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和 有

火白王

　　有时候，人在一无所有时，才是最富有的。

我曾经填写工作履历“文化程度”一栏时，填的是“大学”。其实我真正在校的文化程度是初中一年级。1965年升入初中，扎实读了一年书，第二年下半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先从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再到批本校教师，批反动学术权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停课闹革命，参加各地大串联，读书的事全停了。1968年上学期号称初中三年的学校生活就结束了，想上学也无处上了，回到自家那条大山沟的小学，当了一年半的“赤脚教师”。1970年底，我这个半吊子的初中生，报名参军，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过了二十年的行伍生活。后来转业地方工作，直到退休。其间我有两次在职学习体验，分别获得了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函授本科学历，这个学历是教育部发文承认的，因此我在填写工作简历时填“大学”的依椐就在这里。后来到地方从事经济工作，我又在职参加了广东文化专修学院与澳大利亚梅铎大学合办的MBA两年在职学习，取得了研究生硕士学历，这个教育部是不承认其学历学位的。

我在此文要讲的重点不是学历学位的问题，是讲在校学习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在职学习恶补所付出的艰辛，非常人能理解，现在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参加工作以后，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因为基础教育缺失，在许多人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懂的东西，我却既听不明白也看不懂，因而深感自悲，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笨，严重影响到自信心。初中、高中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要，知识是融汇贯通的，而我恰恰在许多基础知识方面都是盲点。同时履历上初中文化一栏非常刺眼，如鲠在喉。那个时代要求上进，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入党、学历、踏实肯干。这些内外动力驱使我必须补上这一缺失。但是在岗工作，不能放下手中繁忙的事务，而只能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超负荷运转，精力和体力的透支达到极限。

　　华南师范大学五年制函授本科的报考，我很犹豫，看到身边那么多人报名，自己当然也想报名。但感觉五年时间太长，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担心半途而废。最主要的还是没有自信，一个初中生去读大学本科，担心考不上丢人现眼，即使考上了也怕跟不上。在这个关键时刻，妻子激将我，她说那么多人都在复习都在迎考，你却优柔寡断，你不大胆的去试试，怎么知道行还是不行，考不上有那么丢人吗？你缺乏勇气面对才是丢人啊！这才坚定了我报考的决心。

　　 华师大在考前安排老师对我们这批报考者，每周六、日上辅导课，连续上了两个月。开考那天，有点紧张，拿到卷子一看，觉得还行，其中一道题是将古文《阿房宫赋》的一段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这个很对我胃口，我对文言文一向有兴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名篇，有些我甚至可以背诵下来。还有一些是考世界地理的，因为我平时喜欢，答题相对容易。考试完后大约一个礼拜，就收到录取通知书，当然有点喜出望外，我可以上大学了！😀

　　1983年9月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在广州军区大礼堂隆重举行，广州军区政委王猛（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到场致词，可见其规格之高与重视程度。五年制本科总共十八门课程，自学为主，每周六、日两天集中上课，每门课程考试两次，两次平均分及格以上这门课就过了。如果不及格，有一次重考的机会，重考再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无法获得毕业证书，压力是无形且巨大的。我当时在二十一分部秘书科当干事，工作还是很忙的，幸运的是我们科长宋江澎也同上这个班，他为人好，能力强，文化程度高，有不懂的地方问他，等于老师就在身边。他对我很关照，许多工作他都揽着，为我在职学习提供了许多额外的关照，十分感谢他的帮助和包容。我上学后家里的事妻子全部包下来，从不让沾手，回家就争分夺秒地读书做作业，为什么说男人要做点事，背后一定有个坚强的女人在支撑住你，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

　　那时每周只有星期天放一天假，上六天班。军区发文同意这批学生占用周六工作日上课，这样可以周六、日连续上两天课，实际上我们是全年无休。学习压力山大，工作十分繁忙，处理好工、学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挤时间。深圳特区初创时提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完全适合我们当时的状态！记得有一次随部队首长下基层蹲点一个多月，无法参加听课。回广州后同班老战友陆雅胜（后转业到广州市教育局升任纪委书记、局级干部）专门为我整理了上课笔记，我反复地翻看领会，每天晚上都要弄到凌晨转点才上床，睡几个小时，六点起床还要去出早操，累的不行。毛主席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军人的这点精神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人在有目标有追求时，整个状态都是亢奋的，累是累，但阻挡不了向前的脚步。

