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家乡好男儿，为何家乡不留人，《我和东川的故事》，第一章

在楠

开头的话

你相信缘分吗？我信。

缘分这个东西，真是奇妙！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根无形的丝线，不可抗拒地把你牵向某个地方，去遭遇一些你该遭遇的事，去遇见一些你该遇见的人，（包括你的爱人）。

 我与东川，便是如此。

　　我，滇东北乌蒙山下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知青。生在家乡，长在家乡，热爱家乡。对大名鼎鼎的“铜都东川”，从来就不感兴趣。

第一次知道东川，是十岁那年，在小学的课本上，铜都的称号，闻名天下；第二次听到东川，是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前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中，讲到一个反面典型：昆明有个杨忠孔，毕业后分到东川。他去了，打了个蘸水，便逃之夭夭，并发誓：“宁在昆明当条狗，不在东川做个人！”

第三次听到东川，是1966年那场6.5级的大地震，还有远近驰名的泥石流。

　　20岁那年，我从北京串连归来，在昆明搭上拉货载人的小火车，“咣当咣当”了一整天，来到一个叫“新村”的地方，才知道这里就是东川。

下车后，只见四周高山怀抱，人烟稀少，仿佛《智取威虎山》中的夹皮沟。眼前荒凉简陋的景况，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居然是云南省排行老二的地级市的首府！

 当晚在东川二中的接待站里食宿，次日一早，坐上敞篷货车，沿着峡谷中的土路，上坡下坡，弯来扭去，越过漫漫群山，才回到家乡。

东川，给我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谁也料想不到，我会在二十四岁那年改变初衷，去到那里，遇见了我的另一半，一在便是十七年。谁也料想不到，当年一时的无奈之举，竟成就我从此便过上了安稳平静的生活。

这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

第一章  为何家乡不留人

“本是家乡好男儿，

为何家乡不留人？”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不觉百感交集，泪眼模糊。天下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在那怪里古董的荒唐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多了。离乡背井的滋味，无尽的辛酸，只有自己吞咽。

1965年我就成了知青

　　1965年，我在昭一中高中毕业，参加了WG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虽然总分全省第二，却未能跨进任何大学的校门。 随后我们这些热血青少年，便成了大山包、大寨、大水井“三座大山”上的新农民，官方送给我们一个称号：知识青年。

我下乡的生产队有一个迷人的名字：痴姑。这里群山起伏，似大地皱纹。二十多户彝汉人家，散居在一条大地的褶皱之中。

 当知青的第一年，我是“农民工”，在生产队的小煤窑里干着煤矿工人的活。低矮的煤窑直不起腰，顶上潺潺滴水，地上淹过脚背，昏暗的煤油灯熏着呛人的黑烟，每天冒着塌方和瓦斯爆炸的危险，从煤井里弯腰曲背挑出一吨煤来，可得十分工分。白天一身汗，夜里一身疼。好在青春萌发，天生天养，第二天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大水井区委组织的幻灯队合影。后排左三是本人，背后房屋是区公所。

后排左一是知青时代的本人，右一是大水井区委书记陈正礼，右二是区委办公室主任兼农中校长夏举雄。

当上农中教师

　　第一年供应知青的口粮刚吃完，WG的硝烟，早已弥漫神州大地。遥远的小山村，并非世外桃源，多少也能感受到外面世界的一些信息。

就在领袖接见红卫兵那段时间，“大水井农业中学”诞生了。我和文炳、德华、莲琼四个知青，调离生产队，成了农业中学的教师。二十多个贫下中农子女，成了农业中学的第一批学生。

开学不久，县上来了一个让人高兴得半天合不拢嘴的通知，要在学生中选两名“赴京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消息一出，整个大水井为之轰动，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不过条件可是硬梆梆的，要祖宗三代贫雇农，根红苗正。家里有人在自由市场上卖过鸡蛋、粮食，订过娃娃亲的都不行！虽然这些学生都来自贫苦人家，但也经不起如此这般的精筛细查，最后只勉强选出了一个。

　　十月份，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外地学生上上下下，路过大水井，农中师生的心里，渐渐起了波澜。

有一天，从昭通来的几个红卫兵，看到农中师生在上课，立刻就造了反：全国的学生都停课闹革命，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上课！

红卫兵走后，农中学生们坐不住了。有个造反精神较强，来自江底公社的郑成富，立刻约上周朝礼等几个学生，去区委找到夏校长，问了一些诸如“我们为什么还要上课？”，“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串连？”“大水井为什么不搞WHDGM？”之类的问题。校长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了五个字：这里是农村。

