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箕的回忆录

知足常乐(王绍箕)

2018年出国越南一周游

自 序

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情。

在漫长的人生记录中，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计其数的大事小事，顺心事，苦恼事。经历过无数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品尝过人间多多少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其中有不少的事情将终身难忘，留下永恒的记忆。

当人生跨入暮年，往事一回首，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或高兴，或自豪，或苦恼，或愤恨，或婉惜，或遗憾……五味杂陈。闲暇之时，回顾往事，并一一真实地记载，对家人，对后代，无疑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人生苦短，如何活得精采，活得有价值，取决于各人的世界观，取决各人的智商和能力，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机遇。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办事。坚持勤奋、刻苦，勇于拼搏，尽力而为；坚持谦虚、善良，真诚相待，乐于奉献，就能把事情做好，就能问心无愧。人生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平平淡淡，不求大名大利，但求平平安安。平平常常就是真，我们要做真人，要做实事。

本回忆录，依据本人的生活阅历，从“母亲的回忆”等20个方面去回顾，去记录，力求真实，力求完整。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有望谅解。

　　1.母親的回忆

1944年12月16日，歙县东乡竦口，随着一声声“咹！一咹！一咹！……”的婴儿啼哭，一亇幼小的生命呱呱落地。他，就是我，学名王绍箕。

据奶奶说，母亲生下我不久便患上腰子病（肾炎），随后病情日益严重，奶水越来越少，于是奶奶炒米粉，炖稀饭喂我。有时我饿得谎，哇哇哭个不停，太奶奶也抱着我四处讨奶。到了1948年，母亲丢下年幼的我，阴阳两分离了。可怜的我，只留下母亲几个隐隐约约的镜头：1.我家族住的是大房子，有大屋小屋之分，下雨天，母亲和七姑八姨们在大屋楼厅做针线活吧！同一个楼层小屋楼厅也有人在做鞋，记得我蹦蹦跳跳，一会儿跑过去，一会儿跑过来，煞是高兴。2.记得有一年，母亲带我去一个庙宇吃面，我站在母亲身前，她坐在櫈上一口一口喂我吃，我清楚地记得，有几个穿长褂的人，两手合一走来走去，整个屋里烟雾绕绕。直到前几年我和表姐巧云（大姨家女儿）谈起此事，她说那是尼姑庵，就在湄川村小河旁边山上。3.母亲病重期间，卧床不起，为了方便护理，睡在大屋楼下堂前右上角搭的木床上。可能是生病味口不好，想吃醃羊角（豇豆），叫我到坛里抓奶奶醃的羊角给她吃，可是我的小手一连摸了几次，抓到的都是醃辣椒，母亲辣得大口大口直喘气。4.母亲去世时，由于父亲正失业没有回家，是奶奶料理母亲后事的，我最后记得母亲死那天，笔直直地仰面躺在那张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黄表纸，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了，这年我才四岁，随后我就跟着奶奶长大。

　　2.合作化年代

1949年4月29日歙县解放，时年我已经5周岁，我隐隐约约记得，老百姓欢呼雀跃，人人举着彩色的三角旗，排着长长的队伍，喊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解放。

随后，斗地主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那天，我村地主程茂堂、程致远五花大绑被民兵押上台，贫苦农民王根宝控诉地主罪行愤怒时，踹起一脚，将跪着的地主往前一趴狗吃屎，大快人心。

我奶奶年仅38岁中年丧夫，为了生路，四个孩子一个月内忍痛送掉老三老四两个孩孑（我的一个姑姑，一个叔叔），老大（我父亲）送去当学徒，奶奶和大女儿相依为命，靠种地打零工苦度时光。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划为贫农。农民分得了土地喜气洋洋。为了解决一些农户劳力缺乏问题，政府号召组织农业互助组。记得我家和柯立本等几家是一个组，他昰组长，也是农会主任。紧接着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合作化年代，奶奶劳动积极，曾被评为三等劳动模范，奖了一只标有“和平”二字的搪瓷茶缸和一块毛巾。这只茶缸至今还珍藏着，表彰授奖大会是在竦北戏台上召开的，随着社会变化，当年的戏台已荡然无存了。

1958年，徽州公社成立那天，我已读小学五年级，学校负责人胡荣远老师带着我和叶锦祥等几个同学步行去富堨参加徽州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到了现场，只见人山人海。时已黄昏，夜幕降临时，胡老师带着我们沿马路返回，途经县城已是灯火辉煌，大家没吃晚饭，胡老师带我们在一家饭店吃包子。第二天回到学校，我们把吃包子的钱算给老师，胡老师硬是不要。

在成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伴随着而来的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合称为三面红旗。

那时候集体化程度很高，农民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我记得读小学高年级也强调到学校集体住宿，当年我们是在罗观寿家楼上住统铺。吃饭也在学校食堂，食堂设在王茂松家，晚上还要到学校集中晚自习。然而学校集体化行动为期不长，大概半年就结束了吧！生产队干活，强调出工率要100%。晚上常常开会，尤其“四大”即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天天开会，而且不许迟到，不许早退，不许打瞌睡。有的人实在太累了，打盹了，马上就辩论谁，站在会场，大家群起而攻之。

解放初，农业实行合作化外，对工业，商业，个体手工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了综合社，各行业日工资有统一规定：裁缝1.65元，木工1.55元，砖工1.35元，竹匠1.1元……那时候不仅工匠工资有规定，各种商品单价管理很严格，涨价跌价很神密，有涨价也有跌价，都要以文件通知为准，不可随便涨价。

在大跃进年代，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为，各行业放卫星，一时出现粮食亩产超万斤，日採茶叶两千斤，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教育考试全班人人一百分……针对当时的浮夸风，老帅彭德怀亲自耕种一分试验田，有力地反击了浮夸风。

　　3..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吃饭不要钱的农村食堂维持不了几年也先先后后解散了，因为粮食浪费严重，加上三年（1960一1962）连续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及苏联的逼债，导致中国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市场物资十分匿乏。其间，城市户口包括干部、学生和居民，每人每月凭卡粮站供应15一22斤，农村买粮地区每月才几斤。而且不全是大米，有相当比例的山芋片，山芋丝，高梁粉，甚至是麻枯粉，蕨渣粉。那时我们正处在读书长身体的年代，学校上课还没完全到下课时间，餐桌值日生就冲到食堂端饭桶，有时端回是大米玉米混合饭，有时是大米山芋丝混合饭，有时是连皮带水的山芋片，有时是黑糊糊的麻枯糊和粉红色的野生植物根糊，难得吃到全白米饭。不管哪种饭，數量都不很多，所以每桌八人由值日生分饭分菜。由于饥荒，全国出现物价乱涨，卖黑市，玉米粒1.2元一斤，（粮站0.08元一斤）萝卜0.4元一斤（平常0.02元一斤），当时确实是干部干部不如一担萝卜（干部月工资30多元），干部退伍（退职），学生退学比比皆是，我的同学叶锦祥，王武装和方坤元等就是这种情况下回家的，尤其王武装同学，已分配到堨田小学不去，而自动离职回家，后来这些人后悔不已。为了活命，很多外地人捧来新毛衣，新皮袄来换粮食，每件只换一二斤苞芦。那个年代毛衣是很了不起的，皮袄更是稀罕，都是很有钱人才穿。我徽师毕业时，才穿上质量很差的毛衣。由于饥荒城乡到处出现浮肿病，死亡率直线上升，我每个星期回家都听说有人死亡。我祖母时年62岁，却很苍老，比现在70岁人还老，吃不饱，瘦得包皮骨，差点饿死。表妹江玉仙的父亲就是那时患浮肿病死的，死时年仅59岁，丢下妻子儿女，三个子女中大的才13岁，小的才7岁。那时为了活命，农村吃野菜，吃猪草，吃玉米芯，吃桑叶，吃蕨渣……很普遍。

