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

山水一摄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知青，据说一共有1700多万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当知青，有老三届也有新三届，这是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一段特殊岁月，令所有经历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是最火热的时期，那时候所有城市里的中学毕业生，没有特殊的理由，都必须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为此，各级政府、机关单位都成立了“知青办”---一个专门协调解决知青吃、喝、拉、撒问题的机构，可见其重视程度。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去当知青的，为了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我选择了到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双双离开家乡，来到云南工作，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我沿着父母的足迹，也来到了云南，不同的是，父母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我却是没有城市户口的挣工分吃饭的新农民。为此，我困惑多年，都是到边疆，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2010年春节，我去看望父亲，又提起了这个问题，父亲年近九旬，虽然很少接触外界，但一点不糊涂，听了我的话，闭目想了一会回答我，“这问题很简单，我去边疆，是国家需要，解决的是建设问题，而你去边疆，是政治需要，解决的是失业问题”，父亲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顿时明白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

　　下乡的仪式也异常的隆重，每年七月，学生一毕业，家长单位就会统计好人数，派出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大家送到农村。那天，我和8个新知青一起，胸带大红花，站在卡车上，一路颠簸了三十多公里路，来到了我要插队落户的农村。

　　在云南下乡落户当知青与其他地方相比起来，幸运多了，我的许多同学在重庆的农村落户，不管男女，都是一个人孤独的住在茅草屋，没有电、没有煤，早上天不亮起来干活，晚上回来还要挑水、劈柴、做饭，什么都得靠自己。

　　这就是我的同学在重庆下乡插队时住的房子和使用的农俱。

　　有什么重大事情都是通过广播站来发布消息。

　　当年我们大队的四个生产队的部分知青合影。

　　我至今保存的和知青战友的合影。

2004年，时值下乡三十年，我专程去我当年下乡落户的生产队看了看，这就是我们二队知青住的“集体户”宿舍。

　　这是四队的知青宿舍，外墙上“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只不过里面早已不住人了，变成了仓库。

　　

云南的知青下乡安置工作做得很好，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一点不过分。首先，以机关、企业为基本单位，与农村的生产队挂钩，结成对子，有点象今天的对口扶贫，由单位出资建立知青“集体户”，标准大同小异----一栋两层楼房，与渣滓洞牢房的结构差不多，旁边是厨房、厕所、猪圈、水井，可以安置三、四十名男女知青，本单位职工子女统一安排到“集体户”生活和劳动，四人一间，楼上女的住，楼下男的住。为了管理方便，各单位还委派一名在本单位有点职务的职工作为带队干部（相当于大学的辅导员）到“集体户”蹲点，一年轮换一次。你可别小看这带队干部的作用，他掌握着整个“集体户”所有知青的生杀大权，你的劳动、学习表现好不好，全凭他一个人说了算，每年都要由他给每个知青下鉴定评语，记录在案，作为以后知青入党、入学、入伍、招工进厂的依据，所以很多知青和家长都采取多种方式和带队干部搞好关系。

知青的生活是单调、清贫、无聊、苦闷的，每天早上，大家到生产队长家门前等待派工，接到任务后分头去干活，一直要到下午五点左右，记分员来验收记分后才算结束，如果你没等到记分员来就溜走了，那你今天的活就白干了，而且你的工作量可以记多少工分，全看你与记分员的关系了。

为了解决知青的日常生活需要，生产队也按农民的标准，分给了我们一大块自留地，用于种植蔬菜。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的去认真播种、养苗、浇水、施肥，但由于缺少经验，种出的东西与当地农民根本没法比，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没了激情，任土地荒置，杂草丛生。

不种菜，就没有菜吃，但难不到我们，每到吃饭时候，大家经常端起饭碗就往附近的农民家跑，充分发挥“侃大山”的本领，海阔天空的神侃一通，骗吃骗喝，有时也象鬼子进村一样，晚上乘月黑风高到农民家的自留地去偷偷的扫荡一番来改善生活。

当年知青下乡，也像现在征兵工作一样，每年一次。于是在“集体户”里，便有了新、老知青之分，下乡时间的长短，是知青们平时摆普的资格。

我刚下乡时，什么农活都不会，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特别的仁慈，知道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干不了重活，每天分配农活时都尽量的照顾我们，让我们去做轻松的工作。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知青得到指示，去一大片稻田里拔除杂草，这活儿看起来轻松，但整天弯腰拔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上我眼睛近视，不戴眼镜根本分不清楚秧苗和杂草，只能凭手感去摸，更是叫苦连天，这时候老知青就表现出了他们的“老道”，一个比我早三年下乡的大姐看我如此狼狈，悄悄的指着其他人告诉我说“你傻呀，死心眼，学学他们，用脚踩啊”，我才猛然发现，大家都是直着腰在田里走来走去，看得见的草就用脚直接踩进泥里，看不见的就算了，只要下午记分员来验收时看不见草，把大家的工分记上就“ok了”，管它过几天是不是还会继续长出来，这是我下乡以后第一次学会的“忽悠”。

云南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男人是很享福的，重活儿、累活儿都主要是女人做，栽秧、挑谷等田间劳作都是女人，每年的农忙季节，你随处可见一队队身批蓑衣、头戴斗笠的大姑娘、小媳妇、中年大嫂在田间地头忙忙碌碌，而一帮大老爷们却围坐在生产队的打谷场里边吸水烟边神吹闲聊，很是惬意，在这样的地方下乡插队，男知青比女知青幸福多了。

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几年后，是有可能离开农村回到城市的，通常有三种方式：大学招生入学、部队征兵入伍、工厂招工进厂，因此对每个知青来说，是有跳出农门的机会的，一般来说是按下乡的时间长短来排队，但也有例外，这就要看各人的本事了。

在农村我呆了整整两年，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下乡的第一天，“集体户”的老知青为我们新去的8个新知青开了欢迎会，还专门杀了一头猪，三十几个男男女女在一起胡吃海喝，觉得很是新鲜，特别是我们，刚走出校门，离开了父母的监管，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觉得新鲜好奇，格外的兴奋，觉得下乡插队真的是太快乐了。

那时候上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由工厂、农村、部队等单位推荐入学，而推荐的标准除了下乡插队的时间长短外，就是生产队长和书记觉得你“表现好”，说生产队长和书记掌握着知青的生杀大权一点也不为过，每个知青都千方百计的讨好他们，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招生方式，后来大家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做“工农兵学员”。

两年以后，我离开农村，被招工进城，在一家高科技生产药品的工厂里当一个普通工人，负责原材料的生产，每天三班倒，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毕竟是拿工资，也不用风吹日晒，比在农村挣工分要强很多，所以也还知足。

半年以后，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文革以后的首届高考，有幸被录取后，匆匆忙忙离开工厂进入了大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2010年春节，我趁休假去看望父亲，也顺便去我工作过的工厂看望当年一起进厂的知青朋友。走进工厂大门，以前的厂房虽然还在，但显得是那样的矮小，旁边新建了很多高大气派的新厂房，路旁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车。负责守门的老胡是与我同一天进厂的知青，他告诉我，以前我们工作过的那个厂已经不存在了，早就改制成了民营企业，我认识的同事几乎全部下岗回家。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在农村呆过的知青朋友都已年过六十，进入了人生的晚年，但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已经深深的刻入了我们的记忆，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毕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不管是青春无悔也好，蹉跎岁月也罢，那都是个人的体会与感受，相信每个下过乡的知青都不会忘记。

愿所有的知青朋友健康快乐！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