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陶铸传）》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 _ 郑笑枫 舒玲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陶铸传）》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

郑笑枫 舒玲

寇深日亟已无家，

策马洪山踏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

拼将赤血灌春花。

这是1939年陶铸在大洪山打游击时写下的诗篇。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寇在军事上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向对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扫荡”;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国民党也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并加紧了投降活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困苦的相持阶段。此时，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疯狂的日寇,8万多伪军和近40余万国民党正规军及杂牌军的重重包围,抗日的革命力量,处于敌、伪、顽严重夹击的险境之中。

中原大地，眼看着就要被国民党拱手让给了日寇。处此危急关头,陶铸当机立断,迎着国民党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只返回日寇进攻的鄂中地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抗日斗争。曾志和陶铸一起离开武汉去宜昌,陶铸决定重返鄂中,曾志也决定去鄂西荆门，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两个战友，重逢相聚不到一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又要各奔东西。他们俩当时的“家产”,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煤油炉子和一个瓷缸，两把牙刷。临别前,曾志用一个篾网袋,装上煤油炉子,让陶铸带上。走到十里铺,陶铸就和曾志分手,曾志乘车去荆门,陶铸下车去鄂中京山。陶铸背着曾志为他准备的篾袋，没走多远,他索性丢掉了篾袋,夹几件换洗衣服,衣袋里插一把牙刷，只身冒险,在兵荒马乱之中,向东奔赴大洪山。11月上旬,陶铸到达丁家冲，与蔡松云等同志刚组成上山的小游击队以及杨学诚同志汇合了。丁家冲村子里一片欢腾!身穿便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齐声高呼:“陶先生回来了!”

杨学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在“保卫大武汉”中，受党的派遣,到鄂中开辟敌后根据地。陶铸到丁家冲时,只有蔡松云带的八条枪和十多个人。蔡松云是应城人，是陶铸在应城举办汤池训练班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他父亲是应城一带有名的矿商，蔡松云就利用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地位，自己拿钱，买了八条枪，并以在应城盐矿区经营盐矿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陶铸委任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以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接着,陶铸指示鲁尔英把汤池训练班从香港买回的驳壳枪及一些长枪带上山来;又集中了黄定陆的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党派汪心一去改造的郭仁泰的队伍;以及经沈少华、徐休祥等同志进行统战工作而稳定下来的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李又唐的队伍，都先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发动干部和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药，来武装我们的队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和枪多起来了。党委决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熹)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共同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进行筹粮活动，保证了部队扩充后的给养供应。

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的直接指挥下,鄂中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人和枪更多了,但任务也非常艰巨。一则因为部队刚组织起来不久，来不及经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二则日寇野蛮凶恶,经常进行“扫荡”和骚扰;更加以阴历年关已近,许多战士是当地人,家乡观念重,想家。1939年春节前，日寇连续对丁家冲、熊家滩一带进行“扫荡”，在反“扫荡”的战斗中，我特务大队损失很大,大队长鲁尔英英勇牺牲,蔡松云的挺进大队受到部分损失。面对着这样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灰心丧气，而陶铸则意志更加坚定。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说:“目前工作的艰苦和环境的险恶,更能锻炼我们的意志。要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坏事变好事，失败者成功之母’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消极思想、畏难情绪等等都是错误的。特别是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投降，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疾风知劲草。我们在困难中，要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当时虽然寒风凛冽，但干部和战士无不被陶铸热情洋溢、铿锵有力的音容和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所感染。全体干部和战士一致表示决心:“我们坚决战斗到底!”大家情绪激昂,气吞山河。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陶铸还不肯休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的紧张劳累,使他的肺病发作、咯血不止,发高烧,但他仍坚持与干部、战士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陶铸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度外,继续忘我地工作,真是感人肺腑。

陶铸身负重任，在艰苦恶劣环境中，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把整个抗战形势和鄂中敌、我友的情况分析得很透彻，并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来指挥战斗。他指出:“我们要打主动仗,不能打被动仗,老是挨打不行。我们要打出去，既有分散,又有集中,活动范围扩大一些，打了就走，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法摸到我们的底。”

1938年11月底，党中央派李先念为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和陈少敏从河南竹沟南下,到达鄂中,与杨学诚、陶铸会合。公开树立新四军旗帜,称鄂豫挺进支队,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1939年1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红色根据地,同年2月,钱瑛到鄂中召开了鄂中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刘少奇当前工作“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的指示，改鄂中特委为鄂中区党委,钱瑛为书记,陶铸、杨学诚为常委,杨学诚为组织部长,夏忠武为宣传部长,陶铸分管统战工作和军事工作。在这次会上,鄂中区党委确定了“加强统一战线,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总方针，同时决定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沦陷区,主要是应山、京(山)应(城)。”陶铸以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贯彻区党委决议,发动武装力量,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开创鄂中抗日新局面。1938年4月,整个鄂中只有党员52人,到1939年4月间,鄂中的党员人数,已达3400余人,区党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拥有两个支队，两个大队,人枪已有2000余人。在陶铸的率领下,1939年3月31日和同年4月初,连续在公安寨和云梦城,打了两次胜仗,旗开得胜,抗日军威大振,促进了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