记得春季学校支援茶区採茶，在露天下，我们吃过早饭的大饭桶，当地许多大人小孩拿碗甚至用手掌刮剩余的残粥拿回家吃，看看其他农民碗里吃的是黑糊糊的桑叶。一个个农民衣衫滥缕，面黄饥瘦。我星期天回家常带上奶奶做的几个糠粿，带点醃菜、辣椒粉到学校充饥，有时学校偶尔分发每人一个代食品麻饼之类，我也舍不得吃，留着星期天带回家给奶奶吃。

那时候粮食紧缺，瓜菜代，野食品充饥是普遍现象。我们学生食堂里那些山芋放到大木桶倒上水，炊事员用竹丝扫帚一冲一冲捞起来哒哒哒一剁，连皮煮着大家吃，而且带汤连水，每人只分得一小碗，吃不饱。晚自习后饿得谎，有的大口大口地吃着家里带来的醃菜，有的大口大口地嚼着家里带来的辣椒粉，有的偷偷地吃着，从群众收过庄稼地里复收的山芋根……由于饥饿，身体虚弱头发晕，一次我上厕大便后站起身突然后仰跌倒在地，头部和背部都不同程度受了伤。至今如到天气变化，我的背部还隠隐作痛。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不到60岁的奶不仅十分苍老，而且瘦得皮包骨头，叫我看了可怕担心。当时我和奶奶及表弟还去照相馆拍张合影，由于保存不妥丢失了，真可惜！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调整政策，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很快走出困难的低谷，六二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并走上好转，逐步进入正常的轨道。

　　4.王绍箕的读书生涯

大概是1952年，我开始上学了。隐隐约约记得，那天奶奶牽着我去学校报名，至于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教室，没有印象了。开始是上半年级，也就是幼儿园。在随后的学习中，由于对算术数的概念不理解，算术题不会做，好象二三年级留级过一次。以后学习逐渐进步，六年级时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小学阶段教我的老师记得有王茂春（校长），柯美英，萧辅妹，吴美琪，叶谷云，程邦楠，程邦健（校长），胡荣远（校长），江葆真。

1957年反右斗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尤其是老师。新学期开学后听说程邦楠被打成右派了。一个星期天，我看到许多人，在背枪人押送下挑木炭从竦口经过，并在竦口田干（戏台前空坦）就地休息吃饭。我们背着筐去村外搞猪草还看有的右派挑不动落伍了，但在持枪人押送下还是坚持挑，但走不了多少路又歇下来。“走！快走！”持枪人吼着。“就走，就走。”右派为难痛苦地求饶。这时只见一个人从竦口回头来为这个挑不动的人挑着。看着这一幕怪可怜的，听讲这些木炭是从里东乡挑出来，还要挑到城里去。怎么挑得去？尽管心里同情，但嘴上还是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从那时起，我心想，当教师不好，不小心要打成右派。

59年小学毕业，我们竦口小学有9人毕业：我，叶锦祥，黄玉时，程干展，汪观娣，程玉林，胡萼声，程德球，王武装。班主任是江葆真老师，她是竦口本地人。

那时考初中，全县集中在歙县中学统一考试。为了考试，毕业后我们竦口9人还集合统一去桂林集中升学复习，复习语文是江村的一位老师，数学是校长章本耀。

1959年，大跃进年代，大办教育，各种专业学校如雨后春笋全面兴起，什么歙县初级师范，园艺学校，技工学校，芜湖水电学校……我深深知道，家里条件差，奶奶无力培养我，上普通中学不可能，我只知道只有上师范不要钱，因此我无奈违心地，随大流报了师范学校。

果然，我被歙县初级师范学校录取了。那年我们竦口小学除了成分不好的程玉琳，胡萼声未考取，其余7人都录取了。其实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不想当教师，但又没有办法。

开学那天，我一头一只铁皮箱（装衣服），一头一条旧棉被，还带一把锄头，挑着担和叶锦祥一起徒步30里去县城学校报到。

我们初一就寄住在安徽省徽州师范学校。初一四个班，我是102班，班主任是余益文老师。初二就搬到离县城15华里的棠樾了。那时的棠樾，民房破旧，牛屎到处成堆。我们学校就是寄住在几家民宅。楼下客厅是教室，楼上大家睡地铺，老百姓的茅坑就是厕所。那时，学习挺紧张的，常常统考。初一统考后我被分为好班，不过好班中我位于中等水平。

1960年，国家形势进一步困难，于是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先前上马的学校又纷纷下放停办了。我们歙县初级师范学校也一样，一部分学习好的转徽师继续学习，一部分个子大的只读完初二就分配当教师，如潘昭淼，王武装，汪观娣。还有一部分学习差的或自愿回乡的就下放农村。

1962年，我们又回到徽师编入徽州师范甲班学习。

从初师到中师都是免费学习，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实惠，尽管对当教师不感兴趣，我还是挺认真的，因为读书年龄就要认真学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除了学文化课外，我喜欢摘抄摘录一些有关知识。这个习惯至今还保持着。学习中我觉得物理化学较难，于是我下死功夫，白天学习，晚自习后还学，寝室熄灯了，我就默默背物理定律和公式，背诵化学名词和反应式，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一次化学考试，我以99分名列班级前矛。我还被老师选为物理小组成员，为学校安装了一条线路的路灯。

不知不觉，一晃中师三年行将毕业。师三上学期到徽师附小实习，听了本班金凤芳同学一节语文课，下学期全班到歙南齐武小学，杞梓里小学实习了一个月。实习期间轮流做炊事员，轮流当班主任，轮流教语文数学主科。一次我上了一堂语文公开课，听课的同学，指导老师，当地老师远远超过学生数。

这三年中，为了支援农业，我们全班师生去过里东乡茶区採茶叶，对我们非茶区同学来说是新的体验。

在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师生军事野营活动。那天清早，校长刘鹤卿带队，几百名师生队伍从学校出发，沿着解放街浩浩荡荡奔赴吴川“战场”，进行了一次实地摸拟军事训练。

