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路尘与不为五斗米折腰

电视功夫茶

<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 18px;">今晨承蒙书法家汪寅生先生发微信问候,内容是他手书的金代大诗人元好问论诗的诗作:“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字好,内容更合我意。读过之后,有不吐不快之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该诗意为:常言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但未必总是正确,从一个人的文章作品未必能看出其全部品性。西晋时候的潘岳,虽然写下《闲居赋》这传颂千古的淡泊名利之文,但是每遇权贵必阿谀奉承,见到贾谧(曹魏时期的高官)的马车,他望尘而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潘岳,字安仁,西晋文学家,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子之首。此君生得颀长而白晳,如花一般俊美精致的五官。所以,他的另一个名字潘安,可能熟悉的人更多。每次出行,总是令街上的妇人兴奋不已。在今天,他是绝对的网红、帅哥。但是今天网红无法企及的是,他除了颜值还有盖世才华,有“潘才如江”之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这么一个美男子及文学家,被元好问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谄媚、无节操,真是太可惜了。西晋时期有一个文学社团叫“二十四友”,组织者即是贾谧,潘岳亦在其中。既然是文友,还要望尘而拜,潘先生真是贱得可以。</span></p><h1><span style="font-size: 18px;"> 正好又读到一篇好文章,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写的《儒家文化的最大遗毒——习惯虚伪和集体无意识》,我发现,像潘岳一样的文人,中华历史上比比皆是,他们</span><span style="color: rgb(3, 5, 19); font-size: 18px;">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比如所谓淡泊宁静),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话语行事做人,但又坚定地认为,那是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道德都是用于制约别人的,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span></h1><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面对权贵,不断地出卖别人,无底线地谄谀,这几乎成为中国官场的众生相。反复叛变者,结局不一定好,但过程一定比守节者滋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在潘岳之后的东晋,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文学家陶渊明。家中本来也有权势(曾祖父陶侃官至东晋的大司马)。此公做官的经历大致是:江州祭酒(相当于县教育局长),荆州刺史的幕僚(地级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彭泽县令(县长),但在做县令时说了狠话:“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写下《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以知还。”不愿意再做官了。一生志向,正如他的诗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注意,这里不是描写一般的农事,而是指每天要去除心头的杂草,战胜自己的欲念)。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死的时候,陶渊明十分困苦潦倒,没有什么官讣,亲友们称其为“靖节先生”,以褒奖其气节。比起网红潘岳来,陶渊明的一生,“奈何自苦如此?”(当时有人劝他的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研究两晋时期的历史,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宋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那时候全社会的文人个个十分清高,然而个个要谋做官。他们一方面好清谈,另一方面招权纳货的事儿没少干,这可谓是一种“时代风范”。陶渊明不一样。不能说他一定不想做官,但他真性情、不事权贵,主张脱离樊笼、回归自然,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他的文学风格,以及在文学史的崇高地位。</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