这事发生后，学生们闹着不上课了。

　　两天后，夏校长把我叫去，说县武装部陈政委来电话，让我去县人武部找他，有话要说。

在那地方领导都“靠边站”的年代，堂堂武装部政委居然要找一个农中教师“有话要说”，我顿觉受宠若惊，又感到莫名其妙。心想：当官的一句话，就要让我迈开双腿，跑十九公里路？不过，气归气，怨归怨，第二天一早，喝碗稀饭后，我还是乖乖地起程，一路狐疑，一路下山，朝鲁甸小跑而去。

到了县城，几经打听，在街的尽头找到了人武部。当我一踏进政委办公室的门槛，陈政委瞬间便猜到了我是谁。他开口就问：“你为什么要鼓动学生停课闹事”？我一楞，才知道是夏举雄告了我一状，把我当成了学生闹事的后台。未等我回答，他接着讲了一通农中的重要性，要对贫下中农负责的道理…。

心中无事，自然不慌。我静静地听政委说完，才开始回答。

 在那不先说一句最高指示便开不了口的年代，我首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才言归正传：第一，现在的学生也在读书看报听广播，这些小闯将都有自己的头脑，要鼓动他们闹事，我没有这个本事；第二，我赞成学生的观点，虽然大水井是农村，但农业中学毕竟是学校。“停课闹革命”是中央的指示，接着我背了几条“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特别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那一句背完，陈政委的态度立刻变了，口气缓和起来。听说我是走路来的，连忙表示歉意，要派吉普车送我回去。我挥手拒绝，然后转身离开武装部，又步行了四个小时，天黑前返回了大水井。

卷入大风大浪

　　几天之后，三个学生跟着我，告别大水井，到昭通做了一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队旗，朝四川宜宾步行而去。

这一去，翻山越岭长见识，

这一去，首都取经再回还。

这一去，赤胆忠心闹革命，

这一去，沐雨搏浪竟两年！

1967年1月，串连至北京留念。

　　串连归来，在滚滚洪流席卷之下，我一头扎进辕门口“红派”的大本营“昭通地委党校”。

两年间，我殚精竭虑，为报纸、广播奋笔疾书，为宣传队编剧本；去会泽毛家村、以礼河演出，去省军区上访，去北京为谈判代表供资料…。有人叫我“黑笔杆”，有人称我“红炮手”。一片赤诚之心，迎来了昭通的“红色政权”。

谁知谭甫仁秉承LB的旨意，大搞“划线站队”，我等竟被当成地里的“山药蛋”，要一窝一窝地挖掉。

1968年初，随云南两派谈判代表进京，在场外提供文字资料。

　　1968年底的一天，我从党校后院出来，走在电影院旁边的西街上，突然冒出两个持枪民兵一把将我抓住捆了起来。定睛一看，一个是大水井伙食团煮饭的陈克正，另一个不认识。

他们都是退伍军人，押着我穿过西街小石桥，去昭通县革委，说人已抓到，感谢配合。然后顺西街上陡街，把我软禁在怀远街粮食局对面的旅社里。就这样，家里不知，朋友不晓，我失去了自由。

在旅社内，老陈直言相告：区上正办学习班，专程派我们来把你带回去，只要你配合，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是呀，出来两年了，是该回去了。只不过万万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去！回想自己两年间，响应领袖的号召，投身于革命，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心怀坦荡，我怕什么！

第二天一早，坐班车去鲁甸，然后走路去大水井。一路在想：到了大水井，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再次成为知青

　　七天的“学习班”结束后，老师当不成了。此时已是1968年底，全国掀起了知青下乡的热潮，我被“顺理成章”地打回原形，与老三届同步，再一次成为知青。不同的是，老三届是胸戴红花，光荣地上山下乡，我则是头戴黑帽，灰头土脸地“二进宫”。

回到痴姑，离开了令人胆寒的“学习班”，顿觉轻松了许多。乡亲们的笑脸相迎，使我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人啊，有时真贱！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后，当初的崇高志向，远大理想，瞬间便化为乌有。此时万念俱灰，什么奢望都没有，只想平静地重操旧业，跟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乡亲们见我和文炳重新归来，有的送来鸡蛋，有的送来白菜，有的送碗连渣闹。他们不懂什么“反J乱J”，也不懂什么“后卫”、“先锋”，只知道是“刘大哥”、“王大哥”又回来了，朴实的乡情令我们热泪直流。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宁而彼不容。安稳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坏消息又来了。

一天中午，生产队长老安悄悄地告诉我，区上今晚要来人，让我们对你开展大批判。我心中一惊，从头凉到脚。他接着说：晚上拿绳子捆你的时候，不会勒紧；你不要紧张，顺着杆爬。