我记得，毕业前夕，班主任吴政治老师一一找同学谈话了解情况，是年约八九月份得知我被分配在旌德，同时分在旌德的还有谭德汉，杭起龙，庄智良，金凤芳，张来香。

5朴素的婚礼，真诚的伴侣

，朴由本家长辈汪小叶介绍，经过两年的恋爱和准备，一九六八年腊月二十六，我和同村回乡知青程素秋走进了婚姻殿堂。

结婚那日， 时值文革初期，那天早上，我没有特别着装，只是双手扯着挂满毛主席纪念章的红绒布，在介绍代理人王康美，叔叔王松高，表弟洪国清，表妹江银仙的陪同下前往程府迎聚程素秋。新娘也没化妆和着装，更谈不上婚纱和婚纱照。

遵照奶奶的安排，二人准备徒步10华里前往桂林公社结婚登记，领取证书。刚到村口碰到本村刘根水拖着自行车进村，他主动把车借给我们。到了公社是一位姓曹的值班干部接待我们，他二话没说，拿出纸和笔要我写一下恋爱过程，我便立即沙沙沙地写一个版面，接着这位干部提起毛笔很快为我们填写了两张结婚证。回来时，程素秋先步行出村到马路，我再带她回到家中。

这时亲戚本家，左邻右舍纷纷前来恭喜祝贺。那时生活水平很低，贺礼没安排专人收，是我和奶奶收。最高贺礼四元，一般贺礼一元，最少的是二毛钱，一共收了六十多元，相当于我当年两个月的工资。白天发喜糖的同时还发了一些新娘果子即花生蚕豆呀一类食品。晚宴前夕按乡村规矩要新郎接客，于是在邻居广田陪同下一一接客，其中还邀请了童年好友江胜利，叶錦祥（未到）和干妈老江嫂（未到）。由于那年代物资商品匮乏，还是本队店主王贞雄去桂林进货为我带了六斤白酒。和其他家一样，也没水果酒饮料一类。那晚连帮忙的，只有七桌吧。至于新房，只不过是婚前邻居帮忙用报纸糊了一下的老房间和旧家具。当然床上被条，蚊帐是新买的。

就这样极其简单朴素的婚礼结束了。

从此我夫妻俩共同撑起这个家，也解除我奶奶养老的后顾之忧。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依照娘家吩咐，素秋端出四个果盘请奶奶用茶，接着就动手洗一大盆衣服。

那时还是生产队年代，临近过年，春节后不久程素秋就和刚好七十岁的奶奶到生产队出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奶年龄越来越大，夫人程素秋逐渐挑起生产和家务的双重担子。随着孩孑的增多，随着农转非，家庭户口改变，失去生活资料，1988年，夫人程素秋四十岁再学骑28自行车，每天往返二十多里，去乡办打砖厂和私人电镀厂上班，还上大夜班，每天干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然而不辞劳苦，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直打工干到65岁。为这个家，为孩子，她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付出。奶奶临死前就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对她说：“你……好，你……你真好”。如今老伴已经74岁了，她还是保持着勤劳不怕吃苦的精神，保持着爱干净，讲卫生，勤打扫的习惯，保持着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我常对她说：“以前条件差让你吃苦了，现在条件改善了，你该享福了，不要再去打工受苦受累了”。2007年，尽管钱不够，我还是借钱为她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如今也拿到每月2000元的养老金了。现在除了上上老年大学，唱唱戏曲跳跳舞，就是玩玩手机，打打牌。在没疫情的日子里，我们抓紧时间旅游。什么短途一日游，长途几天游，出国游，我们都游览过。我们先后去过国内东南部，长三角各大城市，去过香港、澳门和台湾，去过邻国越南，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和异国风情，我们心满意足了，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祝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6.“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徽师毕业后，我分配在旌德县教育局。

然而并没有去旌德，更没有去旌德教书。而是去了歙县深渡区棉溪公社棉溪口大队做四清工作组，从事“四清”运动。那时各大中专院1校毕业后首先都要参加“四清”运动。记得下乡前在县影剧院集中培训一段时间，天天学文件听报告并进行讨论，在培训期间开始拿工资了，由于是下半个月开始集中学习，只发了半个月工资17.25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工资，工资表签字时不免有些激动。

培训结束，一天早上我们徽师三甲班同学带上被条等行李到渔梁码头集中去深渡工作地。那天是乘船去的。是大木船靠艄公摇撸，速度很慢，全程不过50多里却花了七八个小时，黄昏时分到达绵潭码头，然后大家挑着行李走五六里到棉溪公社报到，我和绩溪程元丰同学被分在棉溪口大队，工作组长是屯溪茶厂干部叫叶发培。我分在棉溪口大队第二生产队，程元丰分在第三生产队。从此，我们独当一面，第一次挑起了工作担子。

那时刚从学校出来，根本没有社会经验，也确实是锻炼吧！所谓“四清”就是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清财产。工作组要做到“三同”即同吃，吃派饭，但不准吃肉、不准吃鸡、不准吃鱼、不准吃鸡蛋，甚至豆腐也不能吃；同住，住到贫下中农家；同劳动，和群众一起劳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弄得干部人心慌慌，坐立不安。可是运动后期还是教育团结他们重新挑起担子为群众办事。就这样，我在棉溪口大队干了一年半的“四清”工作组，如今还保持联系的胡水林朋友就是当年认识的贫下中农代表。

第二年下半年，即一九六六年，我随同旌德工作队开往祁门县开始新一批“四清”运动。

这次我被分在祁门县祁门镇祁丰大队，还没工作多少时间，大概二三个月，工作组奉命连夜撤出阵地，说什么“四清”是刘少奇路线。当年“四清”组长还被责令返回认错、陪礼道歉。此后我返回旌德，由于未分配学校先安排住县城旅馆，后住党校。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学校停课，大中专学生打着造反派旗号，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唱着“黄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语录歌走南串北，进行革命大串联。此时，我们也组织了一亇“六五中专造反队”，大部分同学主张过了六七年春节再出去串联，而我，谭德汉，杭起龙，洪少琴，叶春芳（屯溪卫校）五人春节前就踏上串联路。我们从旌德步行出发，路径歙县，屯溪，祁门，景德镇，鄱阳湖，南昌。每天少则五六十里，多则130多里，那时学生串联每隔50里左右有接待站，吃饭住宿是免费的，在屯溪红卫兵接待站我看到有市民冒充红卫兵来吃饭。我们是拿工资的，都自觉缴纳每餐三毛钱伙食费。所到之处都看到造反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被戴高帽游街。我们走路到南昌，按着规定连续步行超过多少公里就可以免费乘车返回。我们便从南昌乘火车到杭州，再乘汽车回到自已家乡。记得这年除夕在列车上过，大年初一在杭州过，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杭州。那天杭州正下着一场大雪，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冒雪游了西湖和灵隐寺，面对美丽的西湖景色，几个外国人脸上挂着笑容，呜里哇啦地打着手势，示意要和我们合影，当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单位里，学校里，农村里，甚至家庭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两派斗争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什么革联站，联指部，开始是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攻击，后来发展到动枪动刀武斗，一次我进城亲眼看到造反派用板车拉着一个武斗受重伤的青年，一位医生正在注射抢救，后来听说抢救无效死了，造反派还抬着棺材游行抗议。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有的地方农民停产了，尽管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仍然一片混乱。尤其北大学生聂元梓，蓟大富之类带头揪斗老干部，迫害老干部犯下滔天罪行。文革结束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7.王绍箕的工作履历

