在这样大的场合脱稿侃侃而谈。他的慈祥、儒雅、严谨和博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我身材瘦小，衣着破旧，除了遵规守纪、学习刻苦和语文成绩略强一点之外，确实没有其他吸人眼球的地方。可能是这次发言的缘故，我给先生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从此，先生对我厚爱有加，悉心栽培，结下了终身不解的师生情缘。

记得一九七五年的清明节，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离校两三公里外的邻县应城的伍家山——原云应抗日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祭扫烈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祭扫仪式上有一个学生代表发言的议程。事先，由每个班推荐一名到学校，然后由学校从中选定一名。结果，班主任告诉我，谢校长定下要我发言。我因生性胆小，有些不情不愿，便草草写了个发言稿交给班主任，以应付差事。班主任略加修改后，送给了谢校长审定。哪知就在活动的头一天，下午快放学时，谢校长叫人把我找到他的寝室，将他亲笔修改并誊正的发言稿递给我，要我当着他的面朗读了一次，然后指出了断句和语气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同时，他鼓励我胆子放大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并教了我一个防止怯场的四字法，就是“旁若无人”。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心理暗示。它为我在后来参加了工作，特别是成为领导干部之后，在各种场合的各类讲话（包括发言、演讲、致辞、做报告），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一九七六年的五月十六日上午，年方十三岁的我，又被先生推荐到成立不久的清明河公社，作为学生代表，在全公社万人大会上作发言。为了我把言发精彩，先生事先将发言稿改了又改。我的母亲也卖了用来换油盐的一篮子鸡蛋，买了一块白府绸，找到湾里的裁缝师傅，给我赶做了一件白衬衣。开会那天，大会的主席台搭在清明河街的东面，距府河堤脚二三十米；长满青草的堤坡，成为天然的阶梯式草坪会场，黑压压的坐满了全公社的干部群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着白衬衣，面对名副其实的万人之众、用罩着红绸布的麦克风发言；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公社党委书记陈友元这样的“大官”，并在主席台上得到他的问询和赞许。会后一回到学校，先生就召见我，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肩膀夸奖说，讲得好，为学校争了光！这次发言，再一次锻炼和检验了我的胆量，也使我克服了许多潜藏在骨子里的自卑，增添了几分人生的自信。全家人也觉得很是光彩，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在王家大份中学期间，正值全国上下“学黄帅、反潮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频仍的时期。但先生作为校长，始终要求师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真正的“又红又专”，在德智体美劳上全面发展，切不可偏废。每次晨训时，他都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讲，只“专”不“红”，就会成为政治上的糊涂虫，当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只“红”不“专”，就会成为行动上的低能儿，干不成“四个现代化”。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文艺素养和专业特长，先生在坚持顶住压力，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组建了校文艺宣传队，指导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同时，充分发挥自己出身岐黄世家的专长，开办了“红医班”，手把手地教我们采药草、熬中药，辨穴位、扎针灸。先生教给我的一些中医知识和技能，不仅使我本人终生受用，而且还让我帮助了许多一时头痛脑热的家人和朋友。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看得出来，在那些日子里，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更显得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公社决定组织一次文艺汇演。是此，他亲自动手，加班加点，赶着创作了一部名为《打到“四人帮”》的活报剧，并挑选了我和其他三名同学，分别扮演“王张江姚”。记得陈小敏同学与我分别扮演王洪文和张春桥。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汇演的前几天，学校在晚上召集我们排练。先生每晚都要亲自到场，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解台词的含义，设计表情和动作。最后，我们的节目在汇演中取得成功，获得了上级的奖励。这是我这个天生缺乏文艺细胞的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台表演。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想起来，仍然感到既滑稽可笑，又难能可贵。

一九七七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为了使更多的学子搭上这趟停开多年的“头班车”，上级决定，将王家大份中学并入师资力量相对雄厚的清明河高中，并将少数成绩较好的高一学生，转到新建不久的清明河高中本部就读；同时，在全公社范围内推荐三名高二在读生参加高考。在先生的关照下，我顺利转到了清明河高中本部就读，并作为全公社三名被推荐的高二在读生之一，于当年的秋冬之交参加了高考。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没有先生的力荐，我是无缘参加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的。记得在清明河高中本部就读期间，先生还特地派人将我“请回”王家大份母校一次，让我站在校院中间的水泥乒乓球台子上，向全校同学介绍学习经验。其实，自己何来“经验”可谈呢？只不过是先生对我的厚爱和鞭策罢了。

一九七八年夏，我在清明河高中毕业了。由于家里贫困，无钱复读，正好东红大队学校缺三名民办教师，大队党支部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从本大队当年高中毕业生中，按照高考分数，由高到低选录三人充任，我有幸被选用。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坚持备战高考。同时，听说先生已经从王家大份中学，调回胡金店中学当教导主任。当时，通讯不是很方便，加之我两度高考失利，也无颜面对先生。虽然心中十分想念先生，但彼此的联系几乎就此中断了。先生的桃李满天下，按理讲，他再也没有义务、精力和必要，继续关注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了。可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挂怀着我。

