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74年春节,阴冷多雨。这年我刚刚20岁,当了几年知青后,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在云南一所师范学校就读。年前我便给父母写信,说想回家过年,父母即刻回信说你不能回家,你是偷偷跑出湖南的,如果让人知道你竟然当了工农兵学员,一封告状信寄到你学校,你还想安安稳稳继续读书?且不说家庭出身问题,你还有现行呢,忘了在公安局受审的那几天几夜?忘了大队党支部对你的警告?忘了你被抄去的日记信件?你以为到了新地方就不知道你的历史,一次外调就原形毕露,所以回家是万万不行的,要不你就去贵州姑姑家过年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仿若愈合的伤口被撕开,留存于记忆中的屈辱顷刻向我袭来,我何曾会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呢?何曾不时时感受戴着镣铐跳舞的悲伤和痛苦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从小便是个学习优秀、上进心强的孩子,小学六年,虽因伤寒病休学一个学期,但我很快便跟上班级学习进度成为成绩最好的学生。那时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老师也对我厚爱有加,高小的班主任自费为我订阅了《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私下里为我辅导作文,让我的习作入选《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我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胳膊上戴着二条杠的少先队中队委员标志,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在作文中写《我的理想》,不是当作家就是当记者,理想的梦五彩斑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然而这一切在“文革”中被完全改变,我惊恐地在写班主任的大字报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12岁的年纪便承受了阶级斗争带来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当尊敬的班主任老师被造反派追得爬上礼堂高高的屋梁,死抱檐柱以生命抗拒戴高帽子游街的时候;当脆弱的父亲哽咽着叮嘱我照顾好自己,然后默默走向批斗现场的时候;当我成绩优秀却不被任何中学录取,只能就读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时候,我知道童年五彩的梦巳经破灭,我注定要走一条坎坷的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但我依然努力争取让自己优秀,附设初中班没上几天课就自行消亡,两年后重新入学,按父母工作单位就读于主要为财贸系统子弟开办的红卫中学。那时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已经有了一个虽极为勉强却带有一丝希望的奋斗目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校评选三好学生给了这些人一个评选名额,我竟然成为这个唯一。我以为命运之神开始眷顾我,谁知道毕业后又是当头一棒,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的同学相继被省市和当地的工厂招工,尽管我曾是三好学生,却连街道工厂也不愿接收。在家里闲了一年后,因哥哥已经下乡本该留城的我又被居委会逼着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对下乡并不抵触,与其在城里闲着,不如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下乡的头一天,我还赋诗一首,抒发“楼小室窄养痴愚,天阔地广绘文章”的豪情,希翼“莫言扬帆前路尽,清泓碧流又一滩”。到农村后,我努力改变自己娇骄二气,不怕苦不怕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无论是“双抢”还是在水库工地,都表现优秀,被当时的公社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特别是在周家岭水库,我独自负责营部每周一期的《工地战报》写稿、刻蜡纸、油印的全部工作和出黑板报,经常受领导表扬,我写的稿件时不时被团部采用,希望又在远处向我招手,渺茫却极有诱惑力。</p><p class="ql-block"> 然而,不幸很快降临。</p><p class="ql-block"> 春耕开始后,抽调修水库的民工绝大部份返回原生产队,我也回队参加春耕,在此期间,哥哥出事了。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即将准备高考,并已选好心仪的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凄然破碎,上山下乡后因家庭出身不好,招工也无希望。于是几个同病相怜的知青聚在一起时不免发几句牢骚,竟被小人告发,仅凭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便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瑯珰入獄,哥哥作为主犯在劫难逃,我也因此受到牵连。那天我刚从乡下回到城里,便被人带到原来的城关镇,关在一间小房子里。过了一会来了两个人,说是公安局的,要我检举揭发我哥哥他们的反革命言行,我说哥哥大我近6岁,一直把我当小孩,况且我下乡的地方与哥哥相隔30多里,一年难得见两次面,他们讲什么、做什么我怎能知道。其中一个“嘿嘿”笑了两声说:“你受他们的影响很深,也对现实不满,虽说没参加反革命集团活动,你在日记里、写的文章诗里、给别人的信里都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反动情绪。告诉你,你今天刚离开生产队,我们便抄了你的家,信件和反动日记都在我们手上。念你年轻,平日表现还好,只要你积极检举揭发你哥哥他们的罪行,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但如果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说罢,把一摞稿纸一只笔甩在桌上,扬长而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突然而至的打击使我感到无比的恐惧和害怕,我确实没参与过哥哥他们的谈话,听到的片言只语无非是抱怨上山下乡生活艰苦,一个劳动日才一两角钱,难以养活自己,感到前途渺茫,这不是绝大部份知青共同的思想情绪吗?如果这叫反动,80%的知青都是反革命。令我特别害怕的是他们竟然抄走了我的日记和信件,那中间确实有不满现实、向往平等自由的内容。初中毕业至下乡前的一年多时间,我靠借、换等多种方式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并仿照书中体裁写了一些诗与杂文,用以抒发自己的情绪,比如我曾写道:“一个人踩着众人的头颅 去领取奖赏 却毫不怜惜 顶着他百斤身躯的一头白发”。“强暴凌辱了平等,斗争奸污了自由,一个女孩蒙着眼睛,默默承受政治的风雨”等等。我还在日记上抄写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生活在这么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名言: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虽然我很年轻,我试着去思考社会,认识世界,在不能接受课堂教育的时候,我从书本中不加选择地学习,文化的禁锢让我不可能选择,能找到一本书就认真地去读,各种思想掺杂其中,我朦胧地追求自由和平等,因为自身遭受着不自由和不平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然而这一切或将成为我反动的证据,我或许会在无形的枷锁上再戴一副有形的枷锁,跪在台上,接受批判斗争,以后的岁月,再无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p><p class="ql-block"> 可我才十八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天晚上,我呆坐在城关镇的这间小房子里,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摊开在桌上却未写一字的稿纸,我哭了,任由眼泪流过脸颊,流进嘴里——</p><p class="ql-block"> 眼泪是咸的。</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