“四清”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周总理说1967年四月份全国大串联。由于形势混乱，中央下令停止串联，再次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大部同学感到遗憾，失去了串联机会，我们却暗暗庆幸享受了难得的串联机遇。

春节后回到旌德不久，教育局找到我们这批六五届待分配学生谈话，要大家回学校上班。有的还想坚持在城里闹革命，而我和庄智良，汪宝骝（屯师）等几个默认表示要回归学校。于是我被分在旌德县城郊新桥小学，并要我暂时负责。庄智良分在新庄小学，汪宝骝等分在旌阳小学。

次日我拿着介绍信，挑着行李前往新桥小学。

新桥小学，离县城五华里，公路旁边，与公路隔河相望，过了新桥便到了学校。这是一所完小，原有四位老师，负责人暂缺。他们是汪必来（徽师毕业，老家歙县），赵云珠（上海插队知青），钱继芬（皖北人，老教师，其妹妹徽师心理学教师），余杭生（太平人，徽师毕业）。

来到学校第一次教师晨会，除了打招呼客套话外，我要求大家，面对现实要大胆工作，该管的还要管……自然也就挑起了毕业班班主任及语文教学的重担。没过几天，调来了正式负责人谭德汉，太好了！我们并肩作战。

这里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一站，凭着我们几年学的师范专业和青年人的远大抱负，尽管文革初期社会较乱，两派斗争日益严重，我们还是坚守岗位，牢记县教育局领导的教诲，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备好课上好课。积极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时身在异乡，礼拜天不回家，我应邀到各自然村书写各式各类红色墙头标语，有时晚上参加公社批判队，深入村庄、厂矿进行革命大批判，受到大家好评。我曾出席旌德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孑大会，两次被评为学习积极分孒。

我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那时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参加政治活动外，放暑假了，要求教师参加当地劳动半个月，其他教师都找借口回家了，唯独我老老实实干了半个月才回家。

在新桥小学，我工作了三年。这时，我已成家，妻子在老家务农，并生一孩，还有年迈祖母。其实，我已打报告请求组织照顾，想调回歙县工作。可是，一九六九年旌德县教育局反而将我调往旌德县汤村小学（附设初中班），我这个中师刚毕业不久居然要我任负责人，并担任初中班班主任、教语文。无奈，我硬着头皮，咬着牙干了一年。就在这年（1970年）四月，我接二连三接到远在金华父亲病危的长途电话，又无奈赴金华处理完后事回学校。

这年暑假，承旌德籍，原徽师陈德旌老师关心和组织照顾，终于调回了歙县徽城公社下葛圹小学。

下葛圹小学，是一所大单班，一亇教师，从幼儿班到二年级，学生20人左右。当时此处，四面环水，平时背着自行车过河，涨大水时要从古关过渡船回家，再大的水要过潭渡桥多跑20里路绕道回家。

我出校门一直是教小学毕业班的老师，突然教大单班，照理说思想转不过弯，然而我倒没什么，我认为是挑战也是机遇，我照样尽心尽力地工作。这里的群众家长都很热情，吃派饭，他们都尽力而为招待老师。

一次城关区检查组帅建义、胡文明来下葛圹小学考察。次年就将我调往古关小学（完小）。记得我要调离下葛圹小学，当地群众挽留，依依下舍。

古关小学，连我四个教师，三女一男。下属下古关大单班，下葛圹大单班，每逢周六下午集中学习。那时我就认识了现在紫阳歌咏队队长姜先念老师。我在古关教四五年级复式班（小学五年级毕业）学校负责人是方秀琴，还有年近退休的汪珊珊，年轻民师苏菲菲，后面两位都过世了。在古关工作时，有一次我正在上课，汪老师突然跑来对我说：“方老师血崩，下面流血不止，你快把她带到医院去。”我立马安排好学生，骑着自行车把她带到县医院，通知她老公后便赶回学校继续上课。

一年后，我又被调往旸村中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行知小学。

旸村中心学校，下辖七川小学，古关小学，紫阳小学，问政小学，xx小学。校长汪文义，还有教师胡维俊，程瑞芝，江梅。这时1974年，文革尾声，暑假教师要参加当地割稻。一次晚饭后我校几位男教师下河洗澡洗衣服回校路上，胡维俊的脚被毒蛇咬伤，顿时肿胀痛疼，我和程瑞芝马上把他送到县医院，县医院没有蛇科，我们又马上送他去祁门蛇科医院。 在祁门蛇科医院住了半个月，我们各自买换衣服，买洗漱用品，买菜饭票，出院后，我又用自行车前面推，程瑞芝后面推把胡维俊送回老家雄村柘林。

1975年，我被调往问政小学任校长。该校座落问政山巅，是所完小。上下山路陡峭，单趟步行上山半小时，下山20分钟。原先学校老师走教，早出晚归，管理混乱，教学质量较差。既然组织相信，我就勇于担挡，尽力而为。我一到学校首先办了三件事：1.建立规章制度，强调教师住校，杜绝走教，校长带头周六周日晩值班保卫制度。2.校产课桌櫈等建立登记簿和适龄儿童造册。3.召开学生家长代表会，加强构通和交流，取得广大家长大力支持，教师派饭受到热情优待。当时提倡学校要贯彻“五七”指示，学工学农，为了弥补学工空白，我校利用问政山盛产毛竹竹枝多的资源，办了扫帚厂，公社辅导站还在我校开了一次学工现场会，每个与会代表获赠两把扫帚。由于建立了规章制度，全体教师同心协力，78年恢复考试后第一次小学升学全县统考，问政小学荣获城关区升学率和高分率优秀奖，受到城关教师大会表彰。在全公社各年级统考获总分第一名（奖旗一面）。获得广大干部，群众，家长的认可和赞扬。

1980年，农业实行土地联产承包，我是单职工。承领导关照我调回桂林镇新管小学，这是一所三人教师，不到百人学生的完小。为了工作，为了放学后可以为学生补课，为了晚上更好地备课改作业，我坚持一人住校（负责人和另一位教师走教，早出晚归），可是有一次周六放学回家，周一来上课时，发现我的被条不见了，被条是放负责人房间里的，房门钥匙是放在本地教师方新祥家，门窗和锁都完整无损，唯独我的被条不翼而飞，至今还是个谜，后来桂林学区只补助了15元。

一年后，将我调往桂林中心学校任毕业班班主任并担任语文教学。

桂林中心小学，学区所在地，20多名教师，500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并列两个班。校长江怀烈、江佑隆，教导主任洪康迎，程文珍。我和徽师64届毕业生洪传涛教五二班，本地教师汪义仁、汪兰声教五一班，每班都有50多人。