华师大五年在职函授毕业，拿到毕业证书回家的那一刻，我拥抱妻子，眼眶就湿了！我同时宣布：一个月之内，不沾书、不看报，凡与书报有关的一概拒绝。那真是“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十年以后即1999年9月，我又一次参加了在职教育，与上次相比，这次可以用“恐怖”来描述两年的经历，一点也不为过！这个MBA班开设十二门课程，有八门课是澳大利亚梅铎大学的外籍老师任教，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仲伟合老师担任同声翻译（仲后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文化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参加学习的学员大多是企业高管，政府行政部门中层以上官员。教学主要是案例分析为主，溶入性、启发性、参与性结合在一起。外教老师也让我大开了眼界，在上财务分析课时，南加州大学的胖教授因不满意学生的回答，直接躺在地板上表示惊讶，让我们目瞪口呆！有几门课程如《统计学原理》、《企业财务管理》、《企业分析方法》等，牵涉到大量的数学公式、数理推导，这个对我来说是最要命的。我听不懂，也无法完成作业，在这个关键时候，班里的学友中有一个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广州经商的何沙总经理，是他救了我。他几乎每周要安排两个晚上，到我办公室帮助补课，他很神奇，非常复杂难懂的问题，经他深入浅出讲解，让我学到了一些基础性知识和诀窍，每门课程考试，虽然分数低点，但总在及格线以上。我还记得《企业分析方法》一课，要设计随机抽样调查表，并到大街、商场等人多的场所做调查，每人必须完成2000份合格调查表，虽然现场遭到非常多人的拒绝，但厚着脸皮去街边做随访，也是需要勇气，有点刺激和成就感的。😜

更为要命的是，当时参加在职学习，我任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在建的项目遇到了最致命的问题，严重缺乏现金流，工程随时都有烂尾的可能性，我要组织团队加大销售力度，回笼资金，还要不断跑银行找贷款，时间和精力不堪重负。在工作、学习双重压力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精神高度紧张，睡眠障碍困扰，有时甚至是彻夜无眠，靠吃安眠药维持，从那时起至今二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修复过来。但这两年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收获，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通过活生生的企业案例教育，在课堂上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从而寻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对我有非常现实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可以说这个教学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值得安慰的是我坚持住了，两年在职学习圆满完成，并到澳洲参加了梅铎大学隆重的毕业典礼，带上了那顶具有象征意义的帽子。公司的项目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不但没有烂尾，还提前建成开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职学习除学到了一些知识，培养正确的思维习惯，理性的认知事物规律外。领到了两个毕业证书，履历表上学历栏目由初中改为大学，不但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在后来的仕途中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得益。1998年在考核干部时，单位要提拔一名副厅级干部充实领导班子，我与另外2人进入了被提名行列。5项硬指标中，年龄、学历、基层机关工作经验、民意满意度、近5年工作业绩。其中学历就是一道硬门槛，没有大学学历连初选这道门槛也跨不进去。后来我在3人中也算是脱颖而出吧，48岁那年顺利进入了厅级干部队伍。不说别的，就吃皇粮退休这一项，整个待遇都是差别很大的。没有和有、有和没有就在互相转变中，让我清晰的体验到了。

　　时代裹着每个人的脚步，每个脚印都是时代留下的痕迹。人就是这样，一个波浪打来，你顺着浪的推力就上浪尖了，浪花退去，随水而平缓。一无所有时，奋斗、拼搏、不懈努力，精神上是最富有的，精神反作用于行动，没有与有就在变动之中。许多时候，一旦拥有，却变得平庸，无所追求。因此：没有和有，有和没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辨证统一。当然世事无常，任何命题也不要太过绝对，钻到牛角尖里反而是无解的。

　　（岭南的荔枝红了，果子挂满枝头，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