当晚的会，在一间堆放公物的仓库里开。队长和我都来得早，公社来人也到得早。但天黑了多时，仓库里仍空荡荡的。安队长又出去吹了几遍哨子，人们才陆续到来。直到晚上十点左右，安队长才宣布PD会开始。

故意整暗的灯光下，两个民兵“押”我出场。“捆起来！”，喊声虽然严厉，粗绳子却只是松松地套住我的手臂。一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例行祝愿过后，“打倒”，“批臭”的口号声，在烟雾缭绕的会场上空，此起彼伏地飘荡了一阵。大伙哈欠不断，安队长对那位区领导说：我们农村人，批不来，算了吧。那位区领导也是明白人，见此场面，话都不得讲一句，只好叹口气，无可奈何地走了。

他走后，我们拿起笔，开始帮社员记工分。

这场闹剧之后，我本已平静的心，被搅动而荡起了涟漪。我一个年轻伙子，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为何对我不依不饶？ 我一没有打砸抢，二没有违法乱纪，几年来，虔诚地处处紧跟，何罪之有？如今已被整得手揑锄头把了，难道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事后得知，区革委有人对我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学习班上未曾鬼哭狼嚎而耿耿于怀，陈主任迫不得已，才有了生产队的这场闹剧。

　　春节刚过，烽烟再起。不知是谁的主意，又策划了一场正月十五的“元宵江底大游街”。

大水井海拔2400米，江底镇海拔1100米，一个在山顶，一个在谷底。螺旋式的20公里环山公路，连接着两地。

气势磅礴的牛栏江，在江底镇的峡谷中穿过。江上有年代久远的铁索桥和新建不久的公路桥。桥的一边是鲁甸的江底镇，桥的另一边是会泽的梨园公社。

正月十四的中午，二三十个“牛鬼蛇神”，各自带好游街的装备（麻布褂、护肘、护膝、干粮等），到区革委集合。办公室主任夏举雄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地从大水井出发，时而大路时而小路，一路下坡，直奔江底。那阵势，惹得沿途的路人，不断投来好奇吃惊的目光。傍晚时分，走到了江底镇，在桥头空闲的“护桥房”里驻扎下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四周除牛栏江水奔腾咆哮的响声之外，寂静一片。正月十四的月光，已十分明亮。这些牛鬼蛇神，除我们之外，还有各个公社的地、富分子。“死老虎”们早已不会咬人。他们在皎洁的月光下，抽烟的抽烟，说笑的说笑。还有人拿出朴克牌，自寻其乐地玩起了“小二翻身”。

看着他们满无所谓的样子，我不禁触景生情：牌中的小二，容易翻身，现实中的我们，何时才能翻身？

看了一阵，我独自走到无人的江边，遥望着天空，思绪渐渐越过大山，飞回了家乡。想着近段时间的遭遇，深感凄凉！想当初，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鼓动之下，满腔热忱，和文炳、吉全、克伟相约，主动报名前往一无亲戚二无朋友的鲁甸，我们图什么？后来又是满怀赤诚，响应“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积极投身于WHGM，我们又图什么？如今却是这种下场，居然成了“牛鬼蛇神”！

当即下定决心，即使是当农民，也一定要离开鲁甸这个落后龌龊的地方，回到我的家乡，去和我的同学、朋友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男女老少熙熙攘攘的赶街人，从周边各县汇集到江底镇一条窄长的街子上，沿街摆放着带来交易的物品。

时近中午，到了街子最热闹的时候，一阵锣声开路，我们披褂上阵，在江底街上，夸张地、滑稽地、熟练地从桥头爬到桥尾，又从街头爬到街尾。途中叫喊声、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交织不断。

表演结束后，老夏面子大，堵了一辆空货车，把我们拉回大水井，结束了这次“一爬两个县”的荒唐闹剧。

转眼到了1969年的春天，我请了几天假，着手办理调动问题。

中国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即便是知青，想换个地方，也必须经有关领导批准。否则，你就失去了身份，成了“黑人”。

那时的调动，必须这边放，那边收，领导批。恰如打麻将，“三缺一”，照样整不成！

鲁甸调昭通，属跨县调动，需经地区批准。难得“地区再教育办公室”通情达理，爽快地给我开了“同意调动”的公函。

有此公函，我顺利地办完了鲁甸的一切手续，仿佛脱离了苦海般回到昭通。当时那种喜悦，真想登上凤凰山顶高声狂呼：家乡，我回来了！

然而，我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在昭通等待我的，却是更加苦难的日子！

（第一章完，待续）