这一年我没有辜负领导希望，没顾及家中年迈生病经常打吊针的社母。我扎扎实实工作，使出浑身解数，升学统考，我所教五二班语文人均84.5分，比五一班人均71分高出13.5分。在教师，在学生，在家长，在社会中产生很大的反响。我勤奋工作的态度，我显著的工作成绩，我困难的家庭情况感动了领导，激起了领导对我进一步的关心。第二年即1982年，我调回家乡竦口小学任校长，总务是原校本地柯建平老师。

竦口小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完全小学。当时有300多学生，10位教师。前任校长程号仙，教师纪亮刚退休，为了表达対老教师的崇敬，我利用第一亇星期天专程去屯溪买了两块玻璃匾，写上台头和落款，带上学生轰轰烈烈送去他们家中。我来到竦口小学，既是领导的关心，又是来挑重担。我既当校长又当教师，还当班主任，而且是五十多人的毕业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我更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家乡父老乡亲的嘱托。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在高年级语文教学，尤其作文教学上狠下功夫，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认真上好阅读课，充分利用教材作范文，指导学生写作文。在長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摸索出自已的经验：每周一堂作文理论指导课，每周两篇小作文即作文单项训练，每两周一次大作文即综合训练。不断激发学生作文兴趣和写作积极性，鼓励学生经常向小学生刋物投稿，先后有20多名学生投稿获得纪念品，并有学生黄文玲的《追死猪》，程瑜的巜小鸟，我还你自由》，方时玉的《第一次写春联》等发表在省级刋物《当代小学生》。在学校，十几年如一日，我坚持编辑每届学生优秀作文一本《Xx届竦口小学优秀作文选》，一共编了16本。这些作文选既是学生的成果，也是我的心血，真舍不得丢弃，至今依然保存着。

为了团结一班人更好的工作，我在竦口小学12年的主持校长时，为全体教师提供方便，每学期开学报名，结束发成绩单，一年四次我都自费邀请大家在我家做客吃饭，也没收取他们一奌礼物。我老伴十二年如一日从未中断，热情招待，大力支持。在工作期间要求大家坚持住校，以便晚上更好地备课，我也参加集体办公并带头周六住校护校制度。由于大家齐心合力抓教学，在复出老校长纪维一主持抓教学期间，竦口小学在学区统考中多次获得较好成绩。有一年，由于教学成绩优秀，学区奖励我十几元钱，那时每科统考第一名才奖两块多钱，第二名一块多，第三名不到一块钱。我慷慨地这些钱在桂林水上漂老九饭店请我校教师吃饭。在竦口期间我曾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全乡教师大会表彰和颁发奖状。

竦口小学的前身是竦口程氏祠堂，那时最后进还有祖宗牌。我是这个学校小学毕业的。听说70年代教育大发展，读小学不出生产队，读初中不出大队。于是为了创办初中班，把祠堂前进拆建为两个教室。进入80年代，校舍逐渐成为危房，一次省检查组察看后，上级拨款打了几个撑。可是后来又一次上课时间，过道上突然掉下一段屋椽，情况严重，学校再次打报告要求处理，消除隐患。1988年7月，经乡政府批准，由竦口村委会（书记汪宏远）与建筑商安小虎签订合同，拆建中进后进做了四个教室（楼上楼下各两个教室）确保了师生安全。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当年（72年88年）为了改造危房，拆建祠堂没有错，可是现在有些人却责备当年做法，我认为不应该，在一时比一时，应该客观地看待，应予以肯定。

我在竦口小学主持工作期间，为了鼓励教师认真教书，学生刻苦学习，88年4月，组织全校教师和三好生，利用周六周日走出校门，走进大都市南京观光旅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大家都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早早地赶上时髦，尝到了旅游滋味。

1992年，教育形势的发展，竦口小学升级为学区即竦口中心学校，与江村中心学校，桂林中心学校并列。派来共产党员杨太忠为校长，方立棠为教导主任，郑华春为总务。我和柯建平分别为教导助理和总务助理。在办理财产移交时，账据相符，账款相符，把剩余的2000多元移交给竦口中心小学，表现十分清白、廉洁！

1999年，由于身体不适，依据病退政策，提前五年退休了，从此结束了工作生涯，为教育工作画上句号。

回顾过去，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兢兢业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3.人口与生育

建国初，我国人口4.5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十年代已达6.5亿，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热气高。进入八十年代初，人口猛增至12亿。由于人口增速太快，位于世界遥遥领先，在当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人均GDP的提升。于是，政府从号召提倡计划生育到强行限制生育。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起，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农村户口，第一个是女孩，间隔三年方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而且要申请指标方可生育。

从此，计划生育，提倡一孩，最多二孩，杜绝三孩，违者必将受到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为了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各级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小分队”，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城乡开展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在当时可谓是头等大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项工作评估以计划生育好差为第一条标准，并以此作为衡量培养提升一个干部的“一刀切”硬件。

那时硬性规定，育龄妇女一胎上环，二胎结轧。非婚生育和计划外怀孕、生育，必将受到强行堕胎、经济制裁和行政撤职、开除的处分。国家干部，企亊业职工等超生者，根据时间先后和不同情节，缴纳14年孩子的抚养费，即扣除生育夫妇每月工资5%。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小分队不辞辛苦，深入街道、社区，深入各单位，深入农村各村民小组摸底排队，上门动员，甚至一时间出现娇往过正的过极行为。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强行集中到异地引产，或罚款，拿不出钱的搬家俱家产抵挡。我的一个叫黄英的同乡计划外怀孕被送往祁门引产，趁人不备，她私自潜逃，后生下一男婴，现在已是30多岁年轻人。在当时，那怕下个时辰就要分娩也要引产。我村又一村民叫仙花身怀六甲，挺着即将分娩的大肚子去引产，为当时计生工作树立了大月份引产的典型。我的一个学生叫洪建平，在县农贸市场做鱼生意，生三胎被罚7万元。由于强调一孩政策，有的家庭小孩夭折，母亲又失去生育能力，便出现二老无儿无女的悲剧。不过政府除了对只生一孩或农村只生两个女孩的家庭颁发“独生子女光荣证”，“计划生育光荣证”及经济奖励外，还对这样的家庭实行父母年满60岁，还可以享受养老补助的政策。

这样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犹如狂风暴雨，在中华大地席卷了整整37年，直到2016年才雨过天晴放开允许生二胎，生三胎。

这期间，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严重变化，一对夫妻，四位父母，一个孩子的七人家庭比比皆是，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甚至负增长，导致全国人口少增3个亿，导致中国老年人口猛增到2亇多亿，严重人口老龄化，导致了中国人口危机。

为了挽救人口危机，2016年计划生育终于放开了二胎。由于长达37年的计划生育，人们的计划生育观念已根深缔固，加上经济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的标准极大提高，人们难以承受等各方面原因，不少家庭不愿多生育。为此，时隔不久，政府又放开三胎，并实行多胎奖励政策。各种媒体也大力宣传生育多胎的英雄母亲。

当年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是基本国策，如今放开生育，奖励生育也应该是国策吧！如今我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综合国力暂时仅次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最羡慕的国家。