那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下旬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因第三次高考失利，关在家里怄闷气。突然，先生推着一辆黄鹤牌自行车来到我家里。我又惊又喜，不知何故。原来，先生已经打听到了我的高考结果，分析可能是我平时的强项——政治科目的计分环节出了问题，特地来劝我赶紧去一趟应城，复查一下分数，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能够走个中专，跳出农门。那年，是国家实行高考查分政策的最后一年，孝感地区的查分点设在原应城县的应城饭店，我县派了一个查分小组住在那儿受理查分事宜。先生的劝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打算好歹还是去一趟。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应城，特别是经济拮据，交通不便，天气又热，便又不免有些犹豫起来。先生知道我的疑虑和难处后，当即说道，清明河到应城只有二十多公里，你就骑我的车去，这样既方便，又免得花车费钱。说完，他就执意放下自行车，起身告辞，披着夕阳，徒步五里多路，回到胡金店镇去了。

然而，时运不济。第二天，当我好不容易赶在上午十二点多到达应城饭店，找到了云梦查分组的戴组长时，却被告知，本县的查分工作恰好在当天上午已经全部结束；他们已订好车票，将乘当天下午两点多的班车返回云梦。下午，我打听到一条近路，精疲力尽地骑车返程。在翻越伍家山下山坡时，一不留神，迎面撞上了一头横穿的大水牯，将车前轮撞得扭成了“麻花”。我只好一路扛着车子回家，并连夜送到村北头的一位会修车的大叔家里进行抢修。次日上午，我到胡金店镇上，忐忑不安地找到先生的家里，向他汇报了查分结果，并坦白了他的“座驾”受伤的情况。先生一边十分热情地吩咐师娘，盛了一大碗凉粉给我解暑，一边坐在我的对面，静静地听着我讲话。听完后，他不仅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冲着我乐呵呵地一笑，不无幽默地宽慰我道：“黄鹤不去，凤凰不来，我正准备下个月领了工资，去换辆新凤凰骑一骑哩！”他还语重心长地开导和勉励我说，人生的路既短暂又漫长，还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伍家山”，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比人更高的山！老校长的一番富含哲理、意味深长的话，一直启迪、教育和鼓励着我。那只受伤的“黄鹤”，见证了一位恩师对一个不争气的学生的无私大爱。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从孝感县中等师范学校进修毕业后，被分到县教委工作。翌年九月，我到胡金店镇检查秋季开学工作，在镇幸福小学幸会先生。这是时隔五年后的师生重逢。先生拉着我的手，乐不可支，问长问短。我久久端详着先生已经花白的头发，和爬上了些许皱纹的额头，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我借此机会，前往他的家中拜望师娘。到了家里，先生一边与我亲切交谈，一边兴致勃勃地领着我房前屋后参观。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三间平房，宽敞明亮，整洁舒适。从交谈中得知，先生于一九八二年春调任该校副校长，当年秋天购买了这块宅基地，用省吃俭用积攒的几个钱，加上找亲友借了一千多元，才盖起这栋房子，从此结束了五十多年租住他人房子的日子。说到这里时，先生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和幸福感。凝视着先生用大半生不沾烟酒茶叶所省下的一分一厘，汇聚成的这一砖一瓦一栋房，我的心头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既为先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为他克勤克俭、淡泊宁静、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所折服。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我正式选任城关镇镇长的前六天的下午，我刚回到镇上，办公室的通讯员就向我汇报，说上午有个走路不很利索的老人来找过我，听说我到县里开会去了，便留下一封信，嘱咐他转交给我后就走了。我赶紧接过信封一看，先生那隽美而熟悉的蝇头小楷字迹，便跃入我的眼帘。我迅速打开信封，展纸拜读，只见先生用散发着古儒书卷之气的竖行格式对我写道：“获悉你荣升城关镇镇长之之职，本人不胜欣喜之至！并祝你恪尽职守，工作顺利，为民造福，大展宏图！特此致意！元月二十七日”。这是失去联系长达十一年之后，突然收到的先生的亲笔和亲自送来的贺信。

同年七月十三日，也就是我为治理开发举县瞩目的南门河工程，随县领导启程赴美招商引资的前一天，我又收到先生亲自送到城关镇政府的亲笔信，不巧那天我又因事外出而未遇。其格式也是竖行，全文如下:

欣闻你即将赴美招商引资，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故特写祝词几句，以示贺意：

旅途平安心泰然/沿途观光眼福欢 归途满载事如愿/前途似锦宏图展

又：诗不诗来文不文/ 写下四句表心诚/愿君鹏程大展翅/ 慰吾平生善识人。

二十六个漫长的春秋过去了。虽然我辗转县市，搬家数次，但恩师的这两封亲笔信，却一直被我视若珍宝，至今仍然珍藏得好好的。多少次夜深人静，我展信重读，仿佛先生就坐在面前，一直笑眯眯地瞅着我。先生在信中对我亲切的称呼、谆谆的教诲、殷切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令人铭心刻骨，备受教育和鼓舞，成为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精神源泉。每当工作和生活上遭受困难和挫折，或面对各种名利困扰与享乐诱惑之时，先生的信，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催着我向前走，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苟且。只是因为，怕辱没了先生赠我的诗句——“慰吾平生善识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