伟大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这是一个有目共睹，震惊世界的变化！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雄狮以他強大旺盛的生命力和爆发力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全世界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

祖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14.三个儿子的成长

王绍箕、程素秋于农历1968年12月26日走进新婚殿堂。

一生共生养了三个男孩。

老大王奕春

1970年3月2日（农历正月25日）早晨，素秋说腹胀有生产征兆，上午9时，长孑王奕春在家中楼上房中出生，助产员是老刘嫂。当年我在旌德任教，为了产妇我请假延迟了一周时间去上班。

大概是76年，长子开始入学进入启蒙教育、小学几年学习较用功，只是临近毕业那年，竦口小学毕业班语文老师方新祥因烂尾炎迟迟未上班，学校居然也未安排，听之任之。无奈，将其带往我任教的桂林小学插班学习。时年以总分160录取桂林中学，班主任是方艳兰。

大概进入初三学习，缺乏自律，结伴而玩，居然当年连普通高中未考上，复习一年考入二中，班主任方慧斌。

由于继续结伴贪玩，无心读书，荒废学业，班主任捎信要我去学校，方老师说王奕春，学习不用功，要留级。其实中学，尤其高中是很少留级的。由于贪玩恶习未改，无心学习，王奕春自动放弃复读。

时年1988年，正好其母落实回乡知青政策连同三个孩子农转非，（当年户口未开放）方可享受非农青年招工待遇，当年10月王奕春招工进了黄山市织布厂当电工。

工作期间，王奕春认识了农村户口向果姑娘吴雪芬。好不容易跳出农门，这样岂不又回到农村？为此，一个晚上，其父在亲戚鲍淑敏陪同下去向果交涉此事，但对方父亲不理解我方意图，加上他们仍处火热中。无奈，也就顺其自然。不久政府户口开放，吴雪芬花5000元买了非农户口，当时她钱不够，向淑敏借了3000元，后来已归还。

1995年正月初六完婚，婚礼在竦口新屋举行，宴请亲戚本家（本队未收贺礼〉21桌。之前他们二人在县城解放街一饭店已举行过婚礼。

当年12月19日，爱情产物王慧娱出生于县医院，出院后在竦口家中休养满月后去娘家继续休养。

2000年前后随着改革大潮，织布厂到龄的退休，未到龄的一刀切自谋职业，吴雪芬在她亲戚帮忙下，去北京打工，尽管我方提示儿子，夫妻长期分居不可行，然而他们一意孤行，三年后，吴雪芬执意要离婚。尽管其父母，其姐姐弟弟，其亲戚一再劝导不要离婚。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2023年9月1日，王奕春，吴雪芬在县民政局协议离婚，九岁的女儿归王奕春抚养，2002年买的毛坯房归女儿王慧娱所有。

这是我方家庭近代以来首次发生的挫折，为此其母程素秋痛哭一场，精神受到严重伤害。之后为了陪读，为了孙女有规律生活，2005年爷爷进城了。由于父母离异，孙女不习惯，脾气暴燥，想念妈妈，一次在桂林想念妈妈时，一个长途电话75分钟后还不肯放下。为了亲情，我们允许并支持孙女和妈妈联系来往，和外婆家往来，每年暑假送孙女去火车站乘车到北京妈妈那里，每年春节带上礼物送孙女去外婆家拜年。离婚期间，吴雪芬再婚不幸，其夫病故，要求和王奕春复婚，可王奕春由于心理不平衡，加上当时有心上人，不答应复婚，之后在其母分析劝导下王奕春同意为了孩孑破镜重圆，可是吴雪芬又不同意了。就这样僵持了五年，耐心等了五年，最后大年三十去向果求婚，吴雪芬说“不可能！”最后王奕春和邻村方春蕾二度走进了婚姻殿堂。

2013年10月9日生下爱情的结晶一王愽。由于当时国家处于限制生育年代，显然孩子的到来违反计划生育法，按规定要罚款三万元。于是计划生育干部多次上门催缴罚款，生活不得安宁。由于王奕春下岗失业，外出打工，大孩子正在读大学，哪有闲钱罚款？因而多次催缴无果。2016年风云突变，限制生育37年后突然放开生二胎，不久又放开生三胎，不仅放开，而且是奖励生育。当时为了上户口读书，还是被社区罚了500元。如今女儿王慧娱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准出国深造，儿子王博即将读初中。

老二王奕彬

王奕彬生于1973年农历8月初一。那天早上，其母挺着大肚孑和邻居吉娣去五六里路外山上砍柴，准备捆柴时，肚子痛了，要生了，怎么办？无奈，其母坚持把柴挑回家后立即洗脸擦澡上床生孩子。这时同屋长辈胡连花去地里叫竦西助产员，不知是谁同时去叫本村赤脚医生刘根水。助产员未到，就喷羊水了，接着孩子就生下来了，长长的脐带绕在小孩脖孑上。稍等片刻刘根水到了，为孩孑剪脐带，穿衣服，取胞衣。接生结束，竦西那位接生婆也来了，按着习惯分别打了两碗荷包蛋给他们吃。

到了入学年龄。上学了，奕彬读书比较用功，从小学到大学，直线上升，没留级过。竦口小学，桂林中学，歙县二中，池州师专，一路顺风。

师专毕业前夕，其母找到汪明熙老师帮忙分在南源口中学任教。三年后参加县公务员考试，录取在歙县审计局。在审计局期间与徽师校医程雪红结为伉俪，并生育一女王婧，现读安徽医科大学二年级。审计局工作三年后。组识部安排青年干部下乡锻炼在乡政府上班，现任新溪口乡政府乡长吧。

老三王奕刚

王奕刚，1979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一）出生。

计划生育，提倡一孩，农村头胎女孩间隔36个月可生二孩，杜绝三孩。此政策从1979年10月9日实行，因此王奕刚的到来，其父扣除月工资5%为抚养费，经济受到少许影响。王奕刚五岁那年正月初五，太奶奶去世。太奶奶为三个曾孙辈的成长作出很大付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奕刚自幼性格内向，胆子较小。为了打好扎实基础，桂林中学初一，初三分别留了一级。二中毕业高考未录取，进入歙中补习班复习一年录取于高中中专安徽广播电视学校（二年制）毕业后已取消分配制度。赴屯溪一家广告公司应聘，月薪350元，自已租房每月70元，形势不妙，一年后自费14500元，父送他去合肥世杰电脑学院学习，一年后，向在合肥工作的老乡姜秋白借了400元当路费（后父已归还）一人赴温州从事电脑制版行业，随后一直跟这位老板忠心耿耿地工作，从温州到湖北，到湖南，从未跳槽，成为单位技术骨干，深得老板信任，不仅月保底工资8000元，养老保险200元，而且自2021年起同意王奕刚携带电脑等设备回家上班。为照顾家庭，特别是小孩读书带来很大方便，王奕刚感动之余要继续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好工作。

在温州期间认识了同一楼酒店收银员四川籍姑娘王小丽，并于当年带回歙与大家过目。我的印象是，老练、大方、能说会道。2007年腊月20日在歙县大富豪酒店举行婚礼。

之后三次宫外孕住院，无奈从湖南赴杭州做试管婴儿，湖南杭州多次往返奔波，先后花去六万之多，2016年6月8日，终于在原歙县人民医院产下一女婴，取名王璐。由于怀孕后期在家中休养，婆母细心照料，小孩出生时6.8斤，红朴朴的脸蛋挺可爱。产后仍在家中休养，婆婆继续精心照料，单独老母鸡就吃了三四只，所以小孩茁壮成长，日益可爱。次年春节后小孩巳八亇月，三口之家回湖北，王奕刚上班，王小丽专职妈妈。可老听说小孩身体欠佳，很纳闷，离家八个月时小孩长得白白胖胖非常可爱，为什么不佳呢？第三年春节后，婆婆程素秋陪同前往新工作地湖南常德充当义务保姆，当年八九月间，王绍箕赴常德呆了近两个月。当年十月份，由于咳嗽怕影响小孩素秋返回歙县。

之后，每逢见到王璐总那么瘦弱，瘦得怕人，瓜子脸蛋，纤细的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瘦瘦的，加上性格内向，失去天真活泼美丽的风韵。

2021年起，承领导的特殊照顾，王奕刚在家中上班，女儿王璐托朋友帮忙安排在丰乐小学就读。王小丽先后在小北街卖衣店，开发区应聘上班，现在城东开发区南风汽配厂上班。据王小丽说，厂里忙，晚上要加班，有时要睡厂里。该厂一工人说，厂里一般不加班，即使加班晚上八点半结束，本县人不提供住宿。据一门卫说，春节期间不上班，上班听候总部通知。

王奕刚生活负担不轻，全家人生活费，医保费，小孩教育费，夫妻俩养老保险费，房屋贷款，全是王奕刚一人承担。据说，王小丽买了一辆宝马二手车，常年开着宝马去二三公里外的城东开发区上班。

15.历代房屋纠纷终于解决

(王绍箕)

王氏祖业，座落在竦口北隅民房一幢，于1937年，老大，王嘉翔(王绍箕之祖父)，老二，王嘉耀(王松辉之父)，老三，王嘉驹(王金益之父)三兄弟业已分家，并立下分家文书。 1950年土改登记时，误登在老三一家名下。之后老三一直居住管理老二老三两份房产，老大居住管理本份房产。偶尔老三后代依仗土改误登威胁老大后代，企图剥夺其房产所有权。

斗转星移，其矛盾日益凸现，隔三差五闹房屋纠纷，直到1995年老大老二起诉歙县法院，法院依据分家书，判决此房仍属原三家所有！并根据原告要求，便于居住管理，对原房产重新划片，即老大：大门内墙院，猪栏，玻璃厅，厨房，正屋价值的四分之一；老二：正屋价值的二分之一；老三：小屋，墙院，菜园，正屋的四分之一。 照理说，问题已解决，然而老三的第三代招亲者张某仍无理取闹，干涉我方依法下瓦，偷盗他人正屋木门、花板，屋梁，并先试探，后彻底拆去判给老大的厨房，干涉房屋拍卖……无奈，最终以老大老二房产共7000元卖给张某。由于地面积悬殊大，其中老二房产3000元，老大房产4000元)，结果付款时，张某居然少付100元。 此事在中人陈天木家中办理，卖契由天木之子陈月勇执笔。

16.自力更生创家业

我的太爷爷叫王福基，小名德佑。据我奶奶说，我家祖代住溪头，男人常年在浙江兰溪做生意，那时代交通是水路，码头在竦口，每逢带货回家不方便，于是太爷爷带着长儿媳（我奶奶）来竦口看房并买了我们曾经住过几代人这栋房屋。我太爷爷有三个儿子（嘉翔，嘉耀，嘉驹）一个女儿（金兰），所以买的这栋房屋比较大，有主屋，有边屋，有两个墙院，有菜园，有成排厨房等共21间。太爷去世后，太奶奶将房产、部分家产分给了三个儿子，并立下了分家文书。太奶奶和小儿媳一起生活（听奶奶说，小儿媳也是侄女）。记得太奶奶是五十年代初过世的。我爷爷四零年就过辈了，年仅四十多岁，我奶奶才38岁成了寡妇。我奶奶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松茂，松高，秀梅，小梅）我父亲最大。一个小脚寡妇怎么能养活四个孩子？为了活命，一个月内奶奶含泪忍痛送掉一男一女两个孩孑，小儿子7岁松高送到叶岔，小女儿9岁送到渔梁，今年姑妈91岁还在世，是四姐妹中唯一幸存者。然后将大儿子送浙江当学徒，奶奶和大女儿秀梅种地为生，苦度时光。

我是1944年出生，出生不久，母亲患病，1948年病故，从此我便在奶奶身边长大，既是奶奶，又象似母亲。

我和奶奶一直住在这个大房子里。这是一栋老式房，高大，有天井，如刮大风下大雨，半个堂前都是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77年，月工资只有40多元的我，取得同屋居住三房的同意，我主动到叶岔买木料，主动请砖木工改造了大屋天井，换来一个下雨干燥的舒适环境，改天井工程结束当晚，三房胡莲花出资了20元。

在这之前，为了安全，为了方便，还先后改建了小屋楼上房间、厨房、柴房、猪栏。当然这一切都是我成家后在老伴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一九九六年通过法律程序，长房二房后代与三房后代对簿公堂，彻底了断，解决了老屋纠纷。如今老屋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空地了。

由于三个儿子日益长大，家中住房显然下够用， 1987年，凭着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利用家乡河道有着丰富免费的砂资源，利用节假日，夫妻二人用单轮车运砂自制水泥砖，然后聘请砖木工建筑一幢钢筋水泥砖木混合结构的两层小洋楼。还建了厨房，柴房，杂物间，猪舍，地下室，洗浴间，厕所，还安装了自来水。总面积320平方米，生活设施一应齐全，挺舒服的。然而此房只享用了10年。

由于家乡竦口隔河不方便，随着改革大潮，1998年在桂林桥头新区花7000元买了60平方米土地建房，砖工由长庆钱立红承建，木工是竦口华寿上工，砖工合同当时只是说做三层的，后考虑要建四层，故第四层砖头等材料完全是年满55岁的王绍箕一人搬上去的。由于建房，加之当时提前退休风盛行等原因，王绍箕1998年9月告别教书生涯，一心搞家建。每天早出晚归负责建房，历经半年，99年元旦新房竣工。99年正月初六乔迁新居，初八宴请亲朋好友以示庆贺，初九单独宴请当地邻居（智雄，大其）同事（洪康迎）免收贺礼。

2018年，厨房重新装璜，大门增装玻璃门，换装电动卷闸门。

由于门前屋后院常年养花，每隔一段时间回去管理，保持着整洁、清新，幽雅的家园。

19.我爱老年大学

我是老年大学的一名老学员，在这里先后学习了书法、花卉、电脑、手机、绘画等专业。其中学习时间最长的还是绘画，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学习。我打算，没有意外，只要身体允许，就要坚持学下去。在我的带动下，2011年，我老伴也走进了老年大学，她学的是歌咏、戏剧、舞蹈三个专业。

社会上老年生活固然形式多样，但我认为，上老年大学是我的最佳选择。老年人难图大器晚成，但可图晚年开心快乐。进老年大学后，我觉得生活更有規律，精神更充实了。在这里，是师生，是同学，又好似兄弟姐妹，充满着和谐与温馨，大家友好相处，其乐无穷。特别是在多年的考察和相处中，我结交了五家挚友和四面八方这个朋友群，多年如一日，定期开展活动，为老年生活增姿添彩。

我和老伴除了日常起居，每周去老年大学学习三四节课，课后安排一定时间上上电脑，玩玩手机，画画图画，看看书籍，早晚去公园唱唱歌，做做健身操。有机会去外地，去国外旅游，享受异国风情和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生活挺开心。我画画，什么都画，什么山水、花鸟、人物……任意画之。这样手脑并用，有益身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学习，看到自已的进展，自然欣慰。一些亲朋好友，老同学，老熟人看了我的习作纷纷称赞并且索要，我当然满足他们的要求。看到他们拿走一张张画，一幅幅作品，分享我的学习成果，心里乐滋滋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老年大学不仅让我们在课堂上学到了不少知识，扩大了知识领域，提高了文学水平和艺术水平，还为我们安排了许多社会活动。如形势报告，保健讲座，党员活动，摄影采风，书画展览，花卉展览，考察旅游……丰富多彩的老年大学生活让我们拓宽了视野，陶冶了情操，促进了健康，受益匪浅。

莫道桑榆晚，为霞红满天。衷心感谢老年大学为我们提供这样好的学习机会与平台。祝愿歙县老年大学这朵烂漫的山花，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更加绚丽多姿，光彩夺目。

我爱老年大学，我深深地热爱歙县老年大学。

20. 珍惜晚年，善待自己。

 知足常乐(王绍箕)　

退休，意味着结束工作生涯，进入了晚年，进入了人生倒计时。退休了，拿着退休金过着清闲的晚年生活，这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是党和政府的关心，“共产党好！”这是千千万万退休者的肺腑之言。 既然退休了，就要好好休息。因为我们不仅完成了工作使命，也完成家庭义务。没有万分的特殊情况，就不要为钱而奔波干这干那，不要为钱而省吃俭用亏待自已。退休族每年涨工资，至今已经十八连涨，每月几千元生活费，绰绰有余，根本不成问题，而且只要活着都有钱拿。所以我们要想的明白，善待自已，过好自已应得的幸福晚年生活。 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晚辈的路要放手让他们自已去走，切不可包办代替，否则是好心办坏事，苦了自已，害了他们，害了他们成为啃老族、寄生虫。其实，晚辈正直能干，不在乎父母那点家当；如果不成器，给他一座金山银山也会坐吃山空。人生有几何？最多不过三万天，生老病死的规律谁能抗拒？！因此退休后就该颐享天年了。 我家原住乡下歙县桂林镇竦口村，老伴是回乡知青务农。六八年我们走进了婚姻殿堂，以后便过着单职工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二人在不同的岗位上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八八年落实知青政策，老伴和三个孩子农转非（当时户口还未开放）六亩田、四亩地全无偿地交给集体。当时三个孩子分别在读高中、初中和小学。那时我的月工资才三四百元，失去了生产资料，为了生计，为了完成孩子的学业，已经四十岁的老伴开始-学自行车，每天骑车往返二十多里路，去乡办企业砖厂，去私人企业电镀厂上班，每天12个小时，干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上大夜班24小时。可谓吃尽千辛万苦。凭着这种勤俭持家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不仅维持了生活，供孩子读书，还自力更生筹集资金，先后在竦口和桂林建造了两栋房子。竦口的房子已出售他人。 2007年，政府出台了非农户口买养老保险的政策，尽管有些人似信非信，但我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尽管家里钱不够，我们就四处凑了三万五千元为老伴买一份养老保险。记得第一个月只拿四百零四元养老金，现在已经拿到二千元了。 如今三个孩早已成家立业，尽管没有赶上读书分配年代，三个孩子两个打工，一个公务员。尽管四个孙辈都在读书，一个读研，一个大本，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尽管孩子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坚持孩子的路由他们自已走，自已去磨炼，自己去成长。我们只能是适当赞助和奖励。 由于大儿子前妻离婚，为了陪读，2005年我们进城了。如今四个孙辈，两个大的远离父母在读大学，两个小的在父母身边，我和老伴过着二人世界的自由生活，我们舒服了，我们知足了。 早些年我们就开始了旅游生涯。我们先后去过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衢州，广州，深圳，珠海，三亚，厦门，青岛，威海，无锡，苏州，南昌，海南，武汉，韶山，银川，合肥，黄山风景区……我们还去过了香港，澳门，台湾，我们还去过邻国越南。开了眼界，长了知识，饱赏了都市风光和异国风情，分享了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完成了一生的心愿，终于圆了出国旅游梦。如果不是疫情，我还打算再去一二个中等或发达的国家玩玩，看来这个愿望难以实现，因为疫情当道，不知何年全球清零；同时本人年近八十也不适宜远游，好在前几年没有白费时间，抓紧跑了不少地方不后悔。 有时，有几位好心人对我老伴说，你年纪不太大，身体还好，做事认真负责，给你介绍几个事，月工资都有两千以上。但我们都婉言謝绝了，因为实在没必要了，钱，身外之物，基本生活够用就行了。 我常对老伴说，两个小孙辈，儿媳妇自已带到身边，是体贴我们，是好事，我们多自由啊。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老年大学打发时间。我先后学过花卉，二胡，电脑，手机，绘画等专业，老伴一直在学唱歌，黄梅戏，越剧，舞蹈，有时两个人合起来学八九个专业。每年参加班级活动送艺下乡，挺有乐趣。 在平常生活，我们有约定，以前条件差，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现在条件改善了，该享受了，要善待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什么衣服就买！想要什么就买！ 老伴参加老年大学歌咏、戏剧、舞蹈，经常演出需要自费买演出行头服装，为了顾大局，我们家已经买五六套了，这种服装只有演出时穿，平常不好穿的。 在出行交通方面，我骑了几十年的自行车挺累的，九十年代我花了六百五十元为自行车装了马达，速度是加快了，但是安全系数降低了。新世纪开始，歙县第一家牛哥牌电动车投放市场，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部，这在当时还是很时髦，很少人骑电动车的。这种车动力小已被淘汰了，如今我已经骑第四部即爱玛电动车了。 在通讯工具方面，我从小灵通到按键手机，再到智能手机。智能机从16G，32G，64G到128G，如今用的第四部智能机了，为了学习智能机，我参加了老年大学手机班学习，并担任了手机班班长，亲身尝到了智能手机的方便和甜头。 尽管我们二人世界，但每日三餐不混，从不马虎，特别是中餐晚餐都要炒几个菜，坚持荤素搭配吃饱吃好，绿色水果，零星糕点常年不